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鸡湖西岸旧貌。苏州工业园区档案中心 供图
5月15日拍摄的金鸡湖西岸景色，原先都是水田的农村景象如今已变成高楼林立的城市。A08-A09版摄影（除署名外）/新京报记者 朱骏
5月22日拍摄的苏州工业园区海关大楼，该楼于1999年启用。
1994-1999年位于原金鸡湖度假村的苏州工业园区海关办公旧址。
苏州工业园区档案中心 供图
5月22日拍摄的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大楼。2006年至今，管委会在这里办公。
1994年-1998年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位于原金鸡湖度假村的旧办公地。
苏州工业园区档案中心 供图
5月18日，苏州工业园区的苏州新加坡国际学校门口，家长接放学的孩子回家。该校成立于1996年6月。
早年苏州工业园区的学校建筑。
苏州工业园区档案中心 供图
苏州 工业园区
1978年11月13日上午，邓小平参观了新加坡的裕廊工业园区。据《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记载，邓小平在第二年（1979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
14年后，邓小平南巡时，又多次提到新加坡。
1994年2月26日，中新两国政府正式签订合作协议。作为中国和新加坡政府合作项目，以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区为蓝本的苏州工业园区，诞生在江南水乡。园区位于苏州东部，从创建开始就承担着改革开放“窗口”和“试验田”的功能。
2017年，苏州工业园区给了一张不错的成绩单：在全国经开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考评中位居第一。二十多年来，苏州工业园区已成为全国乃至国际上都有重要影响的对外开放窗口。
新的经济形势下，中国的工业园区势头正猛，机遇挑战并存，未来苏州工业园区将如何吸引外资、留住外资，成为新的课题。
“第一次踏入苏州工业园区就哭了”
苏州工业园区（下称“园区”）的白榆路上，沿着树阴向西快要走到尽头，混合着巧克力味、蓝莓味的饼干香味随风涌入鼻尖。
尽头前方的这家外资企业，占地5万平方米，工人们正在流水线上日夜生产着超市里最叫卖的零食：奥利奥、趣多多、太平苏打饼干等食品。这些食品还被出口到十余个国家和地区。
从外表来看，白色的厂房，四四方方，很难分辨出它与中国大多数企业的不同。但它的特殊之处在于，作为较早入驻园区的外资企业，几乎与园区同时“生长”，见证了园区二十多年变迁。
它从1995年开始投产，这些年来，工作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
而较早一批来园区工作的王丽新，因为参与过多个公司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始与园区外资企业的命运有了千丝万缕的关联。
1996年，24岁的王丽新和另外十几个刚毕业的学生一起，被中建二局四公司（指苏州分公司）分派到苏州工业园区工作。
刚从建筑学院毕业，她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南下，第一次踏入苏州工业园区就哭了。滂沱大雨积成的水洼淹没了脚踝，她的周围几乎“无路可走”。
在王丽新的印象里，当时的园区还只是刚落起来的8栋厂房。
当时在江苏省政府对外开放办公室任职的潘云官也回忆，1993年，他随着调研队来这里勘察，他眼前所见，大片农田，没有一条汽车路，最多可见一条拖拉机路，老百姓出行靠船，交通工具是船，运输工具也是船。
刚到第一天，王丽新急着给母亲写信报平安：儿到苏州是茫茫大雨的一天，前行是不舍，回首是留恋。
7天后，母亲收到了她的信，母亲的一番话让她感到心安。回信写道：“一件美丽的刺绣，你看正面是个美丽的图案，背面可能是污糟糟的一面，那么一个水塘，你踩在脚底下是泥泞的水塘，但抬头看可能是满天星星。”
这个水塘指的就是那时的园区。江南地区容易内涝，而园区的排水系统尚未完工。作为一个北方人，这里湿冷的冬天最难熬，碰上下雨时，脚上常起湿疹。
王丽新在这一工作就是10年，主要负责项目招投标。
园区规划建设的速度之快，超出她的想象，就在她工作的第二年，园区内几乎所有的主干公路都建成了，路两边装了路灯，夜行不再让她感到害怕。同样从北方调来工作的一个小伙子坐在了她的办公桌对面，他们结婚了，成为了较早一对在园区安家落户的“外地人”。
与此同时，1994-1996年注册在园区的中外资企业100多家。第一批入驻企业以韩国三星、美国BD、新加坡康福、日本百佳为代表，外资、合资企业正在为园区带来新的就业岗位，也在这里为90年代的中国输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产品。
一个小区，住着17个国家的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和利用外资的规模巨大。从1993年后，连续9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吸收外资的国家。
园区则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缩影。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几百家，如今，园区外资企业的数量已经达到4000多家。
