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故事，便是以色列中国留学生高佑思通过个人努力，为黄冈捐赠229箱医用物资的过程。

高佑思是犹太人。犹太人所受的苦难，我们听了很多，也正因为这些苦难，高佑思才如此期望可以帮助他人，因为在犹太人受难时，也曾有人帮助他们，比如何凤山。二战期间，何凤山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曾向数千犹太人发放前往上海的签证，使他们免遭纳粹杀害。高佑思从父亲那里听到这段历史，说：“只有陷入危难，在最危险的时刻，人才知道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想想以色列的犹太人，历史上我们遭受灾难时，也有很多人跑掉了，没有帮我们。现在正是我们表态的时候。”当然，如果他国有难，他同样会伸出援手。《墨子》中有句话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相爱、交相利如此，和现代的人道主义很契合，和高佑思的所作所为也很契合。

《站在你身后！：从特拉维夫到黄冈的384小时》

作者：（以色列）高佑思 马盖先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20年2月

高佑思的故事在八天之内成书，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名为《站在你身后！：从特拉维夫到黄冈的384小时》。我们从书中选摘了部分片段，与大家分享高佑思的讲述。关于此书如何在极短时间内得以出版、出版此书的意愿何在，以及出版行业如何面对此次疫情的问题，我们也采访了新型新星出版社重大项目办主任邹懿男，和书摘一并刊发。

作者｜高佑思

摘编｜张进

鼠年大年初一，我和团队“歪果仁研究协会”的一些成员建了微信群， 取名“Help Hubei Help China”，开始为武汉甚至是中国的朋友找口罩，希望和中国的朋友一起度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但对我而言，早在春节前几天，我就发现不对劲。1月20日这天，我正搭飞机从北京回老家——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同行的还有阿根廷朋友夏波波。他是我在中国认识的留学生，我们关系很好，他一直很想去以色列旅游。刚好，我每年春节都会回特拉维夫陪家人，这次就可以带他一起玩，尝尝以色列的地道美食。不过，出发的这一天，我们却感到了一丝异样的气息。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我们看到不少人戴着口罩。曾经有段时间，北京雾霾严重，戴口罩并不稀奇，但这几年空气逐渐变好，那天也是晴天，人们却不约而同戴着口罩。不止如此，一路上，机场候机室、安检区，甚至飞机客舱上，也有不少人戴着口罩。

这时，我和波波留意到一条消息：武汉出现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但那时，没有太多人注意这条消息，大家的朋友圈还在发着和往年此时差不多的内容：期末考试、工作、办年会、等过年。但回到以色列后，我发现这个疫情正在急速扩张，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哦……不对，是每时每刻！确诊人数从一开始的总数几十人，到每天增长几十人，甚至 3000 人。

高佑思（右）和其好友、阿根廷人夏波波。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疫情发展形势，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在这个只有800多万人口的国家，如何真正地帮助拥有14亿人的中国？

大约是大年三十后，湖北的医院陆续公布了他们需要的医疗物资清单，最急需的就是口罩。飞沫传播是传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最常见方式，N95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可以阻挡携带病毒的飞沫，防止人被传染。随即，全中国陷入抢购口罩的狂潮。一时间，口罩千金不换。

“或许我可以在以色列找口罩，然后寄到中国。”这就是我最初的想法，然后才有了接下来的故事。

1 “找口罩”的以色利人

1月25日早上，我和波波去了离我家最近的药店，药店里有医用口罩、医用护理口罩等不同类别的口罩。但店员告诉我，库存只有一两千，在这里，1个口罩只需1个新谢克尔，约合2元人民币，不过口罩供应商最早也要后天才能发货。

两块钱，不贵，我自己可以掏这个钱全买下来，但是对现在的中国来说，晚一秒就可能多一名感染者，我们等不及了。以色列总人口才800多万，其中至少七成是犹太人，我就是其中之一。以色列很小，实际控制面积只2.5万平方千米，约3个武汉市那么大，但科技、医疗等方面的水平位居世界前列，我们决定去医院寻求帮助。

于是，我们赶到特拉维夫医院，这是以色列最大的医院之一。我拦住一名护士问：“你们有没有口罩？中国的湖北省爆发了疫情，急需口罩。”护士愣了一下，露出疑惑的表情说：“医院不卖口罩。”

那天，我为了找口罩，起了个大早就出门了，一整个上午，爸爸都没有见到我。中午，我和波波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和爸爸聊起了这件事。他突然很激动：“说不定我能帮上忙！”

