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冀南
厦门鼓浪屿笔山路5号，是一幢依山而建的欧式建筑，称为梦琴别墅。别墅修建于20世纪20年代，共三层，地上二层，地下隔潮一层，外墙有花岗岩条石砌成，整个建筑依地形高低错落。立于门前的平台，可将鼓浪屿的旖旎风光与厦门港海天一色的壮丽尽收眼底。这里距离厦门大学路程不近，交通也不算便利，而曾担任厦大校长16年之久的林文庆就在这居住了15年
“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是林文庆为厦门大学订立的校训，他还亲自拟订了《厦大校旨》、校歌、日常章程，绘制了校徽，“使本校之学生虽足不出国外，而其所受之教育，能与世界各大学颉颃，”是其矢志不渝的办学宗旨在鼓浪屿的这座别墅里，林文庆承受着非议指责，甚至弹劾罢免的声音，却以一己之力坚守，每日清晨于廊亭内远眺日光岩的壮美，不惧身后喧闹的潮声。
医学院的高才生
林文庆祖籍福建海澄，但在其祖父一辈就离开了家乡。1839年的中国战乱频繁，社会动荡，海澄逐渐由热闹的贸易港走向没落。林文庆的祖父林玛彭和许多心怀梦想的淘金者一样，加入下南洋大军到千里之遥的马来半岛谋生。在槟榔屿落脚之后，林玛彭娶当地混血女子（即娘惹）为妻，婚后生下独子林天尧（即林文庆的父亲），此后带领妻儿移居新加坡。林玛彭在华侨章芳琳的公司担任酒税承包行经理，待遇优厚，与一般打工仔不同，相当于中产阶级。
林天尧此后也在章芳琳公司工作，担任鸦片税承包行的助理，婚后生育了9个孩子，林文庆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和四个妹妹。林文庆的母亲在其幼年时便因病去世，林天尧续弦娶了妻妹，后妻又为他生育了三个女儿。林天尧家以5男7女的庞大规模成为当地望族。虽然儿女众多，负担较重，但以林家的经济实力，日子倒也过得宽裕，子女都接受了良好教育。不幸的是在林文庆17岁那年，父亲林天尧因一次意外事故感染了破伤风，由于当时人类还没发现抗生素，医学家对此束手无策，林天尧很快离世。这件事给年少的林文庆打击很大，也成为他后来选择学医的一个重要原因。
林文庆幼年时曾入福建会馆附设的书院读过四书五经，后来考入一所官办的英文学校。1879年，林文庆以优异的成绩升入新加坡莱佛士书院学习（莱佛士书院是1823年由新加坡的开拓者及首任总督莱佛士爵士创办，是当时新加坡教学设施最为完善、教学质量最高的一所官办学校）。
父亲去世后，林家骤然失去了经济支柱，年迈的祖父不得不继续工作，林文庆的兄弟姐妹则被送到马六甲的亲戚家寄养，富裕的中产家庭一下子崩塌，逼迫林文庆必须更加刻苦地读书，以期重振家族荣光。在莱佛士书院，林文庆遇到了影响其一生的胡列特校长。这位大英绅士不仅亲自指导他的学业，还为他四处说情解决头疼的学费问题。1887年，19岁的林文庆获得了英女皇奖学金，成为新加坡荣获英女皇奖学金的第一人，并顺利进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学习。
位于苏格兰北部海滨的爱丁堡是苏格兰首府，创建于1583年的爱丁堡大学则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林文庆就读的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是全英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为宏大的医学院。许多享誉世界的生物学家、医学家甚至作家都曾在这里学习、工作过，包括著名生物学家、《进化论》的作者达尔文和著名侦探作家、《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作者柯南·道尔，被称为英国病理学之父的莫尔等一大批知名教授此时都在这里执教和从事医学研究。林文庆在这里获得医学内科荣誉学士和外科硕士学位，成绩始终名列榜首，学院还专门授予他Atholl Medal金质奖章，使他成为远东地区获颁此奖的第一个毕业生。
大学毕业后，他曾收到剑桥大学病理学系主任罗伊教授的邀请，前往剑桥担任病理学讲师及开展医学研究，但祖父林玛彭突然去世让林文庆改变主意决定返回新加坡，为庞大家族的生计出一份力。
