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从2013年9月份提出至今已有近5年的时间，从顶层设计到项目落实，各方的参与思路也逐渐明晰。6月15日上午，国内外各参与方在陆家嘴论坛上就机遇和挑战进行了讨论。

谈及“一带一路”的倡议对宏观方面的影响，中国银联董事长葛华勇表示，可以探寻一条经济增长之路，可以比较有效地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一带一路”倡议会开创出一条国际合作的新型之路。

但是当前，金融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仍存在短板。各界的关注点更多在于金融的支持应该更多元化和可持续性，以及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存在的盲目竞争等问题如何化解。

“一带一路”建设显效

在“一带一路”的机遇下，金融机构、企业等各方均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

上海证券交易所(下称“上证所”)总经理蒋锋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目前上证所开展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加强与沿线国家资本市场的交流，从2015年至今，上证所与沿线八家交易所或金融中心，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和战略合作协议；二是开展与沿线国家交易所深度合作，上证所先后完成联合入股巴基斯坦交易所，参股阿斯塔纳交易所，联合入股达卡证券交易所，进一步促进交易所间的实质性、务实性合作；第三方面是推动沿线国家企业在上证所发行熊猫债券，拓宽沿线国家优质资源融资，打造“一带一路”债券融资资质。

蒋锋表示，去年上证所发布了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愿景和行动计划，明确深化交易所合作机制，推进资本市场交流合作，提升投融资服务水平和强化信息与技术合作，一方面弥补“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同时建立相关各方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机制性安排，打造“一带一路”利益和命运共同体。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交易中心主席Kairat Kelimbetov表示，与上证所是战略合作伙伴，“我们也在考虑如何建立中亚地区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包括提供一些以人民币计价的融资产品。另外，哈萨克斯坦政府也在考虑是不是可以发行一些人民币的熊猫债券等”。

“‘一带一路’国家一定是我们的重点，因为这不仅仅和我们中国有着多方面的联系，这些国家也更需要转接支付和电子支付的基础设施建设。”葛华勇表示，近年来，中国银联在“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了四个方面业务发展：第一完成受理，已有50个“一带一路”国家可以实现银联卡的受理；第二是发卡，在这些国家已经实现发卡2500万张；第三，技术标准逐步走出去；第四，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国家建设当地转接网络。

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则表示，现在已在56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展1400多个项目，贷款余额超过7800亿人民币。

对于沿线国家来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也一定程度上对沿线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改善。

据Kairat Kelimbetov介绍，哈萨克斯坦在“一带一路”项目当中，建设了很多铁路；丝绸之路基金也进入到该国，其中较多金融机构来自上海；不仅开展传统的金融领域，比如资本市场、私有银行资产管理方面的合作，还可以开展互联网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方面的合作。

“当然也有金融风险，在预防风险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新的尝试，建立合适的法律以及监管框架。为此我们打造了一个新的辖区，在哈萨克斯坦也建立了两个体制，其中一个部分可以保护国际投资者。”Kairat Kelimbetov称。

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金融服务监管局首席执行官Richard TENG表示，“我们有一个主权基金，在’一带一路’方面，有很多很好的合作，比如说基于双边非常好的关系，继续发展“一带一路”项目。”

“关注一带一路，因为可以惠及各种各样的项目，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新加坡星展银行的主席Piyush Gupta同时称，第二个理由则是出现了一些非常大的标志性项目，这些标志性项目如果没有“一带一路”倡议不可能出现；第三个理由是一些地方中介机构也充满机遇。

资金如何提供长期支持？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长期建设，大部分项目涉及到公用事业、能源、交通、航运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项目资金需求巨大，且需要长期资金支持。那么，资金如何长期、可持续地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胡晓炼根据实践经验分析称，“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而金融支持应该是多种来源（沿线国家参与）、多条渠道（既有国内金融机构，也有国际金融组织）、多个方式（各种类型的基金、贷款、债券融资等）、多个层面的（既有国家层面的援助资金，也有政策性的资金供给，还有商业性的资金）。

“融资一定要多渠道。”葛华勇赞同上述观点的同时称，仅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方面，“一带一路”国家每年就有600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还不包括其他的项目。“目前来看，在资金方面，一方面是总量差距比较大，期限也不搭配。政府间的贷款数量不够，短期解决不了问题。同时，还存在汇率的问题，因为“一带一路”很多国家都有当地的货币，货币不能自由兑换，或者说还有一些资本管制，当地的货币波动比较大，有一定的汇率风险。”葛华勇说。

Piyush Gupta也表示，比如说在沿线国家中，有41个国家没有投资评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很大的财政赤字，有很高的外债或者本地货币的债券，就很难在这种情况下获得更多融资。在Piyush Gupta看来，应该有一个更加深层的债券市场，无论是结构性产品、项目债券等等，项目要可持续才可以发项目债，不过首先要保证这些项目是经济可行的，才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融到资。

除了金融层面以外，“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当中，企业要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胡晓炼表示，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作为一个直接投资的主体，企业投资不仅仅可带来资金，更重要的是可以带技术、带设备、带品牌，也可以带市场，“企业进来以后，可以把贸易投资大力地发展起来”。

不过，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有些企业缺乏协调，也存在盲目竞争的问题。对此，葛华勇提出建议称，第一，是不是在政府层面或者国家层面，能够有一个牵头的协调机制，“因为企业单方面走出去，有时候并不了解对方市场，有一个政府部门或者一个大的开发机构牵头，可以把顶层设计搞好，可以把项目对接搞好，企业再走出去，不然企业盲目走出去以后，会形成相互竞价，或者不了解当地的市场，不了解当地的汇率风险”；第二，有能力可以尝试做海外的产业基金，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胡晓炼也提出要信息共享，除了国家层面外，“作为金融机构来说，不但给企业提供融资，还要做深度的国别研究，把这个国家的基本情况、经济情况、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以及市场、行业各个方面的情况，提供给企业，让企业了解。这样可以让企业在开展业务的时候减少盲目性”。

“我觉得更可行的方法是建立国际管辖联盟，或者说国际仲裁机构，出现争议可以由国际仲裁院仲裁，可以增加各方投资者的信心。也可以设立“一带一路”沿线的仲裁中心。”Piyush Gupta称。

“从全局的角度看，只有建立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支持’一带一路’，这样才能确保’一带一路’有可持续性。”Richard Teng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