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芯片断供华为，而后允许美国企业与华为就 5G 标准制定进行合作，如今又计划推动本土科技公司收购爱立信或者诺基亚，美国为了发展 5G 可谓是煞费苦心。
美国欲推动本土公司收购爱立信或诺基亚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美国政府提出让联邦政府干预私营企业，以加强与华为竞争的想法。消息人士称，讨论的方案包括对爱立信及诺基亚提供投资，甚至计划直接让思科等科技公司收购他们。
《华尔街日报》表示，白宫酝酿这次计划已经很久了，但是因为疫情的影响计划不得不推迟。在疫情期间，白宫间歇的向美技术公司、通讯运营商和资本集团咨询收购两家欧洲企业的可能性。 白宫可能会向两家欧洲公司提供税收优惠，并将更多的订单交给这些企业。同时那些参与收购的公司也能够得到国家的支持。美专家组正在拟定一份报告，内容是在白宫的主持下，组建一个技术不落后于华为的技术联盟。
报道称，早在去年，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Larry Kudlow）就曾同思科首席执行官查尔斯·罗宾斯（Charles Robbins）就收购欧洲供应商的问题进行过一次谈话。知情人士称，收购意愿不那么强烈，如果得不到一定的财务激励，思科可能并不愿意投资诺基亚或爱立信等利润较低的业务。 对此，思科发言人拒绝作出评论。
另一个对抗手段则是“开放网络”政策，即允许手机混合使用、匹配来自不同公司的网络组件。目前，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牵头的开放网络联盟正在寻求其他公司的加入。
对于这项提议，诺基亚和爱立信也并未表现出太大兴趣。 诺基亚美国业务负责人布莱恩·亨德里克斯（Brian Hendricks）说：“有人认为这是扩大在美国产业的机会……但美国退出这个游戏已经很久了。”他表示，诺基亚在美业务将会在未来的供应链发挥作用，但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爱立信高管则直截了当地表示不会加入这一联盟。爱立信技术负责人埃里克·埃库登（Erik Ekudden）表示，政府不应该干预私企规划好的技术工作。
此外，美国方面被曝也考虑过通过优惠政策让这两家公司将总部搬到美国，但白宫方面担心这样并不能保证两家公司听从美国方面的安排。
爱立信和诺基亚的实力如何？
根据三家通信设备供应商公布的数据，诺基亚获得了 70 份 5G 商用合同，华为和爱立信均获得了 90 多份 5G 商用合同。
在华为受到美国的打压之后，大量无线网络业务流向了爱立信以及诺基亚。在刚刚公布的新加坡 5G 牌照的发放中，爱立信和诺基亚成为最大受益人。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周三表示，目前该国已经颁发两个全国性 5G 许可证， 其中新加坡最大电信公司 SingTel 选择了爱立信为合作方，另外两家电信公司 StarHub 和 M1 则选择了诺基亚建立 5G 基础架构，而 完全选择华为设备的电信公司 TPG 则失去全国性许可证机会。
虽然拿到了不少订单，但这两家公司的状况并不乐观。它们一直在尝试重组业务，诺基亚去年停止了分红，而爱立信近年才刚刚恢复盈利，这让美国的供应商颇感担忧，尤以诺基亚更甚。
诺基亚初期在基站架构上选择了 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方案，但 FPGA 成本比较高，导致发货明显受限。对此，诺基亚在去年发布三季度财报的时候宣布“调转船头”，决定使用 SoC 来替代 FPGA 开发 5G 芯片组。诺基亚全球移动网络营销负责人 Sandro Tavares 表示，此前诺基亚之所以选择 FPGA，是因为它具有通过固件进行编程的灵活性，但同时 FPGA 推高了 5G 网络设备的单价，并且耗电量也比使用 SoC 的设备要高。
除了技术路线选择失误，有分析师认为诺基亚收购阿尔卡特 – 朗讯后并没有完成对后者的完全掌控，也影响到其 5G 芯片的研发速度。
自 2019 年 3 月以来，诺基亚股价已下跌 46%，由于技术路线选择出现失误，公司业务亏损严重，甚至一度宣布暂停派息，以投资 5G。3 月初，诺基亚宣布现任 CEO Rajeev Suri 将于 8 月 31 日卸任，他的职务将由原芬兰能源公司 Fortum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Pekka Lundmark 接任。Suri 称“在诺基亚工作了 25 年后，想去做些不一样的事情。”
就在上述人事变动消息宣布的几天前，彭博社曾报道称，在市场激烈竞争的压力下，诺基亚正在探索一系列战略选择，包括在可能的合并交易中出售部分业务资产。
对于 Pekka Lundmark，诺基亚董事会寄予厚望，表示他将可以“持续提供强劲的股东回报，重塑公司战略”。
招商证券此前研报指出，设备商之间的竞争其实是技术能力、交付能力、产品能力的全方位竞争，想要维持 4G 时代的光辉，诺基亚仍需在 5G 领域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核心竞争力。