1893年春天，林文庆回到新加坡，成为从西方学医载誉归来的第一个华裔子弟。在当时的公立医院中，欧洲人把持了所有的高级职位，华人要想晋升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林文庆决定自己开业行医。他首先选择家附近的一家店屋作为开诊所的地方，因为医术精湛，一年后，他又和大学同学罗伯逊医生合作，在繁华的莱佛士坊开设了一家名为九思堂的西药房。
精湛的医术赢来了良好声誉，林文庆很快成长为名医，得到殖民地政府的肯定和重视，并被任命为政府兼职医官，还负责调查新加坡的无牌照医生等社会问题。林文庆曾以狗肉为药，为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治愈肺病。据当时报载：黄遵宪由于患肺结核久治不愈，原本准备回国休养治病，得知林文庆从海外学成归来，便登门向他求治。在林文庆的指导下黄遵宪大吃补肺气的狗肉，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为此，黄遵宪亲自到九思堂向林文庆致谢，并向他赠送了一块“功追元化”的牌匾，赞扬他“从三万里外学成而归，上追二千年前绝业，洞见症结，手到春回”。
孙中山密友
林文庆与孙中山很早便相识，起初两人的理念并不契合。孙中山是一个激进的民主革命者，而林文庆则认为温和渐进的改良才是社会变革的最佳途径，并高度赞扬英国和日本宪政方式。随着交往的不断深入，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不断影响着林文庆。1906年2月，孙中山来到新加坡组织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与林文庆进行了整整三个晚上推心置腹的交谈，成功说服林文庆加入了同盟会。此后，林文庆作为新加坡同盟会的早期会员，和夫人黄端琼一起参与了革命党人的对外宣传和行动，他的诊所也成了革命党人聚会的秘密场所。
1912年初，孙中山到南京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特电召林文庆回国担任临时政府内务部卫生司司长，兼任自己的私人秘书和医生。当时临时政府发出的致世界各国军政首脑的重要电讯，大多出自林文庆之手。两个月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林文庆也辞职返回新加坡，继续他的行医经商生涯。
1921年5月，当孙中山在广州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后，马上发电请林文庆回国襄助外交事务。同一时间，林文庆也收到了另一个邀约。厦门大学的发起人、著名华侨商人陈嘉庚邀请林文庆出任刚刚组建的厦门大学校长。
被称为树胶大王的陈嘉庚与林文庆私交甚密，他从事树胶种植还得益于林文庆的帮助。早在1896年，林文庆便与陈齐贤合作成立了联华树胶有限公司，试种从南美洲引进的胶树，开办了马来西亚第一家树胶种植园，从此拉开了橡胶在东南亚大规模种植的历史，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增加了一大财源，因此被称为“马来亚树胶之父”。而陈嘉庚的橡胶种子和技术很多源自陈齐贤、林文庆的公司。
两份工作邀请摆在面前，但林文庆最终选择了回国担任厦大校长。此前，林文庆一直在致力于教育改革。在中学、大学读书时，他接受的虽然是英语教育，但对汉语也有较深的造诣，并熟谙闽、粤方言。他还精通马来语、泰米尔语、日语等，被誉为语言天才。此外，他不仅自己率先在新加坡开办华语培训班，而且下大力气推广和普及华语〈普通话），并总结出了一套学习华文的方法，大大降低了人们学习华文的难度，并且增添了学习的乐趣。为了适应新加坡华人中闽南移民占有相当比重的情况，他特地从《左传》中找出一些文章，先用闽南语拼写，再用英语翻译和解释。
