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东北亚经济合作机制的构建比东南亚更难？——一种基于集体记忆的解释
作者：张弛（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上海全球安全治理研究院政治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来源：《东北亚论坛》，2022年第2期。
摘要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东南亚、东北亚两个地区的经济合作几乎同时起步。不过，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东南亚合作机制的建设已取得了签署RCEP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但东北亚却依然步履蹒跚。国际合作的社会心理学逻辑指出，集体身份的确立是合作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而集体身份的主要来源之一则是集体记忆。所以，集体记忆是影响合作成败的重要变数。东北亚合作之所以比东南亚合作更加困难，其关键原因在于相较于深受“亚洲”意识感召的东南亚集体记忆，作为东北亚核心国家的中日韩三国的集体记忆充斥着争议和伤痛，这种集体记忆对该区域的合作造成了巨大障碍。因此，若要早日建成中日韩FTA、促进东北亚一体化的进程，中日韩三国需要积极推动历史和解，构建一种包容、和谐的“东北亚记忆”，为区域合作的发展灌注正能量。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11月15日，东盟10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国家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球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自贸区就此诞生。RCEP的签订可谓是八年磨一剑，从2012年东盟发起谈判开始，15个成员国历经31轮谈判，冲破了重重阻碍，终于如期签署协定，成为了东盟倡导的区域合作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反观经济体量和相互依赖程度更胜东盟诸国的中日韩三个东北亚国家，虽然亦在2012年开始启动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其研究和酝酿更是可以追溯到2002年，但至今仍前景不明。RCEP和中日韩FTA当前面临的不同境遇恰是这些年来东南亚和东北亚两个地区合作机制建设进展颇异的一个缩影。东南亚合作（本文主要讨论经济层面）机制的构建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发展期间虽屡有困难挫折，但合作共识不断积少成多，合作层级逐渐由低到高，从东盟10国合作，到“东盟+中/日/韩”（10+1）“东盟+中日韩”（10+3）“东盟+中日韩澳新印”（10+6），直到实现了建成RCEP这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而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北亚合作（主要是中日韩合作），其机制构建过程却显得异常艰难，除了2015年中韩签署了FTA之外，至今中日、日韩、中日韩FTA的前景仍晦暗不明。在其他经济合作机制的建设上，东北亚与东南亚相比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就成员数量而言，从东盟创始5国到20世纪90年代涵盖了全部10个东南亚国家，后来以至于连中、日、韩、澳、新5国都加入了东盟主导的区域合作进程，狭义上东南亚合作的成员有10个，而广义上其数量更多达15个。根据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集体行动的逻辑，拥有较多成员数量的大集团内的合作难度要高于成员数量较少的小集团，所以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成员数，理论上说中日韩三国间的合作都应比东南亚合作容易。与此同时，中日韩都是地区大国，经济体量远超东盟，相互依赖比东盟内部更为紧密，但三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却较东盟更为严重。东北亚合作不仅可以获得不逊于东南亚合作的经济利益，而且还有助于消除东北亚的冷战遗存，促进该地区的和平稳定，获得东南亚合作未有之巨大政治和安全红利。依据集体行动的另一条重要推论——选择性激励有助于成员寻求合作，东北亚合作的潜在收益较之东南亚，理应更能激发起中日韩构建合作机制的行动。另外，东南亚各国在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宗教文化信仰等方面相较于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差别，在培育合作意识上面临更多的障碍。然而，为何成员更少、选择性激励更大、成员间差异更小的东北亚合作机制建设在进程上反而落后于成员更多、选择性激励相对较小、成员间差异更大的东南亚合作呢？本文拟从集体记忆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不同的集体记忆如何影响东南亚与东北亚合作各自集体身份的塑造，进而来解释为何东南亚合作和东北亚合作发展迥异。