对中国 5G 建设会造成影响吗？
无论收购与否，结果对中国的 5G 建设都不会产生太大影响，虽然在国外市场订单数量不在少数，但诺基亚和爱立信在中国市场的存在感一直不强。
在今年 5 月份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公布的 2020 年 5G SA（独立组网）新建工程无线主设备集采招标结果中，中国移动 5G 二期新建 + 扩容部分共需采购 5G 基站超 27 万个，电信与联通采用联合组网的方式共需采购 5G 基站 25 万个。最终中标者为华为、中兴通讯、爱立信和中国信科（大唐移动），业内预计华为和中兴两家份额超过 8 成，而诺基亚无一中标。
在接二连三的落榜后，诺基亚一位内部人士对 InfoQ 表示，中国市场虽然发货量比较大，但因为竞争激烈，一直以来利润率都不高。不只是诺基亚，包括爱立信也一样，在中国市场即使有大批量发货，也未必能赚到钱，很多时候可能反而还亏钱。为了支持利润率更高的其它市场，某种程度上也是有意识地降低了对中国市场的支持。
延续性在通信行业非常重要，一般来说各个国家 / 地区选择下一代通信产品和设备时都会沿用上一代产品的品牌，在后期的新建或者扩容时也会尽量选择同一个厂家的设备，一般来说都不会换新品牌，替换品牌通常是一个很艰难甚至是逼不得已才会做的决定。因此，后续来看，中国运营商更换设备厂商的概率也非常小。
美国的 5G 反超路漫漫
不管是打压华为，还是收购欧洲运营商，美国一直想做的都是发展自身的 5G 水平。
当全球都在如火如荼发展 5G 技术时，美国并没有走在前列。2019 年 7 月，美国《华尔街日报》作家乔安娜·斯特恩曾前往美国多个城市体验当时的 5G 水平。斯特恩利用手机对美国四大通信运营商（Verizon、AT&T、T-Mobile 和 Sprint）进行了测试，除个别运营商的速度真的很快之外，斯特恩发现，一旦在美国连上 5G 信号，最好不要动，也别进室内，因为这些都会影响手机接收 5G 信号。而造成美国 5G 技术水平落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美国迎接 5G 的方式“与众不同 “。频谱部署非常关键，全球基本采用两种方法部署 5G，第一种方法是中低频部署，具体来说，主要是在 3GHz 和 4GHz 频段。第二种方法是高频部署，即在 24GHz 到 300GHz 之间的频段。传统上，无线服务的最佳区域被认为是低频段或中频段，即 600 MHz 和 3 GHz 之间，因为它们发出的信号很远、用电少且覆盖面广。而美国却“孤身一人”专注于高频频谱的 5G 技术开发，最终导致开发成本过高，互操性差，难以与其他国家 5G 技术接轨。
第二、美国通信运营商部署能力不足。相比于美国，我国三大通信运营商在 5G 上的发力要更加迅猛。中国移动于 2018 年底进行了 5G 外场测试，2019 年试商用，2020 年实现正式商业服务；中国联通于 2020 年推出 5G 商业服务但逐步推广，与 4G 长期共存；中国电信于 2017 至 2018 年在户外进行 5G 测试，2019 年商业试用，2020 年 5G 进行规模化推广，并与 4G 共存一段时间。反观美国：
- AT＆T 于 2018 年 12 月，在 12 个城市宣布发布 5G 业务；2019 年 6 月，AT＆T 宣布提供 5G 移动智能手机服务；截至 2019 年 10 月，AT＆T 已经在美国 20 个城市发布 5G。
- Verizon 于 2018 年 10 月，在 4 个城市发布 5G 家庭宽带；2019 年 4 月，在 2 个城市提供 5G 智能手机业务；2019 年 10 月，在 13 个城市发布 5G，在 13 个 NFL 球场基于毫米波建设 5G 网络。
- Sprint 于 2019 年 5 月，5G 在 4 个城市商用；到 2019 年 10 月，在 9 个城市发布 2.6GHz 网络部署。
- T-Mobile 于 2019 年 6 月，在 6 城市发布基于毫米波的 5G 网络。
因为地广人稀，美国四大运营商的网络覆盖图在美国中西部地区有着巨大的无网空白。运营商铺设基站的投入回报比太低，因此私营运营商不愿在人烟稀少的山区或者荒野部署 5G 基站，这也成为了美国 5G 网络覆盖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美国在 5G 标准的制定上与全球割裂。据 Light Reading 2019 年报道称，Sprint、AT＆T 和 FirstNet 的高管甚至没有参加在中国深圳举行的 3GPP 标准制定会议。业界人士和政府官员表示，标准制定会议制定了 5G 协议和技术规范，让不同公司的设备能够顺利地协同工作。而在 5G 技术标准制定会议上，华为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美国的工程师们则保持沉默甚至缺席的行为，让美国处于不利地位。
即便展开了万般手段，这条反超之路依旧进展缓慢，或许，开放合作更加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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