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世纪后期，随着大明王朝的最终建立，整个东南半壁都为严格的海禁政策所笼罩。不少沿岸岛民都被强制请出原先的家园，而港口城市和渔业重镇的损失则更为惨重。其中就包括有不少世代迁居福建的穆斯林后裔。
尽管他们的活动轨迹因不符合帝国律令而难以为正牌史官所待见，却意外同稍后抵达远东的葡萄牙人发生过诸多冲突。1541年，发生在闽东宁德河的小型海战，便是双方展开合连纵横的一个微观写照。
唐朝时期 穆斯林海商更乐于集中在广州
事实上，早在公元8-9世纪间，最能吸引穆斯林移民的港口还是广州。但在经历了黄巢叛军的大规模屠城与北宋大将潘美的连番摧残之后，大批剩余的商团移民被迫另觅栖身之所，分批转移到福建沿海。由此催生出五代至蒙元时代的泉州崛起，也让整片水域进一步同南亚各地拉近了联系。但在元末末期，逊尼派群体同自己的什叶派邻居大打出手，闹出了震撼大都的亦思巴奚叛乱。因而在后续的不断打击下，势力较过往是大不如前。
公元1368年后，更为激进朱元璋将势力范围推进至福建。原本是当地支柱性产业的海洋经济，很快就彻底为敌视工商业的新朝雅政所焊死。其中，除福州保留了用于接待琉球商人的市舶司机构，余下州县的对外联系解围官军巡防所切断。至于祖籍并非远东的穆斯林群体，也被迫忍受帝国所颁布的歧视性婚姻政策，经常无法让子女与同族人的后代结合。因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的经济状况、技术水准与社会地位都遭严重侵蚀。于是，不少原本散居的小家族，开始选择性的抱团到个别区域集中生活。更有大胆者频频挑战朝廷严守的锁国政策，擅自造船出海搞走私贸易，并逐步演化出许多规模中等的海盗队伍。
明朝时期的福建省地图
平心而论，福建穆斯林并不是唯一挑战海禁权威的沿海居民，但他们的特殊身份却更容易让自己在海外闯出一番天地。因为在他们势力日渐衰微的同期，东南亚大部分区域的重要港口正逐步为源源不断的伊斯兰商团所主导。比如越南海岸上的占城、马来亚半岛上的新加坡和马六甲，都不同程度的由印度教转向穆斯林信仰。文莱苏丹的船队则已向东建立最早的马尼拉城，而泰国新都曼谷的前身大城府，名字本身就源自西亚的波斯语发音。
所以，仍旧坚守在泉州或莆田的本地胡商后代，便可以堂而皇之的在上述地方寻觅到存在感。他们的活动轨迹也向南辐射至广东的潮汕地区，并成功往北与浙东的舟山群岛重建联系。尽管明朝官方一直对类似的行为予以坚决抵制，却因经济水平的每况愈下而无法做到全面顾及。原先镇守海岛的水寨部队，大都因无法自持而造成大量人员流失，留下的残部也非常乐于收取海商贿赂。内陆军队也近况艰难，还不同意经常翻越山地实施各类突击检查，只能在客观上坐视大批走私船队的肆无忌惮。
葡萄牙人的东来 也拉动了区域军备竞赛
进入16世纪，葡萄牙天主教徒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又在印度洋水域展开激烈争夺。边上的南洋地区也受到波及，成为更多私人冒险家的混战沙场。于是，一些经常造访域外的福建穆斯林海盗，便得以获得更先进的欧洲技术。不仅购买到融合进西方建造风格的改良帆船，更早于明朝水师为自己的座驾安装上弗朗机火炮。甚至在频繁发生的冲突中也不落下风，屡屡将落单的葡萄牙船只击沉和俘获。只不过有的首领乐于同占据马六甲的西方人合作，有的群体则坚持站在穆斯林国际主义情节一边。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日后以写下《远游记》而闻名的门德斯-平托，随首领法利亚一同开启自己的明朝之旅。虽然他们在出发前尽可能的招募欧洲本土海员共事，却还是只能以更多来自马六甲的本地水手或黑人奴隶充数。非常有限的投资数量，也决定了他们只能用低价买入中国式帆船充当载具。何况在抵达浙东舟山的双屿岛前，他们还将直面大批为冲突海禁而冒险出航的东南居民。其中最有战力的危险目标，便是那些以福建家乡的穆斯林后裔。
