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 特约撰稿王应贵 蒙特利尔报道 5月20日至24日，美国总统拜登先后访问韩国、日本。在亚洲之行期间，拜登竭力兜售并正式启动其“印太经济框架”（IFEF），会见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领导人，拉拢盟友在亚太地区组织遏制中国的阵线，把访问欧洲时的表演搬到亚太舞台。
事实上，拜登这样做是有点“不务正业”，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又分别是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受疫情影响，全球供应链紊乱，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通胀水平居高不下，经济发展出现下滑迹象，此时中美两国应该携手应对困扰世界经济的各种挑战。然而，由于“美国优先”思想作祟，以及美国国内反华势力猖獗，拜登选择了退缩，延续了前任的反华政策，而不是关注民生和世界经济发展环境。
自上任以来，拜登小动作不断。美国推动“印太经济框架”可谓用心险恶，意图在中国四周扶持反华势力，破坏中国发展所需要的国际和平与安宁的环境。中期选举临近，拜登希望亚太之行能挽回民主党在选情上的颓势。但事实上，无论拜登怎么折腾，“印太经济框架”可能都是个注定只能昙花一现的脆弱框架。
“印太经济框架”葫芦里卖什么药？
从表面上看，“印太经济框架”着眼于未来清洁能源、数字化和技术转型，利用创新成果发展新经济，增强经济抵御风险（由脆弱供应链、腐败、避税天堂等引发）的能力。而实际上，该框架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是美国围堵中国的一个花招。框架聚焦四个支柱，以确定其有利于深化区域经济关系的重大责任与义务。说到底，美国要为新经济发展建章立制，并主导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在互联网经济发展方面，美国和成员国就许多重大问题进行广泛磋商，包括数字经济的高标准规则（如数据跨境流动和存放）、数字经济（电子商务）发展问题、网络隐私以及人工智能的歧视性和不道德问题。美国还想制定严格的劳工、环保和公司责任性规则（社会平等问题）。
在韧性经济发展方面，美国和成员国就供应链问题做出承诺，以便更好地预测和预防供应链紊乱、防止物价大幅上涨增加美国家庭开支。美国希望建立早期预警系统、可视化重要矿产供应链运行、提高关键部门的可溯源性、共同协调供应链多元化问题。
在清洁能源方面，美国和成员国就清洁能源、碳减排和基础设施做出承诺，以创造高收入就业机会；设立切实可行的宏伟目标，以努力应对气候问题，合作领域包括可再生能源、碳捕捉、能源效率标准、治理在甲烷排放的新举措。在发展公平经济方面，美国和成员国希望制定行之有效的税收、反洗钱和反贿赂规则，包括税务信息交换、贿赂罪和私人财产审查等反腐措施。事实上，“美国和成员国”的准确语义是美国，成员国只是看客。
“印太经济框架”再次体现了“美国优先”原则，其出发点是保护美国人的利益。美国通过第一支柱为互联网3.0制定标准，期望继续垄断这个行业。但中国电子商务规模全球最大，美国试图把中国排除在规则制定者行列之外，其用心非常险恶。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的目的在于保护美国消费者利益，把中国（全球供应链中心）排除在外意义何在？发展清洁能源用意是为美国创造高收入就业机会，而非他国，这也是拜登竞选时的承诺之一。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通常做法就是低税率，美国要求统一全球公司税率，实际上抹掉了发展中国家的低税收优势，并通过减排政策捆住了发展中国家的手脚。这些规则必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新非关税壁垒。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声称成员国有选择权，但一旦上了贼船，还有选择吗？
“理想”丰满但现实不乐观
拜登政府出台的“印太经济框架”反映出美国政府对印太经济增长的焦虑与不安，希望通过框架协议主导印太地区的区域政治与经济秩序。
过去的四十多年里，亚太地区经济充满活力。欧洲经济发展缓慢，最近十多年尤其低迷；美国经济增长放慢，且波动增大，世界经济格局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经济重心东移，亚太地区经济规模超过欧盟和北美。以经济关系为轴心的外交政策必须重新做出相应调整，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框架”便是时代大变局下的产物，但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排除在外的做法，为框架流产埋下了伏笔。
首先，“印太经济框架”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更像个营销策划而不是外交政策。在当今时代，经济利益决定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印太经济框架”不涉及成员国之间的人员、商品、服务跨境流动的具体协议与安排，也不涉及美国对成员国开放市场的承诺与安排，因此缺乏实质性内容，形同一纸空文。
第二，鉴于中国与这些亚太国家的紧密国际贸易往来，许多国家在会上逢场作戏，会后表示愿意继续保持和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是头脑最清醒的政治家之一，多次表态反对孤立中国，认为机会和市场都在中国，各国不能不和中国做生意。如表1，在中国出口贸易（即这些国家的进口贸易）方面，除文莱外，中国是这些亚太国家的第一大进口商品来源地。相比之下，美国对这些国家出口地位不高，与中国相差悬殊。最近五年，中国对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的出口增速超过10%。就中国进口贸易（即这些国家对华出口）而言，中国的贸易地位依然高于美国，但两国都是这些国家的主要出口市场。美国欲让这些国家放弃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去谋求空中楼阁，这些国家会答应吗？