高佑思和其父亲高哲铭。

爸爸叫 Amir Gal Or，中文名是高哲铭，从空军退役后创办了英飞尼迪投资集团，后来创办了连接中国和以色列的跨境创新平台“INNONATION”，还建立了全球核心科技公司数据库。为了推进中国和以色列公司在对方国家的融合发展，他筹办了一年一度的中以创新投资大会，所以有许多中国朋友。2017年，他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这是中国为表彰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而设立的最高奖。他告诉我，中国帮了犹太人很多，比如，二战时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冒着生命危险发放数千张签证，救了许多人。“现在中国有难，我们也要尽可能地帮他们一起渡过难关。”

何凤山（1901 年 9 月 10 日—1997 年 9 月 28 日），二战期间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向数千犹太人发放了前往上海的签证，使他们免遭纳粹的杀害。

很巧的是，一个月前，爸爸刚刚成为中国以色列商会的荣誉主席，今天下午要主持召开他上任后的第一次大会。“这次大会，与会者有不少是在中国开公司或者设办公室的企业家、高管，我可以在会上和他们提这件事，到时候你们就进来，向他们说明你们的想法，再一起讨论。你们觉得怎么样？”

下午2点，会议开始，我和波波在会议室外焦急地等待。会议快结束时，爸爸让我们进会议室。我们俩没时间准备PPT，还穿着便装，很不正式。但我们面对企业家和大教授们时，非常直接地进入主题。我们说，现在中国正在发生灾难，请求他们捐助物资给中国。

2 只有你陷入危难时，

才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

“中国湖北乃至其他省份的医院缺少口罩、手套、防护服，医生都没有这些保护装备，更别提普通人了。”不仅如此，中国取消了多个国家的团体旅游，严格控制人员流出，武汉等城市纷纷封城。同时，全世界多个国家也出现了病例，其中绝大多数是近期去过武汉的人。

当时，全场一度陷入数秒的沉默。他们在思考，也可能在犹豫，毕竟当时全球还未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而以色列官方也未宣布什么具体政策公开帮助中国。

我用希伯来语告诉他们：“只有陷入危难，在最危险的时刻，人才知道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想想以色列的犹太人，历史上我们遭受灾难时，也有很多人跑掉了，没有帮我们。现在正是我们表态的时候。”我想告诉他们，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一直很友好，他们也常在中国发展，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抱有很大期望，在这样危急的时刻，如果他们能够站出来，可以让中国看到他们的诚意。

或许是这番话打动了他们，有些人听完后互相对视了一下，而我弟弟的出现，则真正打消了他们的顾虑。

弟弟帮爸爸做跨境投资，负责对接以色列这边的公司，他有当天在场的所有与会者的电话。会后，在与会者站起来即将离开时，他追上前，一个一个询问他们：“你想参与这次行动吗？”他还给每位与会者发了短信，正式说明中国疫情很严重，以及如果他们能参与捐助，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会议室逐渐嘈杂起来，几家公司的高管直接打电话给他们的老板，汇报了这件事。最后，5家公司同意参与这场捐助行动，弟弟随即提出，给他们录视频，让中国的朋友看看来自以色列的支持。意外的是，不少人立刻取消了自己接下来的行程如公司的重要会议等，专门坐下来给我们录了几十分钟视频。

因为我们只有一台摄影机，后来这个录制环节变成了排队拍视频。想想这个场面，以色列甚至是全球最厉害的商界、医界人物，竟然在一个会议室里排着长队，对武汉和中国说“加油”。

很快，捐助内容确定了，有人帮我们采购医疗物资、有人给我们捐钱、有人帮我们联系医疗物资供应商。但最让我们激动的，是Sheba医疗中心愿意提供3万只口罩。

Sheba医疗中心的国际合作部总经理帮我们联系了独家代理的供应商Kodan Medicam。“这个仓库平时不给其他人公开采购物资，但现在因为这个特殊情况，我帮你们联系了，你们什么时候可以过去？”这家供应商直接向大医院、军队提供备用医疗设备，里面的东西质量非常好，但距离有点远，在另一个城市耶路撒冷。

“我们没有时间了，right now。”我说。此时，距离我开始找口罩已经过去了10个小时。于是，爸爸立刻开车，载着我们前往耶路撒冷，1个小时后，到达 Kodan Medicam。