二、相关概念的厘定与既有研究的梳理
在回顾相关研究之前，有必要对东南亚合作与东北亚合作在本文中所指的范围进行界定。单纯从传统地理学的角度讲，亚洲可以分为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和北亚六个主要的区域。东南亚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主要包括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两大部分，包含东盟10国和东帝汶共11个域内国家。然而，许多国际关系研究在提及东南亚合作或是东盟合作机制时，不仅涵盖东盟10国的机制建设，还往往会将“10+1”“10+3”“10+6”和RCEP等东盟主导的一些更广范围的机制包括在内。所以，本文在研究中所界定的东南亚合作，固然以东盟合作为主，但亦将其主导下的各种“东盟+X”（包括RCEP）合作机制包括在内。同样，传统地理学意义上“狭义”的东北亚主要指中国东北、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而“广义”的东北亚则可进一步将整个中国和蒙古国都包括在内。不过，虽然俄罗斯、朝鲜和蒙古国也参与区域合作的进程，但受限于经济体量、国家体制和政策导向等因素，这三国在东北亚合作中扮演的角色都非常有限。从经济实力、贸易规模、机制建设水平等衡量区域合作的主要指标来看，中日韩三国是东北亚国家中的核心，中日韩合作在东北亚合作中发挥着主体和引擎的作用。因此，本文讨论的东北亚合作则主要指代的是中日韩三国间的合作。
围绕东北亚合作为何会比东南亚合作困难这一问题，既有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加以解释：一是阐述东南亚（东盟）合作的成功经验，二是分析东北亚合作的主要障碍。
首先，虽然东盟合作的模式与欧洲、北美有着较大的不同，但其之所以能取得相当的进展，既有研究认为主要原因一是东盟国家以“开放的地区主义”作为合作的基本指导原则。开放的地区主义与欧洲一体化中所遵循的传统地区主义不同，不仅主张任何表明有意愿遵守地区机制的国家都可以成为合作的成员，而且坚持制度建设的非正式、非法律性的特点。所以，开放的地区主义既吸纳了传统地区主义的合理因素，又提升了内部的包容性，并容纳了域外国家的参与，这使得东盟国家能够克服合作中面临的内外制约性因素，很好地将自己编织进相互依存的全球化网络之中。原因之二是东盟合作在过程中遵循了“实践理性”的导向。“实践理性”理论将实践定义为适当绩效行动的实施，具体来说就是有社会意义的有规律行动，这类行动程度不同地表现出行动者的适当绩效，同时包含并展现背景性知识和话语。东盟合作之所以不断得到维持和推进，最主要的原因正是通过“适当绩效行动”的实施，将合作行动发展成为对制度的需求，进而也就有了符合合作进程需要的制度性安排。第三种原因则是认为东盟在合作机制构建的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领导作用。不同于欧洲和北美合作的大国驱动模式，相对弱势的东盟充当了地区合作的领导者。东南亚乃至于东亚地区特殊的政治结构决定了地区合作得以实现的前提之一就是大国势力的平衡，这不仅包括中日两个大国势力的平衡，还包括与域外大国美国的势力平衡。东盟通过其主导的制度设计，既依靠美国的介入带来平衡，又将美国与多边主义关系联结起来而减弱了其霸权的影响，从而确保了地区合作的发展。
其次，就东北亚合作面临的困境而言，既有研究一是往往将历史问题列为首因。中韩等国学者指出，东北亚国家经历了不同的国家命运，走过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具有不同的历史体验，这使他们对历史和现实都有不同的认知差异，加之日本对侵略历史的美化以及三国依据民族国家的框架对古代史的不同解读都导致了相互信赖的基础大大削弱。二是有学者将东北亚合作趑趄不前的主因归结为美国因素的干扰。张蕴岭指出，美国是东北亚旧秩序的维护者，任何不是美国主导的机制，美国都视之为削弱其主导权而加以阻扰，以中日韩合作机制来牵引的东北亚合作不免受到美国的介入而难以如愿。还有研究认为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坚定地依靠以自身为中心的双边架构，使得多边合作机制在解决地区问题时低效甚至无效。三是部分研究质疑日本在东北亚合作的角色。彭佩尔直言，日本对东北亚地区主义的态度始终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日本保持着一种推进东北亚多边主义的态势，但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强烈依赖美日双边同盟和排斥多边架构的倾向。以至于有学者直斥日本是东北亚合作的“离心力”。四是还有许多研究将合作困境归咎于迟迟未能解决的地区安全问题，主要是将朝核危机看作是影响东北亚合作的首要阻碍，认为朝核问题的解决才是东北亚合作的前提。
不过，无论是有关东盟成功经验的研究，还是涉及东北亚面临难题的探索，都尚难解答东南亚合作快于东北亚合作的原因：一方面，东北亚合作的兴起本身就受东盟合作“外溢”效应的影响，其在接受“开放的地区主义”“实践理性”等原则方面与东盟合作大体相似。且东北亚虽然不存在像东盟一样的各方都能接受的“领导者”，但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弱领导”本身存在不少争议，其领导力和领导效果亦饱受质疑。另一方面，东北亚合作面临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亦存在于东南亚。如东南亚国家间的历史恩怨、美国的战略干涉、日本在“东亚合作”和“太平洋合作”之间的摇摆不定以及南海争端等安全问题的存在等。