2001年，“大批国内、国外投资商要排着队才能挤进园区”，潘云官如此形容，此时，他已在园区工作快4年，任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他称当时为“全战场”拉开时期。
2001年1月1日开始，园区的控股权开始由新方（新加坡财团）转移到中方（中国财团），中方的股权比例由35%调整为65%，担负起主要管理职责。
此后几年，很多来自欧美、日本、韩国的企业将目光瞄向这里，园区一度成为世界知名制造业企业、代工厂的优选地。
与此同时，园区管委会的灯常常亮到深夜。2000年来到园区经济发展委员会（下称“经发委”）综合处工作的王永泉和同事们经常加班到凌晨。第二天上班后，他还要赶好几场企业的现场动工仪式和签约仪式。
他回忆，当时整个经发委只有20多个人，他既要忙着写经济运行的分析，也要写园区物价的相关资料。
在外界看来，当初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是很多外资企业愿意来这里的原因。王永泉不这么认为，“对欧美的企业来讲，主要还是看你这个地方整体的经商环境。政府是不是服务很规范？水电气这些服务基础、这些配套是不是按要求？政府是不是亲商？”
不知不觉，他身后的整个园区围绕着金鸡湖开始，由湖西向湖东迅速延伸，地理范围随着园区的发展规划图不断延伸。
截至2017年底，共有85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园区投资132个项目。
大批外资企业涌入后，外籍人口也不断暴增，以园区一国际小区为例，到目前为止，至少住了17个国家的人。单身外国青年在此开始与中国人恋爱、结婚、生子。
转型升级
2005年，研究生刚毕业的陈柳颖进入了园区招商局工作，梳理各种政策、投资信息，进行数据分析等。
这一年开始，外资企业的“阵痛期”来了，低端、密集型制造业等将不再是园区青睐的对象。
此后几年，不断有外资企业撤离园区，撤资企业也多以生产制造业和电子生产制造业为主。王丽新也很少看见在周边生活的产业工人了。
2009年，主要生产吸尘器和电熨斗的飞利浦家电苏州有限公司从园区撤离，这是荷兰飞利浦电子公司投资的外商独资经营企业。2012年阿迪达斯关闭苏州工厂，其生产线撤离中国，搬迁至东南亚。2014年11月，诺基亚代工厂停产。2017年，全球知名硬盘制造商希捷科技宣布撤离苏州。
“有些企业则是在园区引导下主动撤离的”，王永泉记得，几年前有家台资企业，主要生产手机外壳，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工很多，也造成一定的环境污染，周围居民有怨言，后来通过政府引导，该企业搬离园区。
撤离原因复杂，有企业内部调整，有外部引导，但更多原因指向园区劳动力成本的增加。
有企业撤离，就有新的企业被招进来。
陈柳颖主要负责欧美项目的招商。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刚进招商局那会儿，和几个同事一起负责强生项目的招商，这个项目是部门主动要招进来的。
美国强生公司成立于1886年，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产品种类最多的医疗保健公司之一。
让陈柳颖感到紧张的是，因为对方第一次来亚太地区投资医疗器械的新项目，集团层级高的领导来园区差不多就有10次，小型的沟通不计其数。洽谈中，对方给了他们一份自己设计的问卷，“问题非常多、非常细”，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等各种内容。项目前后花了差不多近两年的时间，最终才落定园区。
通过陈柳颖们的努力，更多的企业不断将更核心的功能叠加进园区。强生最早在园区实行的是生产功能，后来将亚太地区的共享财务中心叠加进来，再后来又将研发中心放在了园区。
“其实有时候你看一个项目进来了，这是很明显，但是慢慢在里面有一些质的变化，这个其实不明显。”陈柳颖为这些旁人看不到的“质”的变化而欣喜，“这个就是不断招商的生根”。
她说的生根，则是一个企业不只是把生产制造功能放入园区，也把研发中心、企业总部基地等都放入园区，这些都是园区的竞争力。
截至目前，在园区经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省级总部）达36家，包括普利司通、三星、欧莱雅、松下等。
一个更明显的现象是，在初期的园区以吸引外资为特色，但如今“很多内资企业发展也比较强劲”，一位接近招商局的人士说。
据了解，目前园区内内资企业增长至50000多家。
现在，园区形成了“2+3”产业体系——电子信息、机械制造两大主导产业；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应用三大战略新兴产业。
随之而来的是不断涌入的创业者、居住者，外资企业也面临着新一轮的挑战。他直言，目前“外资企业面临最主要的挑战是用工成本高”。
从房价便可看出，王丽新所住小区的房价从2004年的1000多元一平方米涨到了4万多一平方米，园区平均房价2万多。交通成本也在上升，出租车的起步价已经与北京持平。
上述接近招商局的人士解释，近些年他们所吸引的外资企业并不都是成本敏感型企业。“很多企业来园区，看中的是综合实力、居住环境，包括政府透明高效的运作方式、政府信用和亲商的理念”。
不只是园区
自从在园区买了房后，王丽新认为自己是真的在园区“安家”了。
园区开始有真正意义上的商品房，大约在1999年。