林文庆曾大力提倡女子教育，开了当时风气之先河。1899年，他和宋旺相、邱寂园等人发起创办了新加坡第一所女子学校——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林文庆捐献了建校舍的土地，他的夫人黄端琼也亲自到女校任教。而黄端琼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黄乃裳的长女，受过良好的中英文教育，又曾游历、考察过英美等国，颇多见识。1896年她与林文庆结为夫妻后，积极支持并参与丈夫的社会改革事业。
“我只对陈嘉庚负责”
厦大开学一年，五幢建筑：群贤楼、集美楼、同安楼、映雪楼和囊萤楼相继落成，总建筑面积达9576平方米。建筑样式古今中西合璧，楼梯石板悬挑，清水雕砌图案，秀丽清新，别具一格。此后，学校又建设了宏伟壮观的生物馆、化学馆和其他配套设施，成为当时私立大学中屈指可数的优良大学。
从校徽到规章再到院系设置，校长林文庆事必躬亲，努力把学校推向正规。但在建校之初，教师和学生都是南北混杂，各方并不易和谐，“三闽主义”的流言曾大行其道，即“厦门大学为闽南人所办，为闽南人所有，只为闽南人所享”。有人在学生中挑拨离间，说某人大骂“非闽南”学生尤其是从上海来的都是流氓，是来捣乱的；有人声称“厦大此后专系厦门人之势力范围，下学期校中重要职员均系厦门人，外省人将逐一在驱逐之列”。
就在此时，林文庆又悍然根据聘用合同中“各方如中途不同意，得于三月前预告之”的条款，在1924年5月26日通知4位非闽南籍教师（注册主任傅式说、商科主任王毓祥、教育科主任欧元怀及英文系主任林天兰）：将于8月26日终止与他们的聘任关系，并称此举决绝而不容商讨，引发学生和教师的不满，进而发展为集会示威。但在集会上，林文庆依然态度坚决，告诉学生：辞退四名教职员自有他的理由，但是不可以宣布。学生如果不满意学校，尽可以转校，学校即使解散，也不会顺从学生的意思。学生却追问为什么不能宣布理由？面对这些咄咄逼人的学生，林文庆居然刚愎地说，在厦大绝对没有“德谟克拉西”（民主）可言。此言一出，群情更加激愤，学生指责他还是16世纪脑袋，逼得林文庆不得不退席。
除了学生，教职员们也派代表向他询问辞退四名教职员的理由，第二天他写了一封英文信，同样表示自己是按照聘约行事，并经过了慎重考虑才做的决定，没有解释必要。包括理科代理主任余泽兰、物理系主任吕夫芳、工科主任李世琼、教育心理系主任周学章，以及职员吴毓腾、林希谦在内的数位教职员因此提出辞职。他们认为，教职员和学生对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和学校负责人有表达不满的权利。学校没有正当理由不能随意辞退教职员，否则怎么保障教职员的基本权益。
双方互不让步，事态愈演愈烈。学生方面决定于5月29日全体罢课以表示抗议，他们致电陈嘉庚和有关媒体，请求主持公理。林文庆也致电陈嘉庚说“辞去三教员，故本日学生罢课。大学规矩必不许侵越，祈勿介！”面对这两封电报，陈嘉庚选择信任校长林文庆，他给林文庆回电表示“赞成先生宗旨，切盼毅力主持，以维校纲而戒将来。至荷至幸！”同时复电厦大学生：“余信任林校长，无殊集美学校校长，前车可鉴，请诸君明白。”
紧接着6月1日上午的一场意外事件，让本还停留在口头上的唇枪舌剑演变为了流血事件。这日学生与支持校方意见的几位闽南籍教职员发生争执，建筑部主任陈延廷得到报告，召集建筑工地工人前来帮忙，结果学生团主席罗士清、纠察干事孙作瑾、宣传主任雷荣臻遭到非法的捆绑、殴打，以至重伤。当天下午6点，学生们开始在全市散发传单，请愿游行，要求惩治行凶肇事者，并致电全国报馆，主持公道。厦门总商会及教育界有关人士出面参与调停。学生方面提出六点条件，要求“校长辞职、开除肇事教职员与学生、挽留四位主任和参与此次学潮的教师、学生，召集建校前的筹备委员组织董事会，聘请新校长，以及保证全体职员与学生的生命安全”。校长林文庆依然刚愎自用地认为，根据聘书中“各方如中途不同意，得于三月前预告之”的条款，无须宣布解除教师职位的理由。他还强调说“我只对陈嘉庚负责，只有陈嘉庚可以质问解除教职员职位的理由，其他人没有这个权力。如果我不称职，也只有陈嘉庚可以解除我的职位。
双方僵持不下，校方最终采取了强硬手段，通知全校提前放暑假，规定学生须在五天之内离校，学校将停止供应膳食、茶水和用电，并请求警方到校维持秩序。学生们闻讯后更加不满，也无可奈何，只好做离校准备。
6月8日上午，学生们举行了离校宣誓，共有二百多人在誓词上签名，确定一起离开厦大，到其他大学去读书。厦大学生一周多的罢课行动，到此宣告结束。
