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4月经济指数情况
4月 30 日，中国统计局公布了 4 月的采购经理指数，制造业指数下降2.1%至47.4%，非制造业指数下降 6.5% 至41.9%，综合产出指数下降 6.1 %至42.7%，三大指数均降至疫情暴发以来的最低点。
4 月生产指数为44.4%，新订单指数为42.6%，较上月分别下降 5.1% 和6.2%。这两个数据意味着需求的下滑甚至比生产端还要严重。以汽车产业链为例，汽车零部件众多，需要多个区域协同生产，其中一环受阻，整个供应链都会出问题。上海和吉林是国内汽车产业的主要生产区域。根据中汽协 2021 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几乎每 10 辆汽车就有一辆产自上海，新能源汽车领域中，特斯拉在 2021 年共交付 94 万辆。而上海超级工厂年产就达 50 万辆，也就是说特斯拉有一半左右产能在上海。从数据来看，供应商配送时间4月为37.2%，较 3 月巨幅下降 9.3%。这意味着交货异常缓慢，疫情防控的影响也在此体现得非常明显。外区下滑同样非常严重。 4 月新出口订单为41.6%，位于低景气区间，较上月下滑5.6%。
但是新出口订单大幅回落的主要原因并非海外需求缩减所致，更有可能是疫情造成对外出口运输不畅所导致的。因为从海外发达经济体的需求来看，2022年一季度，欧盟、美国贸易逆差继续扩大，均未表现出大幅下滑的迹象。且欧美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仍旧处于 55 以上的较快扩张区间，这意味着海外发达经济体的需求依然存在。而多项数据也显示，在国内疫情反弹之时，部分出口订单正向越南、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转移。
4 月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为64.2%，出厂价格指数为54.4%，分别下降 1.9% 和2.3%，剪刀差扩大至9.8%，已连续 4 个月上涨。也就是说价格指标虽然有所好转，但剪刀差仍在扩大，这代表着结构性通胀对中下游企业的利润挤压仍在加大，中小企业生存情况依旧举步维艰。关于输入性通胀的压力，4月初由于地区间冲突有所缓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有所回落，通胀压力略有降低。但随着月末谈判破裂局势再度升温，5月的通胀压力再度加大。以原油市场为例，原油期货价格月初震荡下行，路由价格一度跌破 100 美元大关后，后又一度突破 110 美元。显然接下来的五六月份才是通胀观察的重要窗口期。
再看企业情况，大型企业指数为48.1%，比上月下降 3.2%。这是大型企业疫情以来首次跌破荣枯线，这可能反映出下游中小型企业面临的需求冲击开始向上游传导。而中小型企业指数分别为 47.5% 和45.6%，均比上月下降了1%，继续低于荣枯线，显然需求明显走弱，叠加成本压力较大，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均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
而 4 月中国经济遭遇重挫，政府稳增长主要依靠基建。建筑业虽然受疫情影响有部分晋升中断，但仍维持在临界点之上。 4 月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2.7%，其中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61%，位于高景气区间，而同期房地产投资和开发仍较差，销售金额和面积仍在下降，这代表着基建成了经济的主要托底项。而最惨的毫无疑问就是服务业 ，4 月数据已经降至40%，位于低景气区间，受疫情冲击最大。
总结 4 月的采购经理指数，显然当月经济继续下滑已经板上钉钉。由于疫情的持续影响，目前仍然看不到见底的迹象。后续主要关注各项政策能否根据政治局会议进行调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最近国内围绕是放开还是严加管控展开了激烈争论，支持严加管控的人，其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现在国内还没有建立起老年免疫屏障，一旦放开就会导致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的死亡。从香港的数据来看，他们这个担忧是有必要的。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让千百万家庭承受亲人离去的痛苦，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二、防疫的重点
如何构筑老年人免疫屏障上，国内防疫的路径却出现了根本性的偏差。防疫中投入的巨大人力物力资源，并没有用在提高老年人的疫苗普及率上，而是用在了限制社会正常流动上，也就是通过约束社会中最活跃的青壮年群体的生产消费社交，降低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速度，甚至让部分地区停摆来给老年人创造免疫屏障，减少死亡率。在疫苗没有研发普及的时候，这些政策是必要的，也是降低社会死亡率的唯一途径。但是当疫苗普及之后还继续延续这个模式，不但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更会付出很多不必要的代价。
第一，不提高老年人的接种率，也就无从真正构筑老年人的免疫屏障。上海、香港都是前车之鉴。社会一旦破防，老年人将首当其冲。而日本、新加坡这种老年人接种率非常高的地方，即使是社会恢复正常化，整体死亡率也较低。例如日本这半年死于新冠的老年人总数已经低于 8000 人。
第二，限制医疗资源利用率，导致老年人其他疾病不能得到有效救治。根据一些公共卫生学研究，在风控模式下，其他疾病的死亡率会总体上升一倍左右。
第三，牺牲社会经济发展将直接影响家庭收入和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降低全社会的预期寿命。所以中国接下来防疫的重点成败的关键毫无疑问就是如何提高老年人的接种率。比如在 4 月 28 日的上海发布的数据，全市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两针接种率为62%，三针接种率为38%。而北京市卫健委 4 月 18 日公布的数据时，64及以上人群第一季接种率为80.6%，但是没有公布 2 针和 3 针的接种率，估计 2 针接种率会稍高于上海，但应该也不会高于70%。
我们知道，在内地城市中，北京、上海的公共卫生条件最发达，疫苗接种网络最完善，社区推动力度较大，居民防护意识也相对较强。按照最基本的逻辑，这两个地方应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全国多数地方老年人两针接种率都会低于这两个城市，也就是低于62%。
而目前全球普遍规律是老年人接种率远远高于年轻人。比如截至 4 月下旬，美国全国两针接种率66%，而 65 岁以上老年人为90%。日本全国两针普及率为81%，而 65 岁以上普及率为92%，80岁以上达98%。再是加强针 12 至 39 岁人群普及率低于36%，15岁以上老人则达到86.9%。而中国则出现了老年人接种率远远低于年轻人，并且还在不断督促年轻人打第三针甚至是第四针的现象。
因此中国下一步的防疫重点应该是逐渐减少对具有抵抗力的青壮年无休止的核酸和抗原检测，并把防范正常人群的资源用在排查老年人接种率、督促老年人的疫苗接种上，把耗费巨大、管控面巨大的社会面清零转向为对老年人不接种疫苗清零，这样才能实现更精准的防疫。如果这项基本工作完不成的话，国内将永远在被动围堵病毒的路上，不断地为此付出过高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