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在新加坡活跃着这样一位闽籍华侨——新加坡近代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举人；新加坡别名“星洲”的首创者；新加坡年仅23岁的商界巨富，却在34岁时就因经营不善而宣告破产；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新加坡，却自号“星洲寓公”，心系中华，时时关心国事；日本史学家田野橘次将他视为清末中国的革命家，并把他与早期的康有为和后期的孙中山并列；他在新加坡积极推广中华文化，创文社，兴儒学，办报刊，设女校；他为人慷慨豪爽，乐善好施，晚年生活拮据，却依然接济比他更加穷苦的人。他就是被誉为“南洋才子”“南侨诗宗”的早期新加坡文化领袖邱菽园。

清同治十三年农历十月初四，也就是公元1874年11月10日，邱菽园出生在福建漳州府海澄县（今厦门市海沧区）新垵村惠佐社。父亲邱笃信早年下南洋，做过苦力和杂工，后来靠经营米粮生意致富，不到20年的时间便成为新加坡米业大亨。邱菽园8岁时被接到新加坡，已是富商的父亲为他聘请了私塾老师，希望将来能回乡考取功名。1888年，邱菽园15岁时即在家乡考中秀才。也在这一年，邱菽园开始展露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才华。一首《玉笛》诗受到师友的高度赞赏，也获得了“邱玉笛”的美号，闻名乡里。

1894年，邱菽园参加乡试，考中举人。同榜题名的还有福州人黄乃裳。第二年初即赴北京参加会试。这时正值中日签署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康有为等联合各省在北京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签名上书，提出拒签中日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历史上称之为“公车上书”。作为此次事件的亲历者，邱菽园四处奔走，积极签名，表现出一位爱国青年的满腔热情。不过这次会试，邱菽园却以落榜告终，从此便绝意仕途。

1896年初，年仅22岁的邱菽园南下香港不久，便接到父亲病危的消息，于是急忙赶到新加坡。父亲去世后，邱菽园继承100多万元家财，瞬间从一个失意文人变为新加坡巨富。在1896年—1897年这两年间，邱菽园在新加坡创办了丽泽和乐群两个文社，前者主要讲习诗歌、古文、赋、八股文和策论等，后者侧重于实学。邱菽园亲自为社员的社课作品评定等级，并自己出钱对优秀者进行物质奖励。据不完全统计，在1896年10月至1899年2月期间，仅丽泽社就有12次社课，扣除重复者之后，实际得奖人数高达692人。这个数量比晚清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和总领事黄遵宪主持的会贤社和图南社获奖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可见丽泽社在当时深受欢迎，为栖居海外的文人墨客提供了交流切磋的平台。

1898年，25岁的邱菽园在新加坡创办《天南新报》，自任社长兼总主笔，宣扬维新变革，与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成为维新派的南北喉舌。同年10月，戊戌政变的消息传到新加坡，邱菽园愤然写下《骤风》一诗，发出了“飞扬猛士今谁属，天地无情自击撞”的感慨。进入民国之后，他的报人身份更加鲜明，承办《振南日报》，并担任《南铮日报》《觉华周报》《星洲日报》的编辑，针砭时弊，对中国国内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乱象大加批判，唤醒了东南亚华侨关注时局、关心祖国的意识。

1899年3月，邱菽园与林文庆、陈合成等共同创办了新加坡第一所华侨女子学校——“新加坡中华女校”，不仅独自捐出3000元作为创校基金，还亲自为初学者编选《浅字文》，引入西欧的教材、教法，为海外华侨教育开创了新风。同年，邱菽园与林文庆共同出面与北婆罗洲国王签约，担保黄乃裳在马来亚诗巫开发“新福州”农林垦殖场。

1900年2月，康有为受邀到新加坡避难，邱菽园亲自安顿他一家人的生活，并被推举为南洋英属各邦保皇会分会长。同年7月，为资助维新派唐才常在汉口的起义，他两次捐款共达25万元，还利用自身的知名度向当地侨商募捐，全力支持维新派义举。

1907年秋，邱菽园破产。即便生活艰困，邱菽园仍十分热心于公益事业和侨界事务，1918年被选为南洋英属华侨教育总会议员，1923年受聘为福建劝业会会员，1925年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秘书，1930年任新加坡漳州十属会馆秘书。

邱菽园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虽常年身在海外，仍然不遗余力地传播中华文化。他在报纸上大量刊登了复兴儒学的言论和宣传儒学思想的文章，在殖民统治下的东南亚掀起了一股“儒学热”，积极推动了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发展和儒学在华人社会的普及。1934年，他同林文庆等人创办“南洋崇儒学社”，主张在新加坡建孔庙、设学堂、复兴儒学，让海外的华侨子女不忘本、不丢根。

作为新加坡文学成就最高、作品数量最多的文化领袖，邱菽园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文学遗产。他的主要著作有两部诗集——《邱菽园居士诗集》（又称《菽园诗集》）、《啸虹生诗钞》及其续钞，两部笔记——《菽园赘谈》、《五百石洞天挥麈》及其拾遗，此外尚有《新出千字文》《红楼梦绝句》及大量诗文散稿和报章时评。

邱菽园的一生跌宕起伏，极富传奇色彩。不论在人生的巅峰