事情虽然告一段落，但对于林文庆闭口不解释的态度，很多新闻媒体都给予了不客气的评价。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和《叻报》刊登了一篇联合启事。启事说：“学校为社会文化之泉源，与国家之荣枯，有绝大之关系。厦大虽属陈君出资自创，然既不能离社会而存在，则报馆自有监督之责任。今既发生中国四十年教育史上所独见之校长令工人殴打学生之风潮，则吾两报自不能以其系陈嘉庚所创设，由‘学贯中西’‘具资雄厚’之林文庆所主持，而即俯首帖耳，缄口不敢赞一词而蹈陈君‘辟诬’文中所谓‘如天良何’‘如人格何’之咎庚也。”
作为厦门大学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校长，林文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避而不谈，只有位于鼓浪屿的林文庆故居隐约留下了这位创业校长当年的足迹恐也和这事有关。对于林文庆当年为何一意孤行，如此处理这件本不该引发严重后果的事件，有后人认为林文庆自幼接受的是英文教育，后来又长期生活在海外，一方面颇具绅士风度，兴趣广泛，格调高雅；另一方面，思想又比较僵化，习惯照章办事，行为处事比较认真，也比较固执。虽然参股过多家公司，但没有直接管理过企业；虽长期担任立法会议员，但没有担任过地方官员，缺少行政管理的历练，更缺少政治手腕和应变思维，对国内教育界的情形，尤其是校内种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似乎了解不深。因此，在处理涉及教职员去留等复杂问题时便难免考虑不周，处置不当。
这次事件中出走的厦大师生最终抵达上海，在新创办的大夏大学任职就读。1930年4月，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到大夏大学参观访问，受到当年厦门大学的离职教授和学生的欢迎，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等亲出接待，离校学生倪文亚、刘思职、王韬石代表同学作陪。访问期间双方交谈甚欢，1924年学潮中的嫌隙算是告一段落。
鲁迅眼中的孔夫子卫道士
鲁迅曾在林文庆治下的厦门大学短暂任职。两人接触并不多，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激烈冲突，但鲁迅在书信文稿中对林文庆的寥寥评语，却相当深刻地刻画出了人们对林文庆的认知和评价。
1926年9月4日，鲁迅来到厦门大学任教，此时林文庆已经担任了五年校长，厦大学潮的影响渐消，对中国传统文化如醉如痴的林文庆已着手筹划成立国学研究院，并亲自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1926年5月，由他的儿子、协和著名医生林可胜推荐，正在他家中躲风头的林语堂被聘为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兼外文系教授。在林语堂的大力举荐下，正处于白色恐怖中的北京文化界一批名师，包括鲁迅、沈兼士、顾颉刚、张颐、张星烺、陈万里、孙伏园等纷纷南迁厦门，到厦大任职。10月10日，厦大举行隆重的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林文庆亲自兼任国学研究院院长。
林文庆自诩为孔孟的忠实信徒，凡事以孔夫子信条为准，他用《大学》中的“止于至善”四个字作为厦大的校训，以培养学生“人人为仁人君子”的品格。学校经常组织尊孔、祭孔活动，孔子的生日被列为学校的重要节日，全校师生放假一天。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大旗风头正劲、五四学潮刚刚过去，林文庆的做法无疑是逆潮流而动。在鲁迅看来这位厦大校长未免有些滑稽，因为他虽然尊孔，却对其尊的偶像甚为“糊涂”。鲁迅曾在信中提及一件事情：“这里的校长是尊孔的，上星期日他们请我到周会演说，我仍说我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并且说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他忽而大以为然，说陈嘉庚也正是好事之徒’，所以肯兴学，而不悟和他的尊孔冲突，这里就是如此糊里糊涂。”鲁迅的这篇演说稿后来在《厦大周刊》刊出时，谈论“少读中国书”部分却被删除干净，为此鲁迅不再在周会作任何演说。