综上所述，东南亚合作所具有的经验和特点与东北亚在很大程度上共享，而东北亚合作面临的困境对东南亚来说也类似地存在。既有研究几乎都尚未对为什么面临相似机遇和挑战的两个地区在合作机制建设的进程上会出现明显的快慢差异这一问题给出一个解答。因此，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东南亚和东北亚合作，探索造成这种差异的秘密。
三、集体记忆、集体身份与合作的形成
（一）国际合作的重要条件之一：集体身份的确立
关于国际合作之所以能够实现的原因，国际关系理论的各个流派都有其不同的解释。现实主义虽然对国际合作持怀疑的态度，但并不完全排斥合作。不过，现实主义对国际合作的整体态度是比较消极和有保留的，尤其是当合作机制不能满足自身的相对利益时，国家往往会选择退出或背弃合作。而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对待国际合作的态度上具有较多不同，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合作的动力和收益是超越单边行动的动力和收益的，所以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国家可以通过政策协调和建立国际机制来实现合作，且自由主义者对国际机制更具信心，对合作的前景也更加乐观。以上两种关于国际合作的解释，出发点都是基于理性主义，即认为国际合作能够实现国家的相对或绝对收益。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理性主义合作理论开始受到来自建构主义学者的挑战，他们质疑理性主义对国家利益的先验性假定，认为物质利益的存在并非必然会导致合作。克里斯托弗·亨默（Christopher Hemmer）和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在2002年夏季《国际组织》杂志上通过研究东亚为什么没有形成像欧洲那样的多边合作组织，明确表示国际合作除了要有共同利益之外，还需要很强的集体认同感。而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进一步指出，所谓的“利益”是以身份为先决条件的，没有身份，利益就失去了方向。因此，建构主义者认为，合作的形成固然需要国际机制的存在，但机制建设的目的并非是仅为谋求共同利益，更要努力培育合作文化，并使之内化为国家的习惯。
从上述两种对国际合作动力的解释来看，共同利益和身份认同都是影响合作的核心变量。但就亚洲合作而言，在两者之中，学界的研究往往更强调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因此，若要克服当前亚洲区域合作面临的主要障碍，如何构建起本区域的集体身份可谓是当务之急。
（二）集体身份的主要来源之一：集体记忆的建构
关于集体身份形成的解释，温特曾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认为“亲社会行为”是集体身份认同形成的关键，而“亲社会行为”得以形成的主要变量则包括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与自我约束。不过，季玲认为温特对集体身份产生机制的解释存在缺陷，指其回避了社会身份概念中的情感因素，掩盖了行为体身份政治的“非理性”特征。她在借鉴情绪心理学的基础上提出：身份是一个情感充予（emotion-laden）的现象，既包括行为体对社会环境的认知，也包含行为体对该身份符号的情感含义。所以，她主张积极的情感因素对集体身份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以东盟推动“东亚共同体”的进程为例，佐证了她关于集体身份形成的情感动力的解释。除了季玲之外，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莫伊西（Dominique Moisi）等人也分析了情感对身份认同的重要作用。
诚然，就集体身份的形成路径来看，无论是温特的解释还是季玲等人的补充，他们或强调社会互动的感知，或关注情感激发的引导，这些基本上属于共时性因素，缺乏从更长的历史纵深来讨论集体身份的塑造，即对历时性因素的考察。然而，人类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社会群体，都是由他们对自己所做和曾经做过的事情的记忆来定义的。换句话说，是“记忆”定义了“我们”，并提供了我们“自我存在的证明”。尤其是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它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或群体的存在。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集体记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空间、制度框架和文化交流场域的混合，从社会演化论的角度来看，集体身份的形成有赖于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是构成集体身份的重要源泉。因此，讨论集体身份的形成路径需追溯集体记忆对行为体身份认同的影响。
