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肆虐和极端气候事件频发，迫切要求所有国家进行绿色转型。亚洲国家勇担重任迅速响应了这一需要。本报告旨在梳理目前亚洲气候行动，分析绿色转型的主要驱动力，并提供相应政策建议。具体而言，报告整理了亚洲国家的碳中和承诺(第一章)，介绍了各国绿色治理结构(第二章)，详细阐述了绿色转型的三个主要驱动因素，即绿色融资(第三章)、绿色技术(第四章)以及亚洲企业应对气候问题的行动(第五章)。
净零排放已经成为全球广泛接受的目标。根据NetZero Tracker的数据，净零排放目标现已覆盖全球88%的温室气体排放、90%的经济体量和85%的人口。截至2021年底，47个亚洲国家中已有25个做出了碳中和承诺。亚洲最大的7个经济体中，日本和韩国已将实现碳中和的时间目标定为2050年，土耳其为2053年，中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为2060年，印度为2070年。
为了缩小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雄心差距”，COP26要求所有缔约方强化国家自主贡献承诺。亚洲的碳排放已超全球总量的50%，并高度依赖煤炭这一传统能源;亚洲是主要的“世界工厂”和全球重要增长引擎;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大洲，发展潜力巨大，当前和未来的能源需求将不断增长。世界期盼着亚洲采取更大胆、更迅速的减碳行动。在此过程中，各国必须找到兼顾碳减排和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正确路径。
当前，绿色复苏与公正转型关乎亚洲的低碳发展。亚洲各国政府已尽可能在财政能力范围内，为绿色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向最易受到能源转型和自然灾害影响的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支持，并努力抗击贫困以及促进就业和平等。然而，有限的财政空间仍使许多亚洲经济体在2020年固定资本投资大幅下滑。GGGI和Vivid Economics自2020年1月至2021年6月对21个新兴国家的合作研究发现，平均每个国家只有11%的经济激励政策会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为此，各国应加大政策激励，来促进“绿色技能”、“绿色规划、战略和治理”、“性别和社会包容”、“绿色监管”、“金融部门绿色化”以及“居民行为绿色化”。
多边和双边合作促进了亚洲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和减轻气变影响。多国提出或建立了促进减碳以及提升气候韧性的倡议和计划，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东盟催化绿色融资机制(ACGF)、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气候变化和可持续能源计划(CCSE)、中东绿色倡议等等。2021年，中国、日本和韩国与其他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一起，承诺停止向海外燃煤电厂融资。发达国家根据在COP26上做出的承诺，加大气候资金和技术转移，将助力亚洲发展中国家采取气候行动，特别是帮助最不发达国家适应气候变化。
绿色治理
绿色转型的成功依赖于一整套“全方位绿色治理体系”，即政府和准政府机构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建立整套计划、措施和组织架构，可分为机构设置，碳中和战略、规划及政策以及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三部分。
纵观亚洲绿色治理实践，一些国家，如中国、韩国、尼泊尔、新加坡和泰国，已经成立了“高级别领导小组”或委员会，监督国家净零排放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在新加坡和日本等一些国家，牵头部委与其他职能部委之间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为实现净零排放进行协作是一大特点。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如专业的咨询和研究机构，在韩国和日本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战略和政策方面，许多亚洲国家已经明确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去碳化目标，制定了相应的路线图，并采取全面的气候减缓和气候适应政策，推出一整套产业、财政、金融政策，运用激励和抑制措施。一些亚洲国家在建立监测、报告和评估认证(MRV)系统方面走在前列，还较早地适用了国际披露要求(如TCFD)。此外，中国、韩国、日本和哈萨克斯坦已经建立了碳排放交易系统(ETS);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ETS系统正在建设中;菲律宾、巴基斯坦、泰国和孟加拉国也正在考虑将此作为市场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国别案例分析可以看出，中国通过全面的顶层设计，自上而下推进绿色治理，中央政府发挥着关键领导作用;日本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协调机制，非政府组织也积极参与;韩国于2015年1月建立了东亚首个全国范围的强制性碳排放交易系统;新加坡是第一个引入碳税的东南亚国家;泰国在国家和部委层面都建立了完善的全国MRV系统。