融合欧式风格的新式广东船
公元1541年，平托与法利亚两人的小船队在泉州到莆田之间的水域遭突袭，对手正是一个被称呼为亚齐的穆斯林海盗。虽然不幸失去手头的所有船只，但还是有21个葡萄牙人和31个马来、黑人奴仆一起躲避到沿海的小岛上。很快就抢夺了1艘靠岸休整的走私武装渔船，并在去往福州的半程中夺取了另外1艘。这让他们得以继续向北航行，期望能在舟山的寻觅到合适机会。最终还遇到了亲善欧洲人的海盗手里奎伊-潘杨，并迅速结成了临时攻守同盟。
为了能有效击败强悍的穆斯林海盗，奎伊又为法利亚引荐了更多在闽浙水域有长期活动的葡萄牙冒险家。双方利用借贷等方式，凑出2艘武装商船、2艘武装渔船和500多人的可观队伍。手头还有40多门火炮、160支火绳枪，更多拥有绝佳破坏功能的火药管，足以在缺乏正规海军力量的当地横行一时。因为有熟悉当地情况的走私海商带路，所以很快就发现亚齐的船队躲藏在宁德附近。那里正好是从福州去往浙江的中转站，拥由上古火山运动所留下的大量岩石峡湾，所以是不可多得的天然避风港。流经此地的宁德河，又是走私者们隐蔽自己、补充淡水的主要场所。
位于闽东的宁德 有着适于走私船队躲藏的内湾
凌晨3点，法利亚与奎伊的船只开始悄悄潜入内湾，并顺着河口寻觅到目标所在的锚地。通过简单的侦查才发现，自己竟需要面对足足6艘装备着欧式火器的武装帆船，以及大批严阵以待的穆斯林海盗。好在，本方的每艘船上都为作战而加装了远多于平时的火炮数量，也都安排有熟悉火器技术的葡萄牙武装人员。这让他们在持续数分钟的对轰阶段中占据上风。等到双方的距离进一步拉近，又是如疾风暴雨般施展的火枪齐射，给待在上层甲板的对手以很大伤亡。
然而，作为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国际性海盗，首领亚齐和他的属下都不原意就此坐以待毙。他们很快就从躲藏的下层甲板中重新冲出，同刚刚攀登上自己旗舰的对手展开血腥恶战。同时，还有几艘较为灵活的武装渔船也纷纷机动到自己边上增援，同法利亚与奎伊的船只展开近距离对轰。但后者早已为类似情况备足了火炮和各类炸药，所以才勉强顶住这轮近乎疯狂的极限反扑。随着其中的2艘还因遭连续命中并发生爆炸，让穆斯林海盗们终于意识到自己或许很难再度取胜。于是，这些人带着已经负伤的首领亚齐，撤退到岸边的木寨中寻求自保。最后被大批追赶上来的对手用火点燃建筑，全部惨死在这片原本安静而鲜有人至内湾河口。
穆斯林海盗一度发起过猛烈反扑
战斗结束后，法利亚与自己的本地盟友们共同清点成果。发现原本有300人的穆斯林海盗被歼灭大半，本方则只有不到10人的伤亡代价。至于亚齐通过购买、劫掠和俘虏得来的6艘大小帆船，还有4艘尚可继续航行使用。舱室内则堆满了来自整个东南沿海与南洋地区的货物，足够胜利者在理想中的双屿岛市场上大赚一笔。
尽管双方所使用的武器基本一致，成批招募来的海员也完全类似，却始终处在高低不等的生态位上。毕竟，葡萄牙人倘若遭遇失败，终究能想方设法的跑回马六甲等候东山再起。而本土穆斯林们却背靠着一个异常敌视自己的母邦，所以根本没任何退路可言。
直到今天，整个中文世界都很少有关于这些海盗的介绍与记叙。不仅因为他们的先祖来自西亚，更由于其获得机遇的年代，整个叙事体系本身就有意无意的对其采取忽略措施。倒是同样属于绝对外围的法利亚和平托等人，有机会将自己的遭遇写下来成书流传。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生态，注定了前者只能靠对手的文字留下些许痕迹，而后者则无需太多复述便可以为自己遭遇的大部分对象所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