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北京一位两鬓斑白的扫地大妈，向国家捐款24亿的新闻轰动全国。要知道，在贫困的90年代，人均工资只有几十块钱。一个普通的做着扫地工作谋生的环卫工人，怎么会拥有如此巨额的财富？她又为何决定将这笔巨款上交给国家。

这位扫地大妈，在豪捐时曾抹着眼泪说道：“我们是国家的罪人啊！我来替我的丈夫赎罪。”

老人本名耿维馥，曾用名赵碧琰，她隐形埋名多年不愿提及的辛秘往事，也随着这次捐款公之于众。

一、结为夫妻

出生于民国期间的耿碧琰不同于一般的老百姓。她的父亲是沈阳有名的富商，作为家里备受疼爱的小女儿，耿碧琰从小十指不沾阳春，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小姐”。

在一次平常的社交聚会中，耿碧琰命运般的见到了那个名叫赵欣伯的青年。

赵家是世代经商的名门望族，几乎掌握着沈阳当地所有的丝绸生意，实力和耿家不相上下。而赵欣伯不同于圈内骄奢淫逸的富二代们，年纪轻轻却阅历丰富。

不仅入宫当过清王朝的禁卫军。还进入了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接受过最新的西式教育，是出了名的青年才俊。

当耿维馥见到赵欣伯后，只一眼，心跳便漏了半拍。

然而赵欣伯已经有了妻子。

在辛亥革命后，赵欣伯曾混迹在北京的剧团里面担任旦角演员，邂逅了一位名叫王碧琰的女子。王碧琰曾是一名青楼女子，后来又成为了某位权贵的妾室。她对赵欣伯戏台上的扮相一见倾心。而赵欣伯也完全不介意对方的身份，不顾家人反对明媒正娶了对方，两人伉俪情深，十分恩爱。

耿维馥即使如何倾心赵欣伯，也只能将自己的少女心思埋于心底。

不料，赵欣伯的妻子王碧琰生子时难产，不幸身亡。赵欣伯伤心痛绝的将医院告上法庭，最终医院胜诉。

赵家开始给儿子物色新的儿媳，家世相近的耿维馥也在范围内。

这桩婚事，耿维馥自然是愿意的。但是赵欣伯向她提出了两个匪夷所思的要求。一个是：结婚以后，耿维馥需要改姓，随夫姓赵。那个年代男尊女卑、妇嫁随夫的思想还很牢固，耿维馥没做多想便答应了。

但随后，赵欣伯又提出了一个让耿维馥多年如鲠在喉的要求。他让耿维馥改名，叫赵碧琰。

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赵欣伯是让耿维馥做前妻的“替身”。

骄傲的大小姐哪能受得了这样的折辱，哭闹了几次，赵欣伯始终不为所动。

一面是可以与心上人厮守终身，一面是自己的尊严，耿维馥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想着只要陪在他身边就好。之后，两人顺利结婚。

从此世上再无耿维馥，只有赵欣伯身边柔弱的妻子赵碧琰。

二、走上不归路

赵欣伯在北京文明新剧团出演旦角时，敏锐机警的他，已经意识到清王朝已是夕阳晚照，便悄悄的加入了国民党地下组织。随后，他又作为国民党重要成员参加了二次革命。

革命失败后，赵欣伯仓皇逃往大连，改名刘笑痴，给移居在中国的日本人当中文教师。

当时的中国，内部局势动荡，外部列强环伺。而同样作为亚洲国家，日本却在明治维新之后国力强盛，在诸多外交事宜上都敢于和西方势力直接叫板，隐隐有“东方霸主”之势。在大连担任中文教师的经历，让赵欣伯对当时的中日差距有个更清晰的认识。

1915年，赵欣伯带着第二任妻子赵碧琰前往日本明治大学进修。在日本，赵欣伯展现出了在学习方面的惊人才能。几年后，他便顺利拿到了东京大学法学的博士学位。这在中国前往日本的留学生中，还是第一人。

但是，赵欣伯并没有把他的才华智慧用于正途，而是用于投机逢迎。

赵欣伯先是进入日本陆军担任中文讲师，随后又不断结交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等日本少壮派军官。在这些朋友的熏陶之下，赵欣伯泥潭深陷，开始走向背叛祖国的不归路。

1926年前后，日本开始觊觎我的东北地区的肥沃土地，但是盘踞在此的东北军阀张作霖，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而赵欣伯正是在这个时候，被日本军官本庄繁引荐为张作霖的法律顾问。

赵欣伯一边帮着日军试探张作霖，一边利用职务之便周旋敛财，收受贿赂。

然后还不忘挑拨东北军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关系，甚至宣布东北自治，激得蒋介石大怒，扬言要进攻东北。

九一八事变时，日军从朝鲜长驱直入，张学良带领下的东北军孤立无援，只好仓皇撤离。而此前赵欣伯的“出色”表现已经得到了日本军方的高度认可。

三、沦为“汉奸头目”

此时的日军，还需要为自己大肆侵占中国领土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为了进一步博取日军的信任，赵欣伯冥思苦想后，向日方提出可以把溥仪重新推上皇帝的位置，建一个由日本人真正掌权的“满洲国”。

赵欣伯还向犹豫不决的溥仪送去装有炸弹的水果篮以示恐吓，日本军方对此当然是喜闻乐见。

赵欣伯作为“满洲国”计划的提出者和重要推动者，在日本军方越来越有实权，先是顺利当上了沈阳市的伪市长，后来又出任最高法院东北分院院长等要职，在东北地区大有“一手遮天”的架势。