我们走进仓库，里面太大了，我们就像走进丛林的小矮人。我和爸爸分别走到不同的货架边，仔细查看箱子上的说明，寻找我们急需的物资，很快找到了 N95 口罩和防护服。除此之外，仓库里还有几十种医疗设备。

“你知道吗？你是第一个非医院的客户。”负责人说。这个仓库向医院和以色列军方提供备用医疗设备，只服务国家和医院，从未服务民间。“这本来是不能给你们的，但看你们这么好，以色列需要你们这样的人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没在国外给我们丢脸。”

当时，我想都没想，就说“buy it”，很快就成交了。没想到，负责人马上说：“看你们这么热心帮中国，把5万套医用手套捐给你们。”最后，仓库几乎把所有备用的医疗物资都给我们了。

就这样，不到17个小时，我们筹集了100箱医用口罩，每箱有1000只、重5.4 千克，共10万多只；60箱手套，每箱3千克，共5万双；70箱手术衣（防护服），每箱100件，每箱6千克，共7000件。物资总计229箱，重量近1吨。

3 特殊时期的海外物流，

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旅程

从我开始找口罩的第一天，我的团队就在寻找靠谱的合作机构来接收我们的医疗物资，送到湖北真正需要的地方。这里不得不提到我心目中的英雄——“歪研会”的制片薇薇。

薇薇主要负责这次中国国内接收海外物资捐助的流程，那几天，她和团队成员开始研究所有医院在网上发出的物资征集函，比较不同医院的物资需求。但考虑到形势一天一变样，等我们真正把物资运到中国，原本那些需求高的医院可能物资已超额，出现爆仓、造成浪费，我们决定先联系慈善机构，希望把物资送到他们手上，再经由他们分派给急需的医院。

那段时间，薇薇一天要打上百个电话，但疫情愈发严重，这些慈善机构忙不过来，电话经常打不通，哪怕打通了，常常要转三四次才会找到对接的人，而且每次打电话都是不同的人接。这样一来，薇薇需要重新解释事情缘由，无形中也花了更多时间，最终才确定了临近疫区的湖北省慈善总会。

同一时间，薇薇比较了多家物流公司，最终定下了能对接慈善机构且人力充裕的菜鸟裹裹，并与他们建立了联系，菜鸟同意帮我们安排物流运送流程。流程启动后，薇薇便开始了处理文件的漫长过程，比如，菜鸟需要慈善机构的盖章证明才能预定航班，而慈善机构需要物流公司的航班信息才能提供盖章证明。

除此之外，我们需要向菜鸟提供海外捐助物资的相关文件，《海外物资捐赠意向书》《捐赠物资清单》《受赠人接受境外慈善捐赠物资进口证明》《货物基础信息》《实际使用人收据》《装箱单》和发票，填写这些表格是为了审核受捐方的资质、（所需）物资的型号和标准……

需要准备许许多多复杂的文件。

我们好不容易定下飞往武汉的航班，又因为武汉封城，班机停飞了。而菜鸟裹裹的头程资源都是到上海的，所以必须到上海进行清关。然而，上海的海关不接受异地慈善机构的捐赠，我们的受赠主体全部改为上海慈善总会，希望通过它把物资转交给湖北省慈善总会。这样一来，所有文件又要全部重填。

薇薇三番五次地改文件，我跟她有6个小时时差，她得经常熬夜和我联系。看起来是5份文件，但每一份的数据都需要我们反复确认，最终薇薇来回修改了至少 15版。多方沟通的成本真的太高了，时间一点点流逝，我们越来越焦急，心里越来越难受。

随着疫情蔓延，医疗物资紧缺的程度愈发严重，中国官方下达新规，海外捐助物资可以不经由慈善机构，这意味着我们能直接送往对口医院。我们立刻检索数十所医院发布的医疗物资征集函，发现黄冈市中心医院需要的医疗物资和我们筹集到的非常契合，就赶紧和它建立了联系。

不过，与黄冈市中心医院联系也不顺利。举个例子，在确定流程过程中，需要医院官方盖章，但我们从医院负责人那里得知，当时医院的公章不在本部，他们派专人寻来公章，再翻译、盖章、扫描，也花了不少时间。有一天早上，薇薇 8 点多打电话到医院确认信息，说着说着，听到电话那头突然传来吼声：“快点开工了！”可见情况非常危急。

最终，我们确定了将医疗物资运到上海，再转运到武汉。一切似乎逼近终点了，就在这时，传来了一个震惊全球的消息——2020 年1月31日， 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定义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4

