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这场战争至少造成了9000余万人员伤亡和5万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战争在1945年画上了句号。二战是由德国、日本、意大利三个法西斯轴心国挑起的，所以如何处置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就成为摆在全世界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1945年4月27日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在逃往德国途中被意大利游击队捕获，次日墨索里尼被枪决后暴尸于米兰广场示众。1945年4月30日下午3点30分左右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在苏联红军即将攻克柏林之际开枪自杀。1945年11月21日至1946年10月1日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对包括纳粹政权二号人物戈林、外长里宾特洛甫等24名主要战犯以及秘密警察、党卫军、冲锋队等集团或组织进行了审判。
24名主要战犯中马丁·鲍曼当时尚未缉拿归案，罗伯特·莱伊在狱中畏罪自杀身亡，克虏伯获准暂不出庭受审，所以实际出庭受审者为21人。21人中戈林、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卡尔滕布鲁纳等11人被判处绞刑；赫斯、埃里希·雷德尔、瓦尔特·冯克3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巴尔杜·冯·席腊赫、阿尔伯特·施佩尔2人被判处20年徒刑；康斯坦丁·冯·纽赖特被判处15年徒刑；卡尔·邓尼茨被判处10年徒刑；其余3人则被免于处罚。
当时尚未缉拿归案的马丁·鲍曼被法庭缺席判处死刑。与此同时德国政治领袖集团、秘密警察和保安勤务处、党卫队、德国内阁、纳粹党冲锋队、参谋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等集团组织被宣布为犯罪组织。1946年10月16日凌晨2点左右10名死囚先后在绞架上结束了罪恶的生命，罪首戈林则在临刑前两小时吞服氰化钾自杀，其余战犯则全部投入狱中服刑。
至此欧洲战场的战犯们基本上都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那么亚洲战场的日本战犯们又是如何处置的呢？1945年8月15日在盟军的持续打击下日本天皇裕仁颁布了投降诏书，8月30日麦克阿瑟率领的美国占领军进驻日本，随即由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印度、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11个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法官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并开始审判日本战犯的战争罪行问题。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及武藤章绞刑。1948年12月23日上述战犯被执行绞刑，此外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东部军管区司令官田中静一等人在审判开始前就畏罪自杀了。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梅津美治郎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东乡茂德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重光葵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除了这些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甲级战犯之外盟国还在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贡、伯力等地对乙、丙级战犯进行了审判，中国也从1945年12月中旬起在一些地方设立了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从1945年底至1947年底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件，经国防部核定判处死刑的案件110件（其中包括对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判处死刑）。
二战结束后一部分日本战犯确实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但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比起对德国战犯的审判是不彻底的。在准备东京审判时苏联曾建议将协助日本政府和军方发动战争的财阀头目与东条英机等人一同审判，但这个建议被首席检察官基南否决了。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坚决主张审判日本天皇裕仁的战争罪行问题，除中国之外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的澳大利亚也坚决主张审判天皇。
