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志，姓有谱，国无志，国家就不知道历朝来的强弱富穷、姓无家谱，姓氏就不知道历代来的旺败兴衰。
叙家谱一不是拉派性、二不是拉集团、三不是搞什么反动组织，搞违法犯纪之事，互相包庇，更不是以叙家谱为由，来骗取族人的钱财，吃整家族。
叙家谱是为了祖嗣相连，瓜瓞绵绵，使姓嗣不出现错乱和错喊错叫的现象发生。叙家谱是姓嗣繁衍的历史见证，是姓嗣的文化互相交流的结晶，是姓嗣互相联系的亲情纽带，使姓嗣的亲和力、凝聚力不断地增强和提高，永不散失，使族人内固民心，外结侨情，是光耀祖宗，造福后代的绳索，是姓氏的根源。
叙家谱是为了奉宗追远和睦团结家族。学习先辈的丰功伟绩，让每个族人能在家族中树立起，不为名、不为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任人唯贤，以德为先，有关心国家和关心族人的思想，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多做好人好事，要有为国家和族人多做付出金钱物质脑力体力上的牺牲，不能有半点谋私和寻私的个人行为，处处为着国家的利益和家族利益，在国家和族人遇有灾难时，挺身而出地作出应有的贡献，让后代子孙多出人才，一代强过一代，一代超过一代，一代胜过一代，这才是叙家谱的宗旨。
叙家谱是以每个姓氏的得字得姓的起源为由，是记载姓氏中每个人的生殁日期和埋葬的地点及生存经过，特别是记载为国家为族人作出重大贡献的有功绩人物，叙家谱是寻根叙祖，如一棵树，有根有枝有叶，有根树才能活，有枝树才能长大，有叶树才长得茂盛。人也和树一样，得姓(得字)者就是根，生的儿就是枝，孙子就是叶。祖宗长远，儿子多，子孙就昌盛。
历史证实有三：
一、张姓：
张姓是以弓长为姓，轩辕黄帝第五子是以捕猎为职业，喜用箭，箭是弓玄组成，弓短玄长，就以弓长合并为张，所以轩辕黄帝的第五子就改名为张挥，此后张姓就把张挥立为张姓的始祖(一世祖)。
二、李姓：
李姓是以木子为姓，商朝时的大臣理征，因为朝事得罪了纣王，被纣王杀害，其妻契何氏与子理贞为了逃避纣王追杀，到黄河流源一带躲命，无食，就以山上木子为食，而得活命，为了不忘木子养命之恩，契何氏就把儿子理贞改为李贞。此后李姓就把李贞立为始祖(一世祖)。
三、詹姓：
詹姓是以封侯为姓，西周宣王(姬静)公元前801年，宣王在位26年，筑城百里于詹国，命名詹城，其子姬宏因治冀州(今河北省)有功，得为民瞻仰，宣王(姬静)钦封姬宏为侯，始称詹文侯，封后姬宏的后嗣姓詹而不姓姬也，得以此，詹文侯为詹氏始祖(即河间一世祖)。
以上三例，一是以职业用物为姓，二是以食物养命为姓，三是以封侯为姓，所以姓氏修谱之原则要以得字(得姓)的历史为据，和每一代的岁数差距为据，修出来的家谱才真实，才有意义。
有些修谱之人，是以疑以传疑的修谱原则，在始祖和迁始祖断未可见之时，而当代一些主持修谱者，又攀援一些有钱有势者，任意编造始祖(一世祖)，热衷于从古典文献中去爬疏线索，随心所欲地乱串家谱，既自欺
宗祠习惯上称祠堂，是供奉祖先神主，进行祭祀的场所，被视为宗族的象征。宗庙制度产生于周代。上古时代，士大夫不敢建宗庙，宗庙为天子专有。后来宋代朱熹提倡建立家族祠堂：每个家族建立一个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的祠堂四龛。初立祠堂时，还要从现田中每龛取二十分之一作为祭田。 清代，祠堂已遍及全国城乡各个家族，祠堂是族权与神权交织的中心。祠堂中的主祭——宗子，相当于天子；管理全族事务的宗长，相当于丞相；宗正、宗直，相当于礼部尚书与刑部尚书。宗祠体现了宗法制家国一体的特征。
《礼记.王制》载：古代天子建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至明代，始准许庶人立始迁祖庙，一般建于宗族聚居的近地，岁时由族长率领族人共同祭祀。也称“祠室”、“祠堂”。《汉书.张禹传》：“禹年老自治冢茔，起祠室。”《后汉书.清河孝王庆传》：“朝廷大恩，犹当应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灵有所依庇。”宋司马光，文潞公家庙碑》：“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师皆有庙。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居室为后。及秦非笑圣人，荡灭典礼，务尊君卑臣，于是天子之外无敢营宗庙。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在都邑则鲜焉。”
据清初《光泽县志》载，当地“从前各族宗祠无几，近数十年，凡聚族而居者，城乡多各建祠。春秋祭祀，序昭穆，崇功德，敬老尊贤，颇有追远睦族遗意。”（清·乾隆《光泽县志》卷四《舆地志·风俗》）一般家族不仅有一族合祀的族祠、宗祠，族内各房、各支房，往往还有各自的支祠、房祠，以奉祀各直系祖先。这一时期的宗祠大都保留至今。据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等调查，连城新泉的张氏家族，除总祠外，另有支祠24座；惠安山腰庄氏家族，族众数万人，大小祠堂超过100座，其准确座数连族人也说不清。福州郊区尚干的林氏家族，族众近万人，大小祠堂不下50座。为显族威，大宗祠堂还盖进省城。一些同姓氏的大家族，有的合建跨地域大宗祠。