“救命航班”：

把口罩运出去

消息公布是在以色列的深夜，两个小时后，所有航空公司宣布取消了中国航班，有的是立刻取消，有的把第二天或第三天设为最后航班日。我和波波也因此滞留在以色列，至今无法回中国。现在，巴西的朋友想把口罩运送到中国，可政府不允许；新加坡禁止近期去过中国的游客入境；在美国，1个小时内就有好几家航空公司取消飞往中国的航班。

对我们而言，这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我们做了那么多，难道一切要停在这里吗？我只好一边联系以色列的货运公司看能否尽快帮我们安排物流；一边向以色列卫生部、以色列的机场和中国的伙伴反复确认物资信息：

（1）这批货物不是用于销售，而是捐助；

（2）箱子的长宽高以及重量；

（3）打包箱数量、毛重、净重、总重量；

（4）货品种类以及每一种的数量；

（5）货品编号。

虽说身处全球化时代，办什么事情按理应该很快，但在以色列，很多人没有随时查看手机信息的习惯，我只能打电话。我每天打100多个电话，给每个人十几次确认很多信息，我和中国的伙伴曾通了整整4个小时的电话，确认所有的物资、所有的数字。从耶路撒冷仓库运送物资时，还碰上以色列的周末（周五、周六），卡车司机不上班，所以这期间我们又干等了两天。

那时候，我真正体会到了“度日如年”的感觉，每等一秒，就觉得希望一点点地丢失。不过，同样经历了极大折磨的薇薇说：“你不知道你的一点点努力会带来什么改变。”第二天上午 11 点，一家以色列货运公司打电话给我，说通过菜鸟找到我们，他们来负责货运且全程免费，让我们尽快把货品的信息发给他们。

一切来得太突然了！估计是薇薇和其他成员在中国的努力起了作用。我和波波已经 3 天没合眼，身体很累，但听到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语气十分焦急，我们就又来了干劲。之前事情进展很慢，一切都很“卡”，没有出路，而现在效率突然提升了。我知道，或许是因为更多的人意识到阻止疫情蔓延的重要性，并且开始行动起来。我们大家一起焦虑、担心，却同步行动着。我非常喜欢这种感觉！

我和波波赶紧填好物资信息，货运公司一边联系机场给我确定航班，一边开车将物资运往机场。在车上，我也想过，万一最终没订到航班，怎么办？毕竟，每时每刻，全世界的情况都在变化。但是转念一想，我们把物资运到机场，只要找到航班，就能立刻出发！于是，我赶紧再次踩紧油门。

到了机场，货运公司给我们带来了这几天第一个真正的好消息：订好航班了，俄罗斯航空 SU503——从特拉维夫到莫斯科、SU220——从莫斯科到广州。不过，我仍然很紧张，我们的物资装载上飞机之前，机场人员要认真检查，我根据工作人员的指示填写物资信息单，每画一笔，心就揪一下，好在检查通过了。

最后，工作人员要在箱子上贴行程单，算是“确认机票”，保证能装上离开以色列的飞机。只见他用手掌前后捋平、贴紧，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刻，上面写着“从特拉维夫到广州”。我真的无法形容当时的感觉，仿佛是真正地松了一口气。飞机起飞后，我和波波找了家地道的以色列餐馆，吃了鹰嘴豆，还有类似中国肉夹馍的“沙威玛”。这是我们到以色列吃的第一顿安心饭。

重达一吨的以色列援助医疗物资抵达广州，准备运往黄冈。

北京时间 2 月 5 日上午10点，俄航班机准时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等待物流公司安排直达黄冈的汽车队。这一天，“歪果仁研究协会”发布了第二段短视频，记录了我们把医疗物资运往黄冈的大致过程。视频发布后，最激动的应该是我们身边的黄冈人。

“Help Hubei Help China”群组里有一个朋友，她的妈妈是黄冈人，专门给我们发消息说看到我们为黄冈做的事情，不知道说什么好，没想到世界各地有这么多人在拼尽全力帮助黄冈、湖北和中国。

对话新星出版社

重大项目办主任邹懿男

采写｜新京报记者，张进

“用图书这种最为正式的载体纪录历史”