战后的德国是由美、苏、英、法四大战胜国分区占领的，而日本实际上则处于美国的单独占领之下，所以美国的态度对审判日本战犯一事就显得至关重要了。麦克阿瑟作为杜鲁门总统任命的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对这一时期的美国对日占领政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也因此以战胜者的姿态被奉为日本的“太上皇”。一开始麦克阿瑟试图通过严惩日本、审判天皇以报复当年自己在菲律宾被日军击败的一箭之仇。
当初麦克阿瑟从菲律宾撤离时曾发誓“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死不瞑目！”然而当他看到之前高喊着“一亿玉碎”口号负隅顽抗的日本军民在天皇的命令下迅速解除了武装，这令他发出了“天皇是胜过20个机械化师团的力量”的感叹，从这时开始他就萌生了利用天皇权威实现对日占领的企图。从1945年9月美军进驻日本到1946年1月这段时间内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收到了1488封信件。
这其中有337封信件与天皇有关，而且绝大多数是要求保留天皇制的。这些信件中充斥着“你们敢动陛下一根指头我就要刺杀麦克阿瑟”，“我们再也忍受不了美国的统治了”等言论。长期的军国主义精神洗脑已使日本人养成了对天皇的绝对效忠。日本人对天皇的忠诚度要远远高于德国人对希特勒的忠诚度：希特勒尽管一度曾是德国人顶礼膜拜的精神领袖，但二战后期德国也曾发生过对希特勒的刺杀事件。
相比之下日本直到投降之时除了极少数的反战同盟成员之外再没一个人意识到日本所遭受的战争灾难恰恰是天皇造成的，直到这时日本人还对天皇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近乎于宗教般的盲目崇拜。二战前的日本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教合一国家：日本的神道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为独特的一种宗教形态，而日本天皇在神道教体系中的地位则更为特殊。天皇在二战前的日本既是国家最高统治者，与此同时也是国民的精神偶像。
绝大多数宗教体系中宗教领袖只是作为凡人和神沟通的使者：基督教、伊斯兰教所遵奉的都是上帝（真主）这样的神。即使是罗马教皇也只是信徒和神之间的使者，但教皇本人依然只是一个凡人。然而在日本神道教的体系中天皇被视为日本的创世神明天照大神的后代，也就是说在日本神道教的信仰体系中天皇本身就被视为神。中国古代的皇帝自称天子，然而日本直接就自称天皇了。
天子作为天的儿子还得受命于天，而天皇本身就是作为天在人间的象征。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语境中天命是可以转移的，所以天子也就是可以被取代的。然而日本天皇作为被国民崇拜的神格化象征却是不能被取代的，所以日本有史以来就没人敢像楚霸王项羽一样喊出一句“彼可取而代之”。日本历史上曾有长达七百余年的时间是由幕府将军掌握国家实权的，然而历代将军没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行废立之事。
明治维新以后延续七百余年的幕府政治被推翻，而随着近代天皇制的确立使天皇的权威进一步膨胀。1889年颁布的亚洲第一部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条就写着：”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日本的学校从小就给孩子们灌输所谓的皇国史观：每当举行各种庆祝典礼时全体师生必须面向天皇“御影”行最敬礼，然后由校长奉读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在这一过程中全体师生必须低头聆听。
1945年麦克阿瑟登陆日本时见识到了这种从小精神洗脑的巨大威力。他看到本来高喊着一亿玉碎的口号准备负隅顽抗到底的日军在天皇的命令下迅速解除了武装，他本以为自己的士兵会遭到各种暗算和袭击，结果却是日军士兵列队欢迎他们的到来，这一刻他敏锐地意识到天皇是美国实现对日占领的绝佳工具，他甚至发出了“天皇是胜过20个机械化师团的力量”这样的感叹。
战后美国占领当局有不少人建议：应当叫天皇前来朝见已展示美国占领军在日本的无上权威。然而麦克阿瑟在深思熟虑后表示应当耐心等待天皇主动请求接见。事实上正如麦克阿瑟所分析的那样：不久天皇就主要要求同麦克阿瑟会面。关于这次会面的谈话内容双方都严格保密，因此始终不为外界所知。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确定的是：这时美国已初步确立了保留天皇制并利用天皇作为实现自己对日占领的工具。
美国占领当局需要按自身意图对天皇制进行改造：1946年元旦裕仁在美军的压力下发布《人格宣言》，第一次向全体国民申明自己是人而不是神，从而破除了关于天皇是“现人神”的迷信。两周后的1月18日美军的机关报《星条报》在头版头条赫然刊登了一篇题为《他才是真正的日本天皇》的爆炸性图片新闻：照片中的男子身穿印有十六瓣菊花徽章的和服，站在同样印有大型菊花徽章的帷幕前宣称自己才是“正统的天皇”。