绿色金融
绿色转型必须有绿色金融助力。全球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在新冠疫情阴霾下依旧蓬勃发展，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更强化了这一趋势。根据气候政策倡议(CPI)的最新估计，2020年，亚洲的气候融资占全球总额的50%左右，西欧为17%，美国和加拿大为13%。亚太地区的绿色债券发行量排全球第二，占2021全球发行总量的22.6%，而欧洲占比为46.8%，北美为21.6%。在亚洲发行的绿色债券中，39%以人民币计价，29%以美元计价，9.5%以欧元计价，6.5%以日元计价。然而，亚洲低收入国家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比如金融市场欠发达、技术能力欠缺、以及缺少可支持绿色与可持续金融发展的宏观环境。不过，根据可持续银行和金融网络(SBFN)2021年的一份报告，在一些较低收入国家，如孟加拉、尼泊尔和蒙古，绿色金融的发展势头强劲。
资本市场也为亚洲提供了绿色金融解决方案。全球至少有25家传统交易所设立了专门的绿色或可持续债券交易部门，其中8家在亚洲。亚洲的交易所积极推动公司ESG强制披露要求。不过，除了少数领先的国家，亚洲的金融机构对国际可持续发展倡议的参与程度仍然较低。
亚洲积极加强监管和标准制定，包括信息披露和报告，以促进市场发展，避免“洗绿”。2021年11月，中国和欧盟联合发布了《共同分类目录—-减缓气候变化》，东盟也同期发布了《东盟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的第一版。许多亚洲中央银行正在考虑将气候风险纳入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
多边开发银行(MDB)是亚洲绿色金融的重要市场参与者。MDB为全球直接贡献了大约10%的气候融资，并利用在气候问题上的专业知识、规模效益和共同融资能力，催化项目、为气候项目引入外部资金。2021年，亚洲获得了MDB气候融资总额的24.1%，其中南亚吸收了一半的资金。随着越来越多的亚洲经济体做出净零排放承诺，预计亚洲获得的融资份额可能会继续上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清算银行将在2022年初推出亚洲绿色债券基金，将中央银行储备金用于绿色债券。
从报告案例看，中国、越南两国建设GSSS市场的经历，体现出政策指导和规则与标准制定在推动市场参与者进入绿色债券市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蒙古建立绿色金融公司(MGFC)为家庭和企业提供绿色、可负担和性别平等的融资，是亚洲设立的、由国家支持的金融载体的良好范例。新开发银行(NDB)在中国率先发行绿色债券，则提供了多边开发机构绿色债券发行和项目融资方面的生动案例。
绿色科技
碳中和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利用方面的技术突破。展望未来，太阳能光伏、风能、绿氢、生物燃料、节能建筑技术和电动汽车等领域的绿色技术创新，将有力地推动能源转型。
2020年全球光伏装机已达768吉瓦，亚洲装机容量占比23%，继续保持全球第一。中国、越南国内装机容量进入前五。2020年全球风力发电装机容量达到743吉瓦，中国和印度以282吉瓦和38.6吉瓦分列第一和第四位。亚太地区拥有十分成熟的风电市场，中亚地区风电潜力巨大。在绿氢生产和研发上，中亚和西亚雄心勃勃，例如沙特在Neom新城打造绿氢生态体系;日本、韩国和中国在绿氢运输和绿氨等技术上表现出色。此外，亚太在电动汽车的销售上领先全球，中国销量最大;亚洲还有众多的高端电动车品牌，比如中国的比亚迪、日本的Toyota、韩国的现代和越南的VinFast。亚洲要进一步推进绿色技术研发和利用还需得到政府政策扶持和激励以及长期资金支持，特别是对绿色基础设施的支持。
报告提供了大量、丰富的亚洲绿色技术应用案例。在碳捕获和利用方面，SABIC在沙特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捕获和处理工厂，以实现“负碳排”。在太阳能光伏方面，天合光能在中国农村提供了“全县域解决方案”和建设“光伏村”，促进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和乡村振兴;印度正在Omkareshwar大坝建造最大的单体水上漂浮式太阳能项目。在风力发电方面，中亚最大的、获得多家MDB联合融资的风力发电站Zhanatas已在哈萨克斯坦完工。在绿氢方面，印尼通过合作项目开发绿氢能源，FMG正从大型铁矿石出口商向可再生能源领跑者转型，在亚洲多国积极探索绿氢项目。此外，印度的bioCNG生物燃料项目、中国远大集团的活楼实现了绿色建筑的技术突破，GGGI支持老挝政府建设绿色低碳公交系统等，是亚洲在生物燃料、建筑和电动汽车领域运用先进绿色技术的生动案例。
