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海峡时报》网站12月16日发表题为《美国战略领袖与商业领袖之间的中国分歧》的文章，作者系新加坡美国商会前会长史蒂文·R·奥昆，文章称，中国对美国企业来说从未如此重要，不过，美国的战略利益将使企业越来越难在中国做生意。全文摘编如下：
“美国人的主要职责是做生意。”
1925年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说的这番话，表明当时的企业首席执行官与政府官员是一致的。2021年，生意与国家安全发生冲突。
美国商界与美国政府和更广泛的战略界之间紧张关系加剧的核心就是中国。
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但美国法律对帮助中国（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实现这一壮举的企业几乎没有施加任何限制。美国战略界、决策者和一群两党议员现在认为，应该对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的企业活动施加进一步限制。他们渴望在此问题上有所作为。
过去几十年，美国商界和战略界在中国问题上的利益是一致的。双方都认为，经济和外交接触将使中国进一步融入“自由国际秩序”。这种互补的观点不再适用。随着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变得越来越强大，中国开始用越来越尖锐的棒子戳美国。
中国是“潜在威胁”的指导原则，只会随着下一代美国领导人逐步上台而不断强化。但美国企业似乎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轨迹。正如中国美国商会会长毕艾伦最近对《连线中国》杂志记者所说：“我们希望国家安全通道尽可能狭窄，以便使商业通道尽可能宽阔。”尽管他抱有希望，但趋势恰恰相反。
中国对美国企业来说从未如此重要，不过，任何在美国和中国做生意的首席执行官都必须明白，美国的战略利益将使企业越来越难在中国做生意。
贸易和投资数据凸显了美国和中国的相互联系。去年美国与中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估计为6152亿美元。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瑞安·哈斯对笔者说：“贸易和投资的规模掩盖了今后贸易关系如何发展的不确定性，可以说是既牢固又脆弱。”
在中国问题上，许多美国商界领袖遵循了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指导原则，即企业首先必须实现收入最大化，提升股东价值。
美国投资者雷·戴利奥最近附和道，如果法律不禁止，那么就可以自由做生意。为此，他遭到了现任共和党参议员米特·罗姆尼的批评。
戴利奥并不孤单。两个月前，全球投资企业贝莱德针对批评其在华商业活动的声音发表了类似观点。上个月，美国前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在新加坡为美国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重要性进行了辩护。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说：“人们普遍所称的接触时期已经结束了。”
在国家反谍报与安全中心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情报官员特别警告美国技术企业不要与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科学、半导体和自动系统方面合作。
鉴于美国战略界认为局势事关国家安全，预计当局将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要求企业遵守规定。诚然，尽管两国有些人有这样的想法，但全面脱钩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来源：参考消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