新京报：据贵社编辑说，《站在你身后！》的出版只用了8天。新星出版社是如何做到的？

邹懿男：从提高自身业务水平的角度来说，事后我们确实对整个过程进行了复盘。在差不多182个小时的时间里，流程表上记下了93个主要的时间事件节点，情况确实比较极端。我觉得，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凭借的只有信任——我们和作者之间的信任，出版团队同伴之间的信任，其他都不重要。这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有一个小故事。最初，我们为这本书的封面设计了若干样式，出版团队内部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由身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和口罩的医生肖像为主要元素的一版，其视觉表达非常直接且有冲击力。然而，“歪果仁研究协会”的同伴们却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们反复强调，“医护人员的设计显得我们喧宾夺主。我们不是医生，我们没有救治病人，我们只是帮助了医生和有需要的人们。”所以，最后我们共同选择了一张湖北省地图作为封面的主要元素。事后，我写了一篇编辑手记，最后一句话是：“作为出版人，我们希望读者在看过这本书之后，能够永远记得那些曾经在远方帮助过中国、帮助过湖北、帮助过黄冈的人而忘记我们曾经做了出版图书这样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和“歪果仁研究协会”同伴们共同的想法。

新京报：书中的故事简单动人。重大疫情中得到国外援助，不仅部分缓解了物资的匮乏，同样也能得到精神上的支持。贵社于此时出版这本书的意愿是怎样的？

邹懿男：一切的起点是作为出版人特别是外文局出版人的责任。不过我想再次强调的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和身处抗击疫情一线的人们所做的事情相比不值一提，我们已经知道许许多多这样的人和他们的故事。其次，和许多现在仍然在为摆脱灾难付出实际努力的人所做的那些事情比，同样是这样。比如，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偶然得知但“歪果仁研究协会”的同伴们现在不愿公开提及的事情是，高哲铭先生在以色列仍然在为募集更多医疗物资而奔走，他们的行动还在继续。

至于我们所能做的，更多的只是发现和记录。所谓的发现，比如一个小小的细节，书中有一位理发师的照片，他可能从未接待过一位中国客人，但还是为那些也许一生不会谋面的人捐赠了仅有的5个口罩。最初的书稿中提到这里只有一两行文字，但我们在其中看到了一些感动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请作者立刻去拍了他的照片放进在书中，还在这本书最后的致谢部分，在诸多施以援手的以色列商业巨擘的名单中，特别写下了这家理发店的名字。所谓的记录，就是我们让一切回到一个出版人能做的事情的源头——用图书这种最为正式的纪录历史和传承文化且最具仪式感的物理载体，把一件有价值的事情记录下来。

新京报：出版此书的行为，也涉及书籍之用的问题。你认为，书籍在当下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

邹懿男：小的层面，仅就这本书来说，我们将把全部发行收入捐赠给湖北省医科学生助学项目。这个想法，对于前一段时间频发的伤医事件，对于现在的疫情，或许能够起到的一点点非常微小的作用，也是我们的态度的一种表达。

中间的层面，如我刚才所说“用图书这种最为正式的纪录历史和传承文化且最具仪式感的物理载体，把一件有价值的事情记录下来。”做好这件事情就已经很不容易。我们试图先做到这一点，并且做得足够有品质。

大的层面，“作用”就会非常复杂，涉及方方面面。对我个人来说，目前宁愿让事情变得简单纯粹一些，否则可能连最基础的一些功能都实现不了。

新京报：某种程度上说，眼下中国的每个行业都在面对疫情，也都在抵御疫情。你认为出版社应如何面对、如何抵御？

邹懿男：这个问题我想跳开具体工作稍微说得远一点，前些天也在和一位前辈探讨这个问题，他的想法给我很大启发。印象中，就像十余年前的“非典”对于传统交易方式的改变、电子商务的发展起到了某种特殊的作用一样，这次疫情也一定会导致某些领域发生重大的变化，及至产生一种新的“势”。比如，春节期间，我们看到了一些影片在互联网平台进行所谓的“免费”播放，引发了传统电影院线的强烈反弹。这里面的孰是孰非作为外行我们不便妄加评论，但是我想可以思考的是，实际上没有什么传统格局是无法颠覆的，是不是以后大电影的网络发行和受众的观影模式会继续发生某种改变？是不是一种新的“势”将成为主流？一次变化就可以推动一场深层次的变革。客观地说，目前的出版行业肯定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即便在一些不“前沿”但还算“新”的技术的应用上，仍然还停留在比较表层的阶段。我希望我们热爱的这样一个具有独特存在价值的行业不要在未来的某一天忽然成为“出局者”，那么，现在开始进行一些新的尝试，将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文摘选自《站在你身后！：从特拉维夫到黄冈的384小时》，小标题部分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高佑思；张进；

编辑：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