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区域经济合作中心主任张建平。受访者供图
今年一季度，东南亚经济体快速复苏，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出口表现亮眼，这引发了国人的焦虑情绪——越南、印度是否会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围绕这一公众关注的话题，新京报贝壳财经采访了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区域经济合作中心主任张建平。
在张建平看来，现在越南出口的亮眼表现不是偶然的。不过，目前越南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领域，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看，越南和印度都难以取代中国变成新的世界工厂。”
虽然不必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忧虑，但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向越南等东南亚地区转移的现象引发关注。对此，张建平认为，基于商业和生产要素成本考虑的产业转移非常正常，符合当前我们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和实施双循环战略的需要。
还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疫情暴发后，欧美等发达国家呼吁制造业回流的声音高涨。如今来看，制造业回流欧美发达国家的情况如何？张建平表示，政治性的产业转移违背了经济规律，只能是徒劳的，目前看美国的很多制造业企业并没有回流。
对于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发展，张建平建议，在保持制造业规模稳定的基础之上，我们要通过加大自主创新。同时从维持就业的角度，还需要保持一部分低端产业在国内。此外，对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他建议，中西部地区还要有开放和强烈的市场经济意识，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越南的制造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领域、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新京报：越南一季度货物贸易总额为1767.5亿美元，同比增长为14.3%。如何看待今年以来越南出口的亮眼表现？
张建平：现在越南出口的亮眼表现不是偶然的。在疫情之前，特别是在2018年、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的过程中，越南就已经变成了明星国家。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为规避美国加征给中国的关税，有一些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到越南去投资办厂，通过在越南拥有附加值之后，再出口到美国市场或者其他国家。
同时，越南自身也有比较优势。越南有人口红利——越南拥有上亿的人口，越南现在的人均GDP大概只有3700多美元，劳动力价格比较便宜，同时在东南亚半岛的国家中，越南的劳动生产率相对高一点。所以，越南学习借鉴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发展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为主导模式，充分发挥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此外，越南还有区位优势，可以利用与中国、其他国家便利的交通运输。同时越南经济还受益于东盟国家对外高度的开放，越南的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比较高。在这些有利因素的作用下，现在越南正处于工业化大发展时期。
从短期因素看，去年受疫情影响，越南关闭和停工了很多工厂。但目前越南的疫情已经过去，全面进入到复工复产的状态，加上当前全球需求强劲，这就有力地带动了越南的外贸增长。
新京报：当前越南制造业发展现状如何，其竞争力如何，越南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角色是怎样的？
张建平：目前越南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领域，而且越南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技术水平和中国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从越南的制造业增加值看，越南制造业也正处在爬坡阶段，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这个大盘子当中，越南制造业的占比是个位数。但是目前中国在全球产业增加值当中已经占到30%以上，而且中国是拥有全产业体系的国家，越南不是。在全球价值链的这个分工环节当中，中国目前和一些金砖国家处在中低端环节，但是中国有一部分产业已经是跻身到了中高端，而现在越南基本上都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所以，如果说目前越南对中国构成一定竞争的产业，主要是集中在以三来一补为代表的加工贸易、劳动密集型产业。当前越南生产的箱包鞋类、纺织服装等商品在全球市场的占比在提高，但也只是对中国的一些低端的代工企业构成了竞争。在对技术含量和加工精度要求高的行业，越南的生产能力还有很大的欠缺。比如说，我们广东生产变形金刚玩具组件的企业把工厂设到越南之后发现，生产的变形金刚被欧美国家退货。后来，这家广东企业发现，是因为越南的机床加工精度不够，还有操作机床的工人的技术水平也不够。无奈之下，企业只能把生产变形金刚生产线又挪回了广东。
“越南和印度难以取代中国变成新的世界工厂”
新京报：自19世纪以来，“世界工厂”的头衔也多次易主。很多国人还担心，越南和印度是否会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和全球供应链核心？越南和印度想要成为新的“世界工厂”，面临哪些挑战？
张建平：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看，越南和印度都难以取代中国变成新的世界工厂。