集体记忆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他将集体记忆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而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集体记忆既可以通过文化实践活动（如节庆、风俗、仪式等）或物质形式实在（如纪念碑、博物馆、历史文献等）来呈现，亦可由一群体与他群体间的互动来感知。虽然集体记忆来源于个人记忆，但它并不单纯是个体记忆的总和，而是群体在交流中动态构建起来的，个体固然可以影响集体记忆，但集体记忆更能改变个体认知，并唤起个体的群体意识。集体记忆研究指向时间维度，重视记忆的传承和变化，体现出群体较深层次的价值取向、情感表达和心态变化，因而对一个群体的凝聚和延续影响巨大。从这一意义上来讲，集体记忆就成为作为一个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并延续自身群体特性的群体认同（集体身份认同）的重要来源。
实际上，集体记忆和集体（身份）认同之间是一种双向互构的关系：一方面，集体记忆可以建构集体认同，作为一种象征工具的集体记忆维系着集体身份，集体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变迁与重塑直接影响着集体认同的边界和内容，集体中的个体可以通过追溯集体记忆来了解“我们是谁”“我们之所以是我们”“我们与你们之间的不同”等一系列涉及身份认同的问题。同时，集体记忆包含的各种文本、图像、仪式等呈现方式，有助于稳定和传达集体的自我形象。无论是市民认同、族群认同、国家认同还是其他认同，都可以通过集体记忆得以凝聚。可以说，集体记忆不只为集体认同勾勒框架结构，还在支持和引导认同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集体认同也可以反作用于集体记忆，集体认同可以强化或弱化集体记忆，积极的认同有利于促进集体记忆的发展，消极的认同则对集体记忆的形成具有阻碍作用。此外，集体认同也能够重塑集体记忆：一来，认同可以基于自身的需要来有选择地建构集体记忆，即就历史事实而言，记忆会是错误或扭曲的，因为它是一种通过历史图景建构的使现有经验（认同）合理化的手段。二来，认同也会干预记忆的构建过程，进而使记忆成为有目的、有意识的。
（三）合作形成的社会心理学逻辑：集体记忆——集体身份——国际合作
根据以上集体记忆、集体身份与国际合作三者间的关系分析可以发现，集体记忆塑造着集体身份，而集体身份的确立有助于合作的形成。因此，集体记忆与国际合作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两者之间的中介则是集体身份。积极、正面的集体记忆可以成为合作的巨大动力；相反，消极、负面的集体记忆则可能成为阻碍合作的重要因素。其逻辑链条如图1所示：
图1所展示的过程正是国际合作形成的社会心理学逻辑，通过集体身份这一“桥梁”，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的集体记忆成为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来源和动力之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塑造集体身份的来源并非只有集体记忆，文化和社会结构等因素也需考虑在身份塑造的过程之中；而除了集体身份之外，国际合作的实现也需要共同利益的存在；所以我们不能过高估计集体记忆在国际合作形成和维持中的作用。但是，“集体记忆—集体身份—国际合作”作为合作形成的一种社会心理学的解释，能够进一步解构身份建构的过程，帮助我们来理解国际合作中的一些传统解释难以回答的问题。下文将从集体记忆的角度切入，来阐释东北亚合作为何比东南亚合作更难这一问题。
四、“亚洲意识”感召下的东南亚集体记忆与东盟合作
（一）近代“泛亚”记忆的产生与东南亚国家反殖民运动的勃兴
“亚洲”一词，并非该区域内生的一个概念，而是在西方殖民主义东来和欧洲列强在全球扩张的压力下产生的一个“舶来品”。人文学研究者指出，近代在欧洲列强东来的背景下，他们从自己的对立面来建构了一个“亚洲”的概念，这个“亚洲”被他们异化为一个“落后”“停滞”“不文明”的世界。欧洲人通过对“亚洲”概念的塑造，不仅将亚洲从他们想象的世界中标记出来，而且在文化上实现了对自身作为“高等文明”的自我满足。而近代东南亚各国政治精英们，一方面在被迫接受欧洲强加给自己身份定位的同时也将“西方”看成一个与“东方”（亚洲）不同的“他者”；另一方面也将“亚洲”的想象与争取民族解放的政治话语联系起来，构建起了一种“泛亚主义”的历史记忆，而这种记忆不仅唤醒了东南亚各国的民族危机意识，而且推动了区域合作的雏形——东南亚反殖民运动的兴起。
泛亚主义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假设存在一个“亚洲”，而这一“亚洲”的基础包括以下一个或多个特征：1.地理（亚洲、远东）；2.文化统一体（印度和中国文明、宗教的影响）；3.历史联系（中华体系、朝贡关系、贸易网络）；4.种族血缘关系（黄种人、有色人种）；5.亚洲文明在价值观和精神品质上的统一（儒家、正义、仁爱VS西方的物质主义、理性主义）；6.共同命运（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泛亚主义试图给受西方殖民的东南亚人民营造这样一种历史记忆：即亚洲国家同文同种，西方列强的侵略是亚洲文明面临的最大威胁，各国具有联合起来反抗西方的历史使命。在泛亚主义兴起的时代，许多东南亚国家在“泛亚”记忆的感召下，一方面深刻地感受到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和彼此间的共同利害关系，清醒地认识到必须“通过自己的斗争和外交活动赢得独立”，另一方面也开始了区域性合作的尝试，掀起了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轰轰烈烈的跨国民族解放运动。例如，面对西方殖民者的“分而治之”策略，胡志明就主张对老挝、柬埔寨等周边国家实行团结合作政策，1951年召开的印度支那人民会议通过了建立印度支那人民反法统一战线的决议，越南人民志愿军进入柬埔寨，与高棉伊沙拉的解放力量并肩战斗，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这种在“泛亚”记忆影响下共同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跨国运动也成为了东南亚联合的最初实践。
