裕仁天皇又称昭和天皇，对二战期间日本犯下的战争罪行负有直接的责任，然而他非但没有得到应得的惩罚，反而在战后继续在位43年。

20世纪80年代末1月7日，裕仁天皇病逝，日本政府按传统方式为其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数十万日本国民冒雨为其送行，包括中国在内的163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仪式。

日本天皇何以在其国内有如此大的能量？传统上深受中国影响的日本国丧是什么样？中国代表在这样一个有重大政治意味的葬礼上表明了什么态度，裕仁临终前有关中国的感慨又是什么呢？

天皇何以如此

相信不少人听说过，日本号称天皇是“万世一系”，有史可考的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中国的晋代）的仁德天皇，如果算上神话性质的记载，则可以推至公元前。

如果这两千年来真的没有出过什么狸猫换太子之类的事情的话，那这的确可以称之为一个奇迹了。

这可能要归因于日本天皇的宗教属性。

日本传统上信奉所谓的神道教，早在佛教等其他宗教传入前，神道教就在日本本土产生，以天照大神为主的“高天原诸神”神话就是神道教的一部分。

日本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被认为是天照大神孙子的玄孙，他的地位是内嵌在神道教神话里的。

因此就像中国的孔子家族、龙虎山张氏家族一样，不管王朝怎样更迭，只要神道教传统存在，统治体系里就总有天皇家族的一席之地。

另一方面，就像中国最长久的王朝是越活越抽抽的周朝一样，日本天皇在历史上长期的弱势也是它得以万世一系的重要原因。

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天皇家族真正掌握日本国统治权的时期可能不到300年（大致在中国隋唐时期左右），之后的天皇就像春秋战国时的周王一样，对任何想掌权的人不构成阻碍，被军政强人当做传国神器的一部分看管在京都宫中。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殖民舰队开来，给天皇家族的命运带来了转机。

黑船事件发生时，德川幕府的统治本就已经腐朽不堪，加之西方势力的冲击，社会各阶层人人思变，最终在与德川家一直不对付的长州藩、萨摩藩的主导下，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史称“明治维新”。

按说在整个革命的过程中，流血流汗，出力最多的就是长、萨两藩国的“倒幕志士”们，可为什么到最后似乎是以明治天皇为代表的天皇家获利最大呢？

这可能要归因于日本老百姓们的一个奇怪的心理，那就是倾向于认为上层中最顶上的那一位是很慈爱的，是跟平民一条心的，国事都是贪婪的中高层搞坏的。

这样的心理跟神道教传统一结合，再想想自己在幕府将军、大名们治下受的那些苦，幕末的日本百姓很自然的怀念起天皇来，形成了诸如“天皇之下，万民平等”一类的思潮，人们期盼一直被权臣迫害的天照神后裔能够复出。

急需加强自己号召力的倒幕派与看准了翻身机会的明治天皇可以说一拍即合。

并且明治天皇也不是王政复古后就直接大权在握的，“倒幕志士”们并不是昏了头的神道教狂热分子，实际上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那一代元勋们跟明治天皇一直处于一种博弈状态。

例如在伊藤主持制定的制度中，天皇诏令都必须跟相应的主管大臣联署才能下发，首相以及“八大臣”只有辞职而没有被解职一说，重要官员的任免天皇必须咨询枢密院的意见。

而天皇的靠山在于他在民间拥有的巨大威望，这使得伊藤们推行一些政策时选择了利用天皇的名义。

这样的取巧行为让明治天皇巧妙拿捏：你不是不给我的诏令签名吗？你政府的文件我也不给你盖章！

最终这场博弈的胜利天平向天皇或者说天皇家族倾斜，因为天皇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他的权位是世袭的，而元勋权臣们的权位不能世袭，并且在大久保、伊藤这一代元勋有生之年，日本没有形成政党政治。

一边的势力代代积累，一边的势力人走茶凉，此消彼长之下，裕仁即位之后，天皇的权威达到了某种高峰。

葬礼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天皇裕仁在广播中发表了“终战宣言”。这是绝大多数日本平民第一次得知天皇说话是什么声音。

战败前的日本奉行军国主义，与德国希特勒不同，裕仁并不在公众面前激情演讲，绝大多数日本人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裕仁通过这种保持距离的方式维持他的“神性”。

战败后，虽然美国出于种种原因把他包庇下来，但天皇做神的日子肯定是到头儿了。在麦克阿瑟主持修订的和平宪法下，天皇的实权被尽数剥离，天皇家族的特权待遇也大部分被作废。

裕仁深知，无论是做为一个国际上千夫所指的战犯，还是做为一个打了败仗的国王，他都不适合保持之前的“人设”了，他开始塑造“亲民”的形象，走出皇居，到一片废墟的日本各地去视察，摆拍一些尊老爱幼的照片。

在如今的我们看来他这种行为十分可笑，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日本，他这一套居然奏效，很多日本人无视了天皇把他们绑到战车上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开始相信天皇是亲民的，对战争不负主要责任。