林文庆确是封建传统文化卫道士和倡导者，仁义礼智信等腐朽的孔孟之道的要义，也是其终身信条。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痴迷，早在其留学英国时便存在。求学期间，林文庆既看到了大英帝国的昌盛，也感受到了英国人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与自豪。然而自己身为华人，既不会讲华语（普通话），也不识华文（中文）。他所就读的爱丁堡大学的中国学生只有寥寥几位，但由于语言障碍，他们之间竟难以交流。中国学生讲到的中国事务，对他来说也十分陌生。更有一位老师曾拿着一份中文手卷希望他帮忙翻译，而他几乎完全不认得这些方块字。林文庆为此深感悲哀，并立志要精通中文和中华文化。他曾试图以儒家思想为武器，在新马地区掀起了一场长达十余年的孔教复古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林文庆虽受西方教育，却认为若把一个民族的一切传统凭空割除，而仍然希望它能够兴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被切断历史和传统的民族，就好比一棵被砍断的树，势将枯萎和衰落。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文化、宗教和语言三方面。如果丧失了这些特征，这个民族也就等于名存实亡了。鉴于越来越多的华人因接受英文教育而日益被西化的现象，他觉得首先从华文旧文化旧道德教育入手，努力扭转这种局面。
但在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看来，国家危难，民生日凋，对着民族未来希望对青年大谈旧文化旧道德，用英语大谈孔孟之道，这确实不仅滑稽很不对路，因此鲁迅的离去便成了必然。林文庆虽然受过英文教育，出洋留过学，但思想却十分保守传统。对于中华文化，他不仅十分迷信，甚至认为按照孔孟之道去做，就能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即使在鲁迅本人看来，林文庆对其的挽留也不乏诚意。在鲁迅去意已决的情况下，林文庆分别在自己鼓浪屿家中和鼓浪屿最豪华的大东旅馆为鲁迅举行了两次宴会饯行。在离开厦门的轮船上，鲁迅写下《海上通信》，最后一次提到林文庆：“校长林文庆博士是英国籍的中国人，开口闭口不离孔子，曾经做过一本讲孔教的书他，待我实在是很隆重，请我吃过几回饭，单是饯行，就有两回。不过前天听到的是他在宣传，我到厦门，原是来捣乱，并非预备在厦门教书的，所以北京的位置都没有辞掉。”林文庆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鲁迅并没有去考证，因为在鲁迅的眼中，林文庆是个很有南洋商人气息的人物，花钱请人做事，立刻要见到成绩，这种关系有如“养牛”。
由于涉及当时敏感热门的“文化”之争，鲁迅的离开直接导致了厦门大学的第二次学潮，因而对于作为校长的林文庆，近代评论界始终难以给予正面的评价。
筹办华人医学院
作为一个受西方科学严格训练出来的杰出医生，创办华人医学院一直是林文庆梦寐以求的事情。林文庆极力主张建立新加坡自己的医学院，然而当时的总督则要求华人社团须预先筹集到71000元开办经费，否则不予支持。林文庆与友人陈若锦一起四处奔走募捐，最后捐款数超过了八万元。1905年7月，建立在公共集资基础上的医学校正式成立，这也是新加坡最早建立的一个高等教育机构。学校第一次招收了23名学生，由政府医生、二名军医及五名私人医生（林文庆为其中之一）负责授课。
1910年5月英王爱德华七世去世，林文庆筹款设立英王爱德华七世纪念基金，筹得十二万元捐给了新起步的医学校。1913年，学校更名为英王爱德华七世医学校。1916年，经英国普通医学理事会批准，该校开设医学与普通外科学两个专业。