（二）20世纪70年代后“亚洲”意识的复起与东盟合作的发展
冷战期间，受美苏两极紧张对立格局的影响，东南亚国家的“亚洲”意识一度有所消沉。虽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5个东南亚国家在1967年发起成立了东盟，但其在成立之初只是保卫自己安全利益及与西方保持战略关系的联盟。直到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美苏关系的缓和，东盟经济合作才得以勃兴，并在21世纪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在这一轮合作兴起的背后，两股集体记忆的力量发挥了重要的助推作用：一是战后亚洲经济奇迹的记忆荣耀，二是亚洲金融风暴的记忆伤痕。
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国虽然陆续取得独立和解放，但国内经济几乎都是满目疮痍。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国家先后掀起一波波的经济崛起浪潮。亚洲“四小虎”等耳熟能详的词汇，都见证着东南亚国家腾飞的历史。经济高速发展的辉煌岁月成为东南亚各国人民重要的集体记忆：一方面，他们对生活水平的迅速提升充满了极大的满足感，另一方面，他们对具有“亚洲”特色经济发展模式充满了信心。在这股集体记忆的助推下，东盟寻求建立具有本地区特色的区域合作模式，试图与西欧、北美鼎足而立的意愿显著增强。以马哈蒂尔、李光耀等为代表的东南亚政治精英，开始积极谋求区域合作的开展：马哈蒂尔在1990年提出建立东亚核心经济论坛（EAEC）的设想，其核心正是“东盟+中日韩”。随后，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建立东亚经济集团（EAEG）的构想。无论是EAEC还是EAEG，马哈蒂尔都坚定地主张建立一个“只有亚洲人”的地区组织，禁止该组织加入“非亚洲”成员，带有鲜明的反西方特别是反美的色彩。在他的建议和引领下，1992年东盟提出了建立自贸区的倡议，1995年东盟国家领导人峰会通过的《曼谷宣言》强调要努力加快东南亚一体化的进程，使东盟合作进入了一个快车道。
1997年始发于东南亚的亚洲金融风暴虽然给亚洲经济奇迹一记重击，但金融危机给东南亚国家留下的深刻记忆却大大加速了此后东盟合作的进程。在金融风暴中，以索罗斯等人为代表的一些西方金融巨鳄在金融危机中玩弄资本、推波助澜，使泰国等国几乎濒临绝境。而当受损严重的东盟国家不得已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求援时，这些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却趁机开出苛刻的条件，并借机干预内政。西方国家的行为不仅再次唤醒了东南亚国家的危机意识，而且激发了他们自力更生、团结一致来战胜危机的决心。东盟国家开始认识到必须加强彼此在金融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共同对付突发性事件。因此，部分成员国间相互提供贷款，减缓冲击的影响。如新加坡于1997年8月和11月分别向泰国和印尼提供10亿美元和5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马来西亚和文莱也积极配合向印尼提供贷款，参与IMF对泰国和印尼的援助计划。还有部分成员国决定在双边贸易中改用本国货币进行交易，如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之间都签署了以彼此国家间货币通商的类似协定。日本学者菊池勉（Tsutomu Kikuchi）直言，金融危机对亚洲人的侮辱感成为东亚合作的一个重要动机。在东盟国家的推动下，1997年12月，第一次“东盟+3”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机制启动，2000年改为正式的会晤机制，此后“10+3”机制建设不断深化，合作领域愈发拓展，并在吸收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三国之后进一步将“10+3”扩大为“10+6”，还在2005年召开了第一届东亚峰会（EAS）。同时，RCEP等贸易投资制度、清迈倡议（CMI）等金融合作制度、东盟地区论坛（ARF）等安全合作制度也在逐渐完善，这些都使以东盟为主导的区域合作成为21世纪之后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亮点。