她丈夫在万科地产工作，公司曾开发了当地一个中高档国际小区，2014年开盘时，夫妻俩成为了小区第一个买房者。但在那时并不被当地人看好，小区周围是一片农田。
小区的配套设施发展得很快。园区所有住宅区半径500米到1500米左右的邻里中心一座座拔地而起，目前已经建成7家。
邻里中心日后成为苏州工业园区借鉴新加坡公共管理经验的成功典范之一，配套功能设施完善：民众联络所、生鲜市场、社区卫生服务站、药店，吃饭歇脚的商铺。其工作人员几乎每天都要接待来参观学习的外地团。
“概念确实是新加坡的，但是内涵是我们装进去的。”潘云官如此评价。
比如邻里中心的民众联络所，新加坡的民众联络所设置是为了方便联络议员与民众，这里的民众联络所几乎包揽了所有办证的业务，也为周围居民提供了儿童游玩设施、下棋、舞蹈、孕妈课堂、书画课堂的场所和图书馆。
2006年，在中建二局工作了10年的王丽新无意中看到社区委员会的招聘帖，她决定辞职。她报名面试，最后留下来了，成为这个社区委员会的专职委员，一直到现在。
她喜欢把园区的人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建设园区的人，第二种是住在园区的人，第三种是爱上园区的人。“这三种人我都算”。
每天早晨9点，丈夫驱车送她去居委会上班，她开始忙着调解社区的大小事。没事的时候会去居委会的活动场地看看，这个国际社区的活动相当丰富：老年模特队、书法坊、拳操队、韵律交谊舞队等，共100多个社团。
“这里不仅仅是园区”，王丽新说，现在园区的人均绿地面积已经达到29.1平方米，远高于中国大多数地区，且比巴黎每个人多出近5平方米。这和20多年前的园区规划图几乎没有差别。
园区早在刚刚开始建设的时候就执行“一张蓝图绘到底”，运用新加坡科学的人口统计来确定所有的规划面积和规划范围，在园区启动前，就全面编制了各项基础设施的专业规划，“先地下，后地上”。
这天是周二，35度的高温，王丽新站在活动室外看着正在跳舞的人们，她们跳着一曲邓丽君的歌，纱裙被汗水浸湿，笑得灿烂，神采飞扬。
改革亲历
潘云官 69岁 原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曾起草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建设项目建议书
我有机会起草项目建议书，这个是其他人替代不了的。
邓小平南巡是1992年，南巡过后就引出了这个项目，当时上海对这件事情不太敏感，新加坡的考察团队就到苏州来了。当时我在忙张家港保税区的事情，事情刚刚收尾，就叫我接手苏州工业园区的项目。
我最早到苏州是1966年，但1993年我才第一次去苏州工业园区，一眼望去，全是农田。
对于我们来说，当时最大的挑战是前面没有可以参照的经验，要完全去摸索。中新合作的工业园区没有可以参照的版本，跟所有的开发区都不太一样——有相通的地方，比如搞开发建设，但借鉴新加坡经验，这个问题就难了。
我们只拿到了一个1988年洋浦（经济开发区）的项目建议书，那个项目建议书是空的，没有内容，只是一些提纲。
我们整整花了1周的时间起草项目建议书，办公的地方是当时苏州市政府里面一个老干部活动室，棕色的平房，条件很差，漏风。天冷，我们就用一个蜂窝煤炉子取暖，吃方便面吃了一个星期，当时是1993年11月底、12月初的样子。
印象最深的是去北京送项目建议书。1993年12月25日前后到北京，我们本来想送完就回来的，结果在北京一待就是二十五六天，快过春节才回来。我连替换的外套都没有想到要带，谁知道去了北京就回不来了，任务一个接一个。
在北京要起草借鉴新加坡经验的补充文件，任务太紧，要赶在三天内完成。白天、晚上我们都不睡觉，每天要去开碰头会，碰头会时间一长就累了。
有一次半夜12点过了，太累了整个人瘫坐下去，结果把折叠椅的板子坐塌了。折叠椅质量也不好，塌了以后两边的铁片就把我裤子撕了一个大口子——L形的口子，我还没带替换裤子，就一直穿这么一条裤子。
1月21日就要开会，三位副总理审查，13日、14日两天我们去起草，15日、16日要把省里红头文件送到国务院，就这么紧张。不做怎么办，我们当时没有怨言，就想办法把它做好。
所以1994年1月18日，当时国务办秘书局的一位局长到苏州饭店吃饭时，他很感慨，说“我有两个没想到，没想到你们江苏速度这么快，没想到你们江苏水平这么高”。
这二十几天内我的头发变白了，一大片白头发，我没发现，注意力不在这上头。我回去后家属发现的。到现在，我家属都还讲，就是那个时候我的头发开始白了。
改革辞典
外资企业：外资企业是“内资企业”的对称。指依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在我国境内设立的由外国投资者独自投资经营的企业。根据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规定，外资企业是一个100%的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它不包括外国企业、公司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外资企业依法取得中国的法人资格，按照国际税收惯例，我国应对其行使居民管辖权。
改革物语
雕塑《合作》由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师沈建国创作，象征着苏州与新加坡的友好合作。1999年时值苏州工业园区成立五周年，由李光耀为这件作品落成剪彩。
新京报记者 吴靖 实习生 郑洁 江苏苏州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