亚洲企业的气候行动
全球企业正逐步将可持续发展使命纳入决策及日常运营中。亚洲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雄心勃勃，已有440家签署了科学目标倡议(SBTi)。消费品、制造和服务等行业的企业率先制定了与《巴黎协定》相一致的长期和过渡目标。亚洲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以系统、全面的方法来采取气候应对措施，如加强供应链管理。
亚洲企业正在多途径推动绿色转型，包括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结构、推进全产业链减排以及增强气候适应韧性等。一些关键经济部门的企业已采取了领先的气候行动:能源公司正通过引进新能源和技术创新来降低化石燃料组合比重;房地产和建筑行业专注于可持续采购和提高能源效率;金融机构一直在加倍努力进行绿色投资和自身经营去碳化;制造商在努力推进从生态理念设计到减轻报废品环境影响的全周期环保工作;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则既要降低自身的能源消耗，又要提供数字解决方案以加速其他部门的绿色转型。
亚洲企业气候领域优秀实践的案例包括:印尼国有地热开发商PT Geo Dipa Energi(GDE)和中国能源公司(比如鲁能集团、上海电气)利用政策和市场手段来加速能源转型;消费品和制药业的跨国公司(联合利华和武田制药)利用创新技术，与生态系统的利益相关者合作，推动可持续供应链的发展;日本和中国的企业为当地的循环经济和绿色城市的公民参与作出贡献。
亚洲绿色转型行动九大建议:
1. 建立绿色增长模式，以重建更好未来。亚洲各国政府迫切需要建立保证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包容的新增长模式，为增强气变适应和减少气变影响而推进绿色投资，创造绿色就业机会。
2. 制定更具雄心的2030国家自主贡献以及时间表和路线图。亚洲各国需要详实的路线图、行动计划和资金支持，使2030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与其碳中和目标保持一致。
3. 形成全面的绿色治理。建立“全方位绿色治理体系”，包括机构设置、计划与政策以及市场基础设施。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奖励先行者。强化沟通、提升政策透明度，帮助整个社会更好地理解碳中和路径。参与气候信息披露、绿色金融分类等全球标准制定，为私营部门对绿色产业进行投资创造良好环境。
4. 逐步减少煤炭使用。为加快碳中和进程，减少未来资产搁浅风险，在不向海外燃煤电厂提供资金的同时，亚洲国家需在国内逐步淘汰燃煤电厂。但是，这不等同于“削减产量”或“完全零排放”。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需要在减排与能源安全、供应链安全、食品安全和保证人们正常生活之间取得平衡。
5. 扩大可再生能源规模和交通电气化。太阳能电池板、风能和风力涡轮机的生产，以及交通部门的电气化将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机会。推动亚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地和市场。
6. 形成碳定价。鼓励亚洲国家使用碳税和碳价格等显性碳定价，内化污染活动的外部成本。碳定价还应与一揽子政策措施相匹配，解决由此产生的分配和社会影响问题。在考虑本地区碳定价政策连通性的同时，亚洲经济体需要为欧盟和其他先进经济体设立跨境碳税(CBAM)做好准备。
7.发展绿色金融。亚洲各国政府需采取有利政策，包括绿色分类体系、绿色债券框架和与TCFD相一致的披露要求，进一步促进绿色债券和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同时，可持续债券和气候债券需要提供溢价以激励债券发行并培育市场。转型融资是棕色项目绿色化的重要手段。
8. 加大气候融资和绿色技术转移。亚洲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资金和技术支持，尤其是气候适应资金，以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同时，技术转移和援助可以为许多亚洲经济体建立绿色产业和增强气候韧性奠定基础。亚洲区内还可以考虑建立相应的区域性安排，来支持尚未商业化的绿色技术试验以及未来推广。
9. 加入国际气候变化倡议和平台。鉴于一些全球性国际气候倡议和平台对绿色标准和披露要求有很高的门槛，可鼓励亚洲企业参与那些分享实践经验和讨论不同国家关切的国际平台和倡议，包括联合国框架下负责任投资原则(PRI)和国际金融公司支持建立的新兴市场金融监管机构和银行协会组成的可持续银行网络(SBN)等。可以在这些平台和其他全球倡议之间建立紧密联系，以使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做出的净零承诺与全球雄心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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