就这样裕仁在位直到去世，以63年的在位时长成为天皇之最。

20世纪80年代末1月7日，裕仁因十二指肠癌以及多种疾病去世，消息公开后，对日本社会冲击力相当巨大。

一位备受爱戴的天皇崩御，需要有一场配得上他地位的葬礼，这是当时的日本政府认定的想法。

天皇的葬礼仪式分为两部分：一是“大丧之礼”二是“大丧仪”。

前者是政府举行的官方仪式，包括车队、仪仗队鸣枪放炮、官员讲话等；后者是皇室举行的具有神道教宗教意味的葬礼，遵照古礼进行。

由于在古代日本深受中国影响，因此从大丧仪中可以辨认出一些中国古代帝王葬礼的影子。

1月7日天皇去世后，遗体移驾吹上御所（昭和天皇与香淳皇后生活区，后来的吹上大宫御所）地上一楼的某个房间停灵，是为櫬殿。

1月8日，举行御舟入の儀，即遗体入棺材的仪式。

与中国古代帝王不同，直到天皇去世十天后的1月17日，天皇的陵墓才在预先选定的地点开建，于2月23日完工。

1月21日，举行殯宮拝礼の儀，裕仁的儿子明仁天皇、皇族对先帝行拜礼。

1月24日，举行殯宮一般拝礼の儀，国民在皇宫东庭对先帝行拜礼。

1月31日，举行追号奉告の儀，给先帝上追号（不是谥号），以年号为追号，是为昭和天皇。

在明仁天皇宣读的御诔（悼文）中，称裕仁为“大行天皇”，这也是从中国对逝世皇帝的称谓学来的。

2月21日—2月23日，明仁天皇、皇后在赤坂御所（明仁皇太子时期的居处，现在的东宫御所）接见参加先帝葬礼的外国元首、外国悼问使者。日本政府为举行国葬邀请了各国领导人来参加。

最终有163个国家、27个国际机构派出代表参加，其中元首、总理级别多达55人。

美国、法国、西德、印尼、印度、菲律宾、孟加拉国等国总统，比利时国王，英女王丈夫菲利普亲王，泰国、新加坡、巴基斯坦和韩国的总理等都参加了葬礼。

这163个国家也包括中国。裕仁去世后，中国是否会派代表参加葬礼一度备受国际关注。

我国与日本恢复建交是在1972年，20世纪80年代末时经过两国共同的努力，中日之间已经在贸易、投资、科技、旅游等等方面建立了广泛的合作。

当时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与日本的经济合作对我们相当重要，但众所周知，日本对曾经的侵华历史始终百般扭曲，不愿正视，如果我们也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去参加裕仁的葬礼，那无疑是对国耻的淡忘。

经过一番斟酌，我国派出当时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以“国家主席特使”的身份参加葬礼。

钱其琛此行面对的问题绝不简单。在2月14日，就备受国际关注的战争责任问题，日本首相竹下登在国会答辩时表示，“上次大战是不是侵略，应由历史学家作评价。”

言下之意就是中国说了不算。紧接着内阁法制局长官公然声称，无论从国内法还是国际法上看，裕仁天皇“都没有战争责任”。

2月24日上午，裕仁葬礼的主要部分“斂葬の儀”在东京举行。9点35分，灵车启动开往灵堂所在的新宿御苑，宫内厅乐部奏起哀乐《哀の極》，陆上自卫队鸣炮21发，海上自卫队持枪目送，葬礼车队出发，车队属于国家仪式，共30车，全长约800米。

当天上午有雨，车队开到街上，二十万市民打伞聚集在马路边。期间有两个年轻人高喊“反对天皇制！”并冲击车队，很快被警员制服。

抵达新宿御苑后，皇宫警卫换上传统的“舆丁”服装把灵枢抬上“葱华辇”。

这葱华辇原本是天皇平时出行的轿子，因顶上有葱华形状的装饰得名。因为近代以来有了小汽车，葱华辇就变成天皇葬礼才用的了。

整个抬棺队伍全部穿戴神道教服饰，持黄幡、白幡、日月纛幡、以及各种供品的在前，捧御插鞋的在后，数十舆丁抬着庞大的葱华辇走在中间，缓缓移向葬场殿。

灵枢安置在葬场殿后，先是祭官长、明仁致诔词，皇族成员依序上前行拜礼，然后撤去神道教象征物，首相、众议长、参议长致辞，政府官员以及各国来宾上前行礼。

下午1点40分，灵枢再次被抬上灵车，驶往陵地，进入墓区后，区门被拉上黑布“斂葬の儀”就算结束了。之后的一年里，裕仁生前居住的宫中以及陵地中还要举行一系列祭祀，应该也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

临终的感慨

按计划，葬礼结束后当晚，首相竹下登将在赤坂迎宾馆举行招待会款待各国来宾。然而当天下午，整场仪式中的大忙人竹下登就在百忙之中会见了钱其琛。

竹下登表示中日关系需要保持，两国关系应在1972年中日建交时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发展。

这话听起来没错，可以看出竹下登看重两国的长远利益，但在这个时候提及十几年前签署的联合声明实际上也是在转移话题，谁都知道，现在的重点在于日本承不承认裕仁的罪责。

对此，钱其琛表示，“中日关系友好，是以日本正确对待历史为前提的，在这一方面，中国绝不会让步。”实际上无论是1972年建交时还是天皇葬礼时，这都是我国的一贯态度。

这次会见不欢而散，此后外务大臣宇野宗右又和钱外长会面，就14日竹下登在国会答辩上的发言，他表示当时竹下登表述不完全，日本在当初签署联合声明时就已经对战争的性质有了深刻的认识。

然而整场会谈下来，宇野宗右所言跟竹下登一样，依然是表面让步，实际上试图模糊天皇的罪责。钱其琛以不变应万变，重申立场，将宇野驳回。

见识了中方态度的明确，日本明白了要与中国沟通，坚持“天皇无责”是不可能的。

在越来越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下，2月27日，竹下登在国会对之前的言论做出了修正，承认了日本在二战时期给我国带来的沉痛灾难，同时否定了天皇无罪论的说法。这是中国外交的一次胜利。

1月7日裕仁临终前，不知他是想起了石原莞尔“不扩大对华战事”的忠告，还是想起了陆军“三个月灭亡中华”的叫嚣，他喃喃自语道：“我低估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