综上来看，泛亚主义影响下的反殖民运动、20世纪70~90年代的经济腾飞和亚洲金融风暴的集体记忆强烈地唤起了东盟各国作为亚洲一员意识的觉醒，并成为东盟合作历程中的一股重要的正能量。反观在东北亚地区，从近代至今，尽管“亚洲”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觉醒，但这种意识对中日韩合作的唤起效果却不如东盟那样明显：一方面，作为东北亚核心成员的日本始终怀有浓厚的“脱亚入欧”情结，近代日本凭借这一外交战略成功地确立了自己在东西文明之间的特殊地位，构建起一段辉煌的历史记忆。这一记忆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日本的国家定位，使之在“脱亚入欧”和“回归亚洲”两者间左右摇摆，对东北亚合作造成了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二战后日韩与美国之间共同携手的过往也使两国的“亚洲”意识中没有较多的“排西”或“反西”元素。不同于东南亚国家，日韩两国没有被西方殖民的历史，且美国在二战后对日本经济的扶植和重建，在朝鲜战争中与韩国的联合作战等历史，都给日韩两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烙印。麦克阿瑟的东京办公室、仁川登陆战争纪念馆等历史遗存都提醒日韩国民与美国曾经一起经历的过去。这些共同记忆使两国没有像东盟国家那般强调亚洲合作成员身份的“纯洁性”，相较于东北亚合作，日韩更在意与美国的合作关系。
五、充满争议的东北亚集体记忆与中日韩合作
（一）“朝贡体系”记忆的阴影与东北亚合作中的疑虑
不管在古代还是近代，中日韩由于地缘相近、文化相通，三国互动频繁，既有和平往来，也有冲突战争，有着许多集体记忆。尽管从长历史时间来看，中日韩三国间的和平交往是东北亚历史发展的主流；但是，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在东北亚的复兴，导致中日韩三国为在官方记忆中强化民族主义而使东北亚的集体记忆呈现紧张和对立的关系。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的历史可能是对中日韩三国持续时间最长的集体记忆。然而，这一历史记忆也成为日韩这些邻国对中国感到焦虑的重要原因之一。朝贡体系（Tribute System）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也是一个“用于描述目的的西方发明”，其奠基人费正清（John K.Fairbank）认为朝贡关系构成了古代东亚的国际秩序，朝贡体系的核心假定是“中华中心主义”，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但是中国并不以武力来控制外邦，而是主要依靠文化和道德的吸引力。外邦也因看重朝贡贸易的利益，愿意接受形式上相对不平等的地位。费氏对朝贡体系的这种诠释对中国国内关于朝贡体系的记忆和描述影响颇深，但中国接纳的关于朝贡体系的记忆更多的是强调该体系以和睦周边为目标，不倾向干涉和使用武力，重视道德影响，在贸易上讲求“厚往薄来”等。不过，对于日韩两国来说，朝贡体系的历史记忆则与中国不同：日本在古代时期就长期徘徊在朝贡体系的边缘，曾数次挑战朝贡体系的权威，甚至在近代亲手终结了整个朝贡体系。所以，日本对朝贡体系的记忆带有较多的“叛逆性”，对传统东亚秩序下的中国中心地位的接受度比较有限，并试图构建自己的中心地位。如日本认为自己是神佑之国，所以有“神风”相助才击退了蒙元侵日的大军。明清鼎革之后，日本认为中国的“道统”已失，自己可以取代已成为“蛮夷”的中国，实现所谓“华夷变态”。而韩国对朝贡体系的记忆则更为复杂：一方面，他并不完全否认朝贡体系下中国的中心地位，但会有意识地对其做淡化处理；另一方面，韩国比较排斥自己在朝贡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转而强调朝贡关系的“形式性”“工具化”，否认朝贡贸易中的厚往薄来。如韩国倾向于认为它接受朝贡关系是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朝贡体系的维持主要依靠中国和周边国家各自的利害关系并非中国的单方面强制或恩惠。且韩国学者还认为中韩朝贡贸易曾对朝鲜王朝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否认朝贡贸易的红利。可见，不论日本还是韩国，关于朝贡体系的记忆都与中国的侧重点大有不同：中国强调朝贡体系下东亚秩序的和睦与稳定，但日韩两国则更多地介怀朝贡体系的不平等性。这种差异是由于现在日韩等国已然可以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中国之外执行其内外政策，但传统的朝贡历史记忆却成为了他们民族独立的重大损失。所以，虽然他们对与中国间的历史敬意关系依然记忆犹新，但这些因素会束缚和分裂当代中国与他们的关系。他们认为“朝贡”这种前现代的外交模式可能会与当前中国的局势存在相关性，担心与中国的合作会导致朝贡体系的重现，以致于沦为中国的附庸。
（二）日本侵略历史争议与东北亚合作的主要障碍