第三，这些成员国之间矛盾重重，美国很难把这些国家联合起来。亚太地区从来就不乏各种区域性经济组织，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亚太经合组织，然而至今区域一体化进程十分缓慢，基本处于理念阶段，甚至区域一体化的初级阶段——建立关税同盟都没达到，遑论共同市场和经济金融联盟。各成员国猜忌心较重，同时存在政治、文化、宗教、历史等方面的差异，特别是领土争端（印度尼西亚与澳大利亚、日本与韩国、菲律宾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柬埔寨与泰国等）。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均主张和支持不结盟运动，加入“印太经济框架”有违其国家战略。印度不希望与美国走得太近，不愿意激怒俄罗斯。
最后，美国国内党派争斗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拙劣表现，让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难存幻想。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任八年所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被继任的特朗普全盘否定，一脚踢开。美国的政治周期决定了国际条约的有效期。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心知肚明：美国民众对拜登的认可度较低；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经济增长起伏较大；美国两党内斗加剧，任何重大决策的通过难度都非常大；中期选举临近，民主党在国会的优势可能不复存在……因此，这些领导人到东京捧场只是打个卡，未必真心拥抱“印太经济框架”。
“印太经济框架”能否提升直接投资水平？
直接投资是国际经贸协议的重要内容，然而“印太经济框架”同样不涉及有关国际直接投资的具体协议与安排，而愿景中的数字经济（新基建）、供应链建设（传统基建）和清洁能源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特别是来自经济发达的成员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的长期资本流入。资本投入是区域经济高质量、高标准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与会国中发展中国家较多，因此跨境资本流入决定了“印太经济框架”的长期吸引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引起了美国的关注，有观点指出，“印太经济框架”可能就是想对标“一带一路”倡议，中美两国必将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领域展开直接竞争。
美国是传统的资本输出大国，中国起步晚，但增长迅猛，现在也已是新兴的资本输出大国。如表2所示，IMF数据显示，2020年末，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6.15万亿美元，其中对“印太经济框架”国家投资额为7123亿美元（不包括对华投资1238亿美元）（白宫新闻通稿给出的数据为9690亿美元），占其总投资的11.58%；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58万亿美元，对框架国家投资占2384亿美元（包括对美投资额801亿美元），占总投资的9.24%。2015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5.29万亿美元，框架国家占6629亿美元，占比为12.53%，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5450亿美元，框架国家占716.9亿美元，其占比为13.15%。可见，最近几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远超过美国。
表2显示，虽投资总量不及美国，中国对新兴市场国家（同时为“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规模接近或超过美国。其中，中国对越南和文莱的直接投资超过美国，对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投资接近美国，而对泰国的投资增长尤其快。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了这些国家自身的发展战略，项目的发展势头迅猛。美国污蔑中国投资加重了这些国家的债务负担，意欲以绿色发展和数字经济来扩大美国影响力。但美国自身基础设施破旧，亟需大量投资，美国政府愿意并且能拿出多少资金来促进这些国家发展？美国的国内民众是否认可？
“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正在下的一盘大棋，但具体内容极其模糊，各国承诺也空泛，所以本身先天不足，夭折或是必然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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