此人名叫熊泽宽道，他宣称自己是南朝天皇的直系后裔。原来日本历史上曾有过一个南北朝时代，后来北朝统一了南朝，于是此后历代天皇均出自北朝世系，裕仁自然也不例外。南北朝时代早已过去五百余年，此时熊泽宽道又跳出来自称南朝天皇后裔并指责作为篡位者的北朝皇族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元凶。继熊泽宽道之后日本各地又陆续涌现出爱知县的外村天皇和三浦天皇、鹿儿岛县的长滨天皇、新鸟县的佐渡天皇……
事实上此时日本涌现出这么多天皇在相当程度上有美国占领当局的运作，这其实是在告诉裕仁：必须配合美国的占领政策，否则美国完全可以找到替代他的统治工具。1946年2月麦克阿瑟精心策划了一次日本天皇巡游全国的活动，试图以此了解天皇在日本国民心中的地位，事实上这次巡游活动的结果将确定裕仁的命运——如果裕仁在这次巡游中不能收获人心就证明他不适合作为美国对日占领的工具。
如果裕仁对美国没有利用价值，那么他就会被送上远东军事法庭，北朝皇位将就此由南朝皇族的后裔取代。结果在这次巡游过程中裕仁在所到各处都受到日本国民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美国占领当局授意日本媒体进行了一次舆论测试，结果有91%的受访者支持保留天皇制。这就更坚定了美国庇护裕仁、保留天皇制的决心。美国随即联络英、法、苏等国要求不对裕仁提出诉讼。
美国一方面说服同盟国不对裕仁提出诉讼，另一方面也想方设法让日本人统一口径。在这一过程中麦克阿瑟的重要谋士邦纳·费勒斯显示了自身的作用：早在1943年11月费勒斯就作为战略情报局的宣传专家来到菲律宾从事对日宣传工作。麦克阿瑟的军队在他的帮助下对日军俘虏实行了崭新的教育模式：天皇热爱和平，但军国主义分子背叛了天皇，所以只有帮助美国把日本军部打倒才能保全天皇。
这种宣传教育模式尽管与事实不符，却恰恰迎合了日本大多数中下层士兵的“清君侧”思维，从而促使很多日军俘虏转而帮助美军窃取了不少军事情报。费勒斯来到日本后在其撰写的日本战后民主改造报告中特别强调了维护天皇制存在的重要性。1945年9月到1946年3月费勒斯对40多名日本高官进行私下传唤。在这一过程中他要求相关人士为帮助天皇逃脱审判而统一口径。
日本陆军省、海军省的官员们在费勒斯的授意下销毁了一切可能涉及到天皇战争责任的文件，还让战前的陆海军高官们在模拟的法庭审讯过程中统一口径。最终各具体部队的战争罪、反人类罪被归咎于当地指挥官，而天皇作为日本最高统治者的战争责任问题则被有意识回避了。以裕仁为代表的沾满亚洲人民鲜血的日本皇族就此逃脱了战争罪行的审判。
随着美苏冷战的形势日益明显使美国的对日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决定使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遏制战略对手的桥头堡，所以美国对日本的态度逐渐由打压转变为扶持。在由美国主导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过程中得到庇护的不只是日本皇族：侵华战争中参与过731部队的不少日本人就得到了美国的庇护。事实上731部队的实验数据最后是被美国人得到了，而在朝鲜战争中美军就曾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过细菌战攻击。
战后很多参与过731部队的日本人在美国的庇护下移民美国：美国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给予他们丰厚的待遇，最终这些人以医学教授的身份在美国安享晚年。正是美国的有意识庇护使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远不及对德国战犯的审判那么彻底。针对纳粹德国战犯的纽伦堡审判不仅是一次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公正审判，而且对德国人民也起到了有益的教育。
德国通过对战犯的彻底审判肃清了军国主义遗毒：1970年12月7日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后突然自发下跪为在纳粹德国侵略期间被杀害的死难者默哀。多年来德国政府不仅认真履行着对战争受害者的赔偿责任，还配合以色列抓捕了艾希曼等漏网的纳粹战犯。德国企业也为二战期间奴役劳工的行为承担着赔偿责任。
希特勒死后德国人没把所有罪责推到他一人身上，而是主动承担起了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德国对战争责任的深刻反思使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谅解：如今重新被国际社会接纳认可的德国已成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主导者。相比之下日本在面对自己的战争责任问题时态度始终是暧昧的，所以至今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依然处于一种较为纠结的状态。德国和日本同为二战的战败国和加害国，可在对战争责任的反思上却是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