中日韩三国关于朝贡体系的历史记忆虽然漫长，但他们对近代以来的恩怨情仇，特别是日本侵略扩张的记忆却更为深刻，而正是围绕这段记忆的纠葛与创伤让东北亚合作的进程背上了最为沉重的历史包袱。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历史记忆或是所谓的历史问题一直在中日、韩日关系中占据着突出地位。作为日本侵略扩张的主要受害者，中韩两国一直要求日本在战争责任及其关联的慰安妇等问题上表现出深刻反思和负责任的态度。不过，由于日本的军国主义残余在二战后未得到像德国一般的彻底清算，且德日两国在历史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和外部环境等方面具有较大不同，至今日本仍对侵略扩张史持十分暧昧甚至是粉饰罪行的态度：例如，日本的许多历史教科书在编纂的过程中出现了淡化侵略甚至篡改事实的问题，扭曲了日本年轻一代对近代历史的记忆。《读卖新闻》《日经新闻》《产经新闻》等一些日本主流媒体也要求政府重新研究慰安妇问题，了解她们到底是“被迫”还是“自愿”，是被日本军方绑架还是只是被私人承包商“雇佣”，甚至呼吁修改1993年的“河野谈话”。更有甚者，日本第一大政党自民党的议员们还组织所谓的“历史审查委员会”，致力于培养这样的历史观点：承认二战是正当的，否认军事慰安所的存在。日本不断修改教科书、否认慰安妇存在以及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等行为被中韩认为是日本坚持顽固不化历史观的重要象征，除了在政治和外交上对日本进行声讨外，两国亦在国内强化“抗日”“反日”的历史记忆：例如，中国政府在2014年决定将每年的9月3日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并在这一天举行缅怀先烈、悼念逝者、铭记历史等纪念活动，旨在“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韩国市民团体和韩裔组织在国内外设立慰安妇铜像超过40座，其中不乏有在日本驻韩大使馆以及驻釜山总领馆、驻香港总领馆等日本海外使领馆等具有重要外交象征意义的场所前建造的慰安妇铜像。这些铜像的设立，不只是为了敦促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进行彻底反省和道歉，更是以此来激发海内外韩人对被殖民历史的集体记忆。
由上可见，以“朝贡”阴影和“侵略”责任为代表的历史记忆之争加剧了三国间“平等VS不平等”“加害VS被害”负面情绪的螺旋上升，致使东北亚合作面临短期内难以克服的障碍。当然，不可否认，中韩之间已经签署了FTA，取得了东北亚合作机制化过程中的重要阶段性成果。但中韩合作机制的构建之所以相对顺遂，背后原因之一就是从属于中韩两国的集体记忆较之于中日、日韩及中日韩来说，“朝贡”的阴影多少有所淡化，而两国间曾经携手合作的记忆至今弥足珍贵：一方面，诚如上文所述，韩国对朝贡历史怀有的情感是比较复杂的，他并不像日本那般激烈地抵触中国的中心地位，只是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韩国在情感上比较难以接受那段不平等的关系。例如，在本国的教科书中，韩国固然对朝贡体系下的中国贴上“霸权”的标签；但他同时也承认中国曾在该体制下对周边国家给予过安全保护，有光辉的“保护者”形象，亦认可中国的文明中心地位，承认中国是追溯本国文明的源头。另一方面，中韩之间尤为值得被缅怀的共同记忆是日本吞并韩国后，中国各界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以及中韩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历史。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自1919年在上海建立后，在中国坚持斗争近27年之久。其间，国民政府给予韩国临时政府资金支持，助其组建光复军，在开罗会议上为争取战后韩国的独立做出了重大努力。共产党也与包括临时政府在内的韩国独立运动各党各派广泛接触与合作，指导建立了朝鲜义勇队等组织，周恩来甚至还担任中韩文化协会的名誉理事。直至今天，坐落于上海马当路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被称为“韩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圣殿”，并成为建交以来历任韩国总统来华必访之所。中韩对曾经的美好共同记忆的追溯，为两国FTA的签署及生效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六、培育区域合作的内部动力：建构“区域记忆”
记忆的内容影响着身份的建构，而身份的界定左右着合作的进程。东盟国家与中日韩三国对历史形成的不同集体记忆，正是东南亚、东北亚合作机制建设呈现不同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东盟国家的集体记忆中虽也有民族主义的成分，但更有标榜独立于西方，倡导亚洲联合的区域主义理念；但中日韩三国集体记忆的内容，却被更多地被渲染上了相互激荡、碰撞的民族主义色彩。诚然，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民族主义一直是许多政治、社会和文化实践的重要组织原则，在这之中自然也包括集体记忆。但是，民族主义往往倾向于贬低群体外的“他人”而强调群体内成员的正面形象，在这种情况下，富有民族主义色彩的集体记忆容易导致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群际关系的紧张，不利于构建国际合作所需的集体身份认同。
不过，民族主义并不是塑造集体记忆的唯一逻辑。在民族主义盛行的20世纪，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也在悄然兴起，并影响着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世界主义的出现与全球化的进程密切相关，它强调国家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它的出现有助于冲破集体记忆的民族主义藩篱，使相互冲撞的民族主义记忆走向和解与相融。因此，世界各国集体记忆的构建，其实都遵循着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双重逻辑。固然，这两种逻辑在塑造记忆的过程中会有影响大小、地位主次之分，但若要实现国家间对过去历史冲突的和解、谋求携手合作之道，各国的政治精英们则必须考虑如何协调并化解集体记忆中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紧张关系。