民国时期，永定“乡村之中，不论大小姓，皆合建祖祠，复合散居各乡及徙居各处之同宗在邑城建祠。”仙游县黄氏家族，派下子孙散居30余村，各地黄姓集议，在县城合建黄氏大宗祠。福建林氏是人数最多的家族之一，清初曾会同八闽林氏族人，于福州创林氏大宗祠。此外，在海外及台湾的分支子孙，与乡土宗祠也保持了密切联系。民国时，漳州许氏家族，居新加坡、马来西亚者，曾联袂返乡倡建新加坡许氏大宗祠。
为了维护祠堂的神圣和庄严，保持祠堂的整洁和香火有期，福建民间各家族对之都有一套管理规则。强宗大族专设祠堂司事和祠丁来负责祠堂的日常管理和洒扫上香。福州一些祠堂还规定每年按家居住址，每家出1人，一届8年选4人，轮流管理祠堂，这些人俗称“当家头”。族人不允许有损害祠堂的行为。长乐曾氏家族规定：“一宗祠内外，不准私放畜类，以及不准夏秋晒谷，至于乘凉寝睡等事。违者罚钱一千文，充祠公有；若再抗罚，族房齐集，呈官究治。一祠堂内外，凡有安囤家私柴草，即在祠前焚化示众。”（长乐《感恩村曾氏族谱》宗祠规条）有的家族还规定，族人损坏祠堂物件必须赔偿公罚。妇女儿童不得随意入祠，族人盖房不得有碍祠堂风水等，尤其是一些有损于家族道德的行为，如行窃、赌博、吸毒等皆是祠堂的严厉规定的禁条。
祠堂的建筑大多讲究“风水，通常是在祖先最先居住的地方，将旧房改建成祠堂；一些家族建宅时，往往先建祠堂。闽北一些单姓小村落，无力筹建大祠堂，便在村前选址设牌位，供祖先。祠堂一般多位于正寝（前堂）东侧，讲究的有三间二外门。正大门平常不开，只在春秋二祭或族人议大事时开启。正厅外，有储藏祭器、遗书的小房子，环绕成一个独立的建筑群。普通的祠堂只有一间正厅，正厅内设4个龛（也有8-10个龛者），龛中置一个柜，内藏祖宗牌位（称“神主牌”），4龛神位依次为高祖考、高祖妣和考、妣的官位、姓名字号。每龛前各设一矮长桌，用以摆放祭品。
一些宗祠里，凡本族新添男丁要贴张红纸在柱上，上书×××长子（或次子等）、取名×××，以示到祖先面前报到。如今闽南一些祠堂大厅正中大木龛中列祖列宗的神主牌位，已被各主遗像所取代。本房死者若有子已婚（不属夭折）者，其遗像可入祖厅正堂。惠安崇武一带，几乎所有宗祠厅堂的龙壁都贴有符篆、“金箔”及用锡箔色纸剪成的镜、尺、剪刀、双喜等图，用以镇宅。符篆多书“北方玄武大神镇宅”、“西方白虎大神镇宅”、“东方青龙大神镇宅”、“南方朱雀大神镇宅”等。平日祠堂空屋有借给家无住房的族人居住，有的族人的灵柩也寄放在祠中。族人去世，则送香灰入祠。外出族人来谒祖寻根时，必先到祠堂祭拜，而后包上祠堂的香灰及家乡泥土带走，以示不忘根本。
在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里，宗祠文化是一项不可蔑视的姓氏宗族文化，由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传宗接代思想的根深蒂固，中华民族就产生了姓氏文化，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姓氏文化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延续数千年来都没有间断，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四旧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其发展甚至受到严重批判，但作为一种宗族文化，一种植根于百姓骨髓的传统，还是迅速地在中国大地蔓延生息，香火不断，最具象的一面，即是宗祠文化。 宗祠，习惯上多被称为家庙、祠堂，是供奉祖先神主（即俗称的牌位）、宗族祭祀祖先的场所，一向被视为宗族的象征。
崇拜祖先并立庙祭祀的现象，在原始社会后期即已存在。明世宗采纳大学士夏言的建议，正式允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从此宗祠遍立，祠宇建筑到处可见。宗祠原为“追远、报本”的目的而兴建，所以在建筑规制上要体现出礼尊而貌严。自南宋到明初，一般的祠堂都是家祠。特别是自明清以来，祠堂成了宗族祭祀先祖、举办宗族事务、修编宗谱、议决重大事务的重要场所。
宗祠，除了作为祭祀场所之外，过去的宗祠还是处理宗族内部事务、执行族规家法的地方。族人的冠礼、婚礼、丧礼基本上都在祠堂进行的。有的宗族规定族人之间或族人家庭之中发生了争执，都要到祠堂中裁决。所以，在封建时代，祠堂在一定意义上又成了衙门，具有一族“公堂”的性质。
宗祠，虽然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产物，在当今则有其新的存在的意义和社会作用。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华人寻根热潮的兴起，许多宗祠被新建和修复，族谱被续修，而海外华人则不断翻新旧宗祠，联络故众。可以说，今天的宗祠已经没有了“宗族主义”的负面作用，只具有帮助人们寻根问祖、缅怀先祖、激励后人、互相协作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对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对于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