赵欣伯沦为东北地区最大的汉奸头目，肆意张狂的搜刮民脂民膏。而末代皇帝溥仪想要借助日本人的扶持恢复清王朝，赵欣伯作为日本军方在东北的重要人员，自然成为了他的重要贿赂对象。

凭着左右逢源的“能力”，赵欣伯很快就积累下了巨额的财富。但他并没有沉浸在这笔来路不正巨额财富的喜悦里。

他开始悄悄布局，在日本购买了大量的房产地契，以此来转移财产。

四、迎来清算

果然，他先等来的是日军的“卸磨杀驴”。

1937年9月，赵欣伯因涉嫌贪污被迫辞去职务。

随后，赵欣伯和家人一同被遣送到了日本。而赵欣伯此前在日本置办好的资产就此派上了用场。官场失意，商场得意。赵欣伯不愧是高材生，凭着这些资产，他在房产和珠宝黄金等行业发力。几年后，资产连续翻了好几轮，足足达到了几十亿身家。为了避免日后购置的大量地产惹出麻烦，赵欣伯在所有地契上全都签署的是妻子赵碧琰的名字。

在日本生活5年后，赵欣伯突然收到了日本的军方的调令，他把资产委托日本一位名叫玲木弥之助的朋友代为管理。随后回到中国北平，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法律顾问一职。

此时的日本在二战中越来越处于下风。果然没过几年，日本正式宣告投降。赵欣伯因“汉奸罪”被国民党北平市当局逮捕。没过几年，听闻传讯的他自知罪孽深重，急火攻心猝死在看守所中。

五、20年讨债之旅

赵欣伯毙命后，跟着他多年的赵碧琰这才如梦初醒。为了避开周围人的唾弃，赵碧琰改回自己的本名耿维馥。遣散家里的佣人，烧掉赵欣伯的所有东西包括在日本田产地契的凭证，找了一个北京安静偏僻的地方开始生活。

为了养活孩子们，她还找了份清洁工的工作，岁月的摧残之下，她的身上也再也找不到一丝曾经的大小姐和富太太的痕迹。

直到1963年的冬天，一辆小轿车停在了耿维馥所居住的四合院门口。

车上下来三个领导干部模样的人，问刚刚卖菜回来的耿维馥，“你是不是赵碧琰？”

赵碧琰心中警铃大作，难道是清算的人找上门来了。

对方看出了赵碧琰的紧张，微笑的安慰道：“我们是来和你商量，如何处理你丈夫赵欣伯在东京留下的巨额财产的。”

而这三个人，都是中国驻日本侨办的工作人员。

原来，赵欣伯身亡之后，妻子赵碧琰又销声匿迹，而赵欣伯在东京的财产地契已经膨胀到了价值30亿元。面对这样巨额的财富，委托人玲木弥之助也忍不住动起了歪心思，他甚至声称赵碧琰已经身亡，并伪造了赵碧琰的遗嘱，称全部财产已经交给自己处置。

而在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香港等地不断有人冒出，自称是赵碧琰本人或她的儿子，妄图冒领这笔巨额的财富。

甚至有人伪造了赵欣伯的证件，到驻日本的华侨总会求助，这一事件引起了国家侨办主任廖承志的重视。赵欣伯是汉奸，但是赵碧琰可还是中国公民。

为了核实信息，中国驻日侨办廖承志等一行工作人员几经辗转，终于在一个老旧的四合院里，找到真正的赵碧琰本人，也就是如今的耿维馥。

事情已经过去多年，加上耿维馥当年已经将地契焚毁，追讨财务具有一定的难度。驻日侨办先是帮助耿维馥改回了曾用名“赵碧琰”，并在北京市公证处办理了公证材料，又聘请了日本律师黑田寿男和小川休卫代替赵碧琰在日本起诉。

由于是跨国案件，加上玲木弥之助伪造的遗嘱，和诸多的冒牌货。这起跨国财产案推进起来难度重重，加上赵碧琰本人对于丈夫的身份内心敏感，在庭审上不愿说出实情。案件一直搁置了10余年。

直到1979年11月， 根据国家指令，国内当时最优秀的律师傅志人，被指派担任赵碧琰跨国财产纠纷案的律师。

历时8个月，傅志人跑遍北京、长春、沈阳等城市，找到赵欣伯曾经的下属、赵家曾经的女佣、裁缝等等人取得了19份证词；以及当年政府对赵欣伯一家倒卖财产的刑事判决，由此组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条。

1984年9月7日，皇天不负有心人，东京法庭做出判决，这笔巨额财产终于回归到赵碧琰的名下。

六、捐献24亿给国家

这一年，耿维馥老人已经有79岁高龄了。拿到巨额财产的她回想生平种种,老泪纵横。

中秋节当晚，老人将全家人叫来，终于道出了自己大半生的跌宕起伏。丈夫赵欣伯的深重罪孽在前，而国家不计前嫌、不求回报的帮助在后。在子孙们震惊的眼光中，耿维馥最终宣布，将30亿财产中的24亿上交给国库，其余的6亿用来资助东北地区的教育和医疗的事业，全家无一人出言反对。

耿维馥捐款24亿的消息轰动一时，多家媒体都进行了大量报道。而这笔巨额财富，也为新中国的早期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耿维馥的深明大义，获得了海内外华侨的一致敬佩。而她终于摘掉了“汉奸妻子”的帽子，得到了国家的照顾，安享晚年。

1989年6月，赵碧琰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