当今的世界正面临双重张力：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它冲击并销蚀着民族国家的边界，使世界人民融入到“单一的世界社会或全球社会”；但另一方面，主权国家仍是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受全球化时代身份认同危机、文化焦虑现象以及收入不平等扩大等因素的刺激，“民族复兴”和“国家回归”也成为当前世界政治的一股重要潮流。在两股力道的作用下，区域主义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相互妥协的产物。约瑟夫·奈指出，区域主义是“民族国家和不愿意成为一体的世界之间的一个中转站”。区域主义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说既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遵循跟全球主义一样的、打破民族国家边界的逻辑；但它又是民族国家对“经济全球化难以形容和不可避免力量的集体回应之一”，试图在国家主权被全球化削弱之际扮演起支撑民族国家合法性的角色。将这一现象推广至意识形态领域，人类在不断推动和发展区域一体化实践的同时，就有必要为之构建有利于区域合作实现的“区域记忆”。
区域记忆是一种超越国家边界的集体记忆，与国际关系学中的区域主义概念类似，区域记忆呈现外部边界的稳定性与内部边界的可渗透性相结合的特征：即对外表现出本区域记忆与其他区域记忆的差异性，努力唤起域内成员对自己作为区域一员的集体身份的认同；对内则强调成员国记忆间的互通与和谐，在成员国的历史记忆存在矛盾甚至发生冲突的情况时，鼓励这些国家展开跨国的交流与对话，在描述本国历史的同时，适度地把外国的观点纳入历史叙述，探讨各自记忆中可能存在的事实歪曲、偏见和刻板印象，进行一定的干预，以确保国家间冲突历史的表述是客观的，构建起一种超越国家和民族矛盾的、具有更为广阔视野下的历史叙述。
有鉴于此，不管是东南亚还是东北亚，若要实现更好的合作，除了探索共同利益和培养共同身份之外，构建超越民族主义和国家边界的、有利于国际合作实现的区域记忆亦十分重要。随着RCEP的签署和东盟合作的深化，推动以中日韩FTA为核心的东北亚合作机制建设愈发迫在眉睫。所以，中日韩三国有必要加快历史和解的进程，摒弃相互间的偏见和其他负面情绪，努力建构一种相对和谐、包容的东北亚区域记忆。对于中日韩三国来说，构建区域记忆的一种务实的方法是在正视历史叙述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对话来实现和解，让三个主角在对话的过程中通过互动和变革，来逐渐达成和解的条件，从而建立起一种东北亚国家共享的、和谐包容的集体记忆。
七、结论
“RCEP都签了，中日韩FTA还会远吗？”这成为RCEP签署后各界人士不断追问的一个问题。虽然RCEP的签署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中日韩FTA谈判的信心，但需要看到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结束、中美关系依旧紧张和朝鲜半岛局势仍呈僵局的态势下，以中日韩FTA为代表的东北亚经济合作的前景仍然晦暗不明。尽管东南亚与东北亚合作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但在不同的集体记忆的影响下，两地区合作机制建设的进程却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快慢之分。东南亚国家在近代泛亚思想冲击、战后经济增长经历和亚洲金融风暴洗礼的基础上，逐渐实现了“亚洲”意识的觉醒，形成了一种要有别于西方、坚持独立自主、谋求亚洲联合的集体记忆，而这种记忆取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东盟合作得以不断前进的一股重要动力。中日韩三国虽然在历史文化上相近相通，但是受古代朝贡体系阴影和近代战争创伤的记忆萦绕之苦，其集体记忆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和相互冲突的特征，这成为导致东北亚区域合作趑趄不前的根源之一。区域合作的实现不仅需要共同利益的存在，还应该构建一种基于共同“区域记忆”的身份认同。因此，若要推动东北亚合作迎头赶上，使之与东南亚合作“交映生辉”，中日韩三国都应在本国历史记忆的重塑中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桎梏，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合理吸纳对方的部分观点，建立起一种更加包容和多元的历史叙述，使东北亚的集体记忆多一些和谐的乐章而少一些刺耳的杂音，多一份宽容和理解而少一份偏执和指责，进而构筑起面向未来的关系，共同为地区的和平与繁荣灌注正能量。
排版 | 汪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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