出任厦大校长后，林文庆希望大学筹办医科，拟附设一所医院，以广治疗而资实习。在他设想的医学院计划中，不仅要研究西洋医学，而且还要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医学。这在当时颇具超前意识。
林文庆的大儿子林可胜8岁时就被父亲送往英国读书，中学毕业后考进了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1919年获得医学内科学士和外科学士后，留校担任生理学讲师。1924年，在英国工作了五年的林可胜打算回国接受父亲的安排，以医科筹备主任和生理系教授的身份，在厦大创办医学院。
为了更好地积累经验，他决定先到条件优越的协和医学院生理系工作半年，以观察那儿的教学方法，同时也可利用协和的优越条件为厦大培养师资。林可胜成为协和医学院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华人教授，并担任了生理系主任。
1926年，厦大开始着手筹办医科，但由于资金问题筹建计划再次搁浅。林文庆于是改变主意，决定先为厦门创办一所普通人都能负担得起的公医院，但因募捐款项不足，最终先设立了一个公医院分诊所。1928年，厦门富商名绅黄奕住、林谨生、吴金生等十余位海外华侨和厦门知名人士共同发起、创办厦门中山医院，林文庆作为医学专家和厦大校长积极亲自前往南洋筹募资金，共筹得白银七万九千元，连同厦门当地筹集的资金共十六万元，建起了门诊、医技楼。林文庆被公推为中山医院董事长。1933年，经过三年多的筹备，位于宏汉路（旧日称洗布河）的厦门中山医院正式对外接诊。由林文庆兼任院长，医院的行政事宜也划归厦门大学管理。林文庆从香港、新加坡等地聘请了不少医学专家来厦门，组成强大的医疗队伍。医院很快就以低廉的价格和人性化的服务而声名鹊起。
1937年林文庆离开厦大后，中山医院在厦门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继续维持，1950年由厦门市政府接管2005年9月，正式更名为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林文庆当年“竭力促成一个极完善的医学院和医院”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
可与国内名校比肩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动荡加剧，私立大学生存条件日益艰难。1936年，中国民族危机加深，大学教育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厦门大学因经费危机不得不缩减、合并院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将其改为国立大学无疑可提高抵御外部社会风险的能力。为了谋求厦大根本出路，陈嘉庚决意请求政府接办。
厦门大学是国内较早由私立大学被迫改为国立大学的。南京教育部于1937年6月4日电复陈嘉庚，批准厦大改为国立，并拟定设置嘉庚奖学金、嘉庚讲座教习及厦大咨询委员会，陈嘉庚及林文庆为终身委员。
1937年7月1日，经南京国民政府核定，厦门大学正式由私立改为国立。改制后的厦大校长人选一度传言由许地山出任，或由林文庆继任。最终，林文庆以年迈请辞校长职。教育部决定以现任国立清华大学物理教授萨本栋接任。7月6日，萨本栋抵达厦门办理接收事宜，至此，林文庆结束了长达16年的厦门大学校长生涯。
作为南京政府最早立案的私立大学，厦门大学的办学成就在国内及东南亚赢得了广泛赞誉。厦门大学私立时期的毕业生虽然不多，却诞生了大批的知名学者、教授和科学家，包括伍献文、曾呈奎、卢嘉锡、蔡启瑞、柯召等五位科学院院士，以及历史学家叶国华、傅家麟；生物学家金德祥、方宗熙；人类学家林惠祥，佛学家虞愚，外交家黄望青等。改为国立之后，数理系1946届毕业生总共只有4人，却诞生了两位院士，即曾融生与谢希德。这些成就与林文庆本人的努力密不可分。十周年校庆时，林文庆本人也曾如此评说：“本校在闽南方面，固然是个最高学府，即比之其他国内各大学，亦不多让。这一点，并不是我们的自豪，可以说是全国所公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