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是建立在中国本来就有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的基础上，再通过改革开放承接海外转移过来的产业。在联合国细分的产业门类中，目前中国拥有99.99%的细分产业门类。在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中，上下游需要的产业关联配套都可以找到，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而从越南和印度看，它们的产业体系都非常不完备。特别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原材料工业、基础工业发挥重要的支持作用，但越南和印度都在这方面存在欠缺。以纺织品为例，越南的纺织品工业依赖的棉纱、布料等都需要从中国大量进口。2021年越南累计从中国进口1099亿美元，同期，越南对中国出口559亿美元，中国对越南贸易顺差高达540亿美元，2021年的中印贸易额1256亿美元，中国对印度的贸易顺差高达690亿美元。
此外，国土空间、人口、基础设施等也制约着越南制造业的发展和水平提升。越南的国土面积和人口相当于广东省的空间和人口，越南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劳动力接受培训的程度和中国比还有较大的差距，缺乏制造业发展需要的人才。从基础设施看，越南的铁路系统、公路系统、互联网基础设施还不完善，要想完善这些基础设施非一日之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从印度的情况看，虽然印度的人口和中国相当，但是也有多个因素制约着印度制造：首先，印度的基建欠账太多，直至2012年印度才在全国建成第一条高速公路。到目前为止，印度高速公路的里程非常有限。而且，印度的公路、铁路运输的效率很低，交通运输需要的电力保障有待提高。另外，印度的行政效率特别低下也让印度的基建改善效率特别低。第二，在营商环境方面，地方政府经常对外资不讲信用。无论是日韩企业还是中资企业都遭遇过这样的情形。第三，印度的土地是农民私有，建设工厂、大型基建项目使用土地需要得到90%的农民签字同意，这也大大制约了印度工业化的发展速度，也注定了印度的工业化快不了。莫迪曾经希望通过修改立法，把它降到70%，但是没有成功。
“基于商业考虑的产业转移非常正常，符合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
新京报：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向越南等东南亚地区转移的现象引发关注。这些产业转移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目前看中国的制造业产业转移大概是一种什么程度，整体看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外迁的风险有多大？
张建平：一般来说，基于商业考虑的产业链转移是正常现象。在历史上，从英国是第一个全球制造业中心，之后德国、法国制造业崛起，美国变成新的全球制造业中心，再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成为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逐渐地承接产业转移，变成新的全球制造业中心。但是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它有两个比较独特之处：一个是中国具有全产业体系和全产业链，这跟过去的这些国家有所不同。一个是中国的人口规模庞大，同时具有高中低端的劳动力。目前，中国庞大的中低端劳动力仍然需要制造业来提供就业岗位。
正常的商业性的产业转移的发生，往往伴随着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综合的制造成本的上升，包括劳动力的成本、研发成本、土地成本、融资成本、税费的负担等等。企业家自己会算账，如果企业的投入和产出无法持续下去，有些产业就得离开，就去找更便宜的地方。所以，在过去全球产业转移的过程当中，制造业转移的一个显著趋势就是从发达比较发达的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来转移。在中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随着现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地攀升，同时劳动力人口在减少，在长三角珠三角，一个纺织工人一天的工资得三四百块人民币，而且是老板求工人去工厂干活儿。但在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在东南半岛的这些国家，可能工人月工资一、两千人民币就够了。所以，在最近这十多年当中，随着咱们国家也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我们有很多制造企业已经开始走向以东南亚国家为代表的很多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在亚非拉的一些国家，我们主要是进行绿地投资，以及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而在欧美地区，我们主要投资并购一些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和服务型的企业。总之，一句话就是，基于商业考虑的、基于生产要素成本考虑的这种产业转移和对外投资是非常正常，它符合我们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也符合我们实施双循环战略的需要。
同时根据我们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当我们把一些中低端的产业有序渐进转出的过程中，我们自身也在通过自主创新培育自主品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来培育我们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另外呢，我们通过吸收利用外资，会集中在这个高附加值的产业。以三星为例，过去三星在中国的工厂是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代加工工厂，目前这部分企业已经转移到了越南。但是，三星最新在中国西安投资了100亿美元的芯片项目。三星这个典型案例可以说明，很多外资也在适应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从过去投资中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转型。
“政治性的产业转移是徒劳的，美国的很多制造业企业并没有回流 ”
新京报：在2020年疫情刚暴发时，欧美等发达国家呼吁制造业回流的声音高涨。当时很多人在讨论疫情是否会加速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如今来看，制造业回流欧美发达国家的情况如何？
张建平：其实欧洲国家并没有提“再工业化”，现在欧洲国家比较享受它们目前高度的服务化和技术化的状态。而且目前欧洲国家主要通过绿色行政来追求低碳、绿色经济。
“再工业化”主要由美国提出，因为美国国内的劳工成本非常高，工会也非常强势，所以很多美国的制造业企业大量离开，这导致了美国国内蓝领工人失业的问题非常严重，中西部地区出现了铁锈地带，这也进而导致了美国国内严重的社会撕裂、贫富差距的拉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奥巴马提出“再工业化”，特朗普提出中美脱钩，目前拜登加大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力度，其实并没有让很多美国的制造业企业重新回到美国去。所以呢，一个企业或者产业是不是会回到美国去，取决于综合的制造成本、营商成本等，是由企业家去算账。所以，政治家出于一些主观的动机，希望去推动一些政治性的产业转移，在我看来，是比较徒劳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经过了三届美国总统的努力和挣扎，目前美国制造业占美国GDP的比重已经持续走低，跌到了11%以下，相对应地，美国制造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在美国所有的非农就业当中的占比也在不断走低，创出历史的新高。现在美国的年轻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不愿意在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上去就业。比如说，特朗普让郭台铭到美国去投资，郭台铭也很头痛，遇到招工难的问题。新加坡在美国投资的企业也早就抱怨过，说招工难是最令人头疼的问题，也是最没有保障的问题。
2020年，我在一个研讨会上，讨论美国提出脱钩断链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出了一对概念——商业性的产业转移和政治性的产业转移。其中，政治性的产业转移指的是在一些政客的人为的主导和引领之下，去有意识地推进产业转移，但这违背了经济规律，是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应该说政治性的产业转移成功的机会并不高。
“在保持制造业规模稳定基础上加大自主创新”
新京报：从当前国际形势看，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前有猛虎、后有追兵的现实——一方面，越南、印度、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在加速崛起。另一方面，欧美等国提出再工业化。面对这一现实，中国制造业如何应对？
张建平：首先，我们要对中国制造以及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和全球价值链的核心位置要有信心。目前我们是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当中占比最高的国家，也是产业体系最完善的国家，高中低端的产业都具备。我们目前也明确提出，要保持我们制造业的竞争力，把我们的制造大国变成制造强国。我们制造业在整个经济体系当中的占比目前在27%多一点这个比例，如果我们能够保持住这个比例一段时期，有利于维持我们制造业竞争力的综合优势。
第二，在保持制造业规模稳定的基础之上，我们要通过加大自主创新，加大研发投入的力度，鼓励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特别是要通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相结合，通过传统产业加互联网使得中国的制造业走向高端化、智能化，装备水平能够得以不断提升，进而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努力使我们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转移。
第三，即使中国的自主品牌能够得到大发展，并且制造业拥有竞争力，但从维持就业的角度，我们同时还需要保持一部分代工和组装这样的低端产业在国内，发挥我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当然我们这些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也有转型升级的机遇。比如，我们过去可能代工纺织服装产业比较多，但是在今后，我们可以发挥海南自贸港和多个自贸试验区的平台功能，更多地去代工一些附加值较高、技术含量更高的业务，比如维修飞机、维修轮船等。
“中西部地区还要有开放意识、要有强烈的市场经济意识”
新京报：根据“十四五”规划纲要，我国将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引导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国内，强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建设。今年4月，工信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的指导意见》。和越南、印度、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吸引力和竞争力如何？中西部地区是否有能力承接产业转移？对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链转移，您的建议是什么？
张建平：目前国家鼓励东部地区的一些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也鼓励外资投向我们的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我们已经把它确立为中国先进制造业中心。所以，就是随着中西部地区开放力度不断地扩大，特别是有些中西部的省份已经建有自贸试验区的平台，通过融入一带一路，目前很多中西部的省份在吸收利用外资、加快承接国内外的产业转移方面，有了非常显著的进步，也获得了很大的增长空间。
如果这个方面的工作做得好，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我们制造业的规模和就业，另一方面也能够让我们的区域发展更加协调和均衡，能够朝着“十四五”规划所制定的目标和方向不断前进。但是这样目标的实现，客观上也需要中西部地区要加快转变思想和工作作风，特别要转变思想观念，要摒弃过去传统的等靠要的思维。还有，中西部地区还要有开放的意识、要有强烈的市场经济的意识，能够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主动地去服务企业，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市场发展空间，让市场机制切实能够在中西部地区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也相信，随着国内建设统一大市场这些方向会得到强化。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侯润芳 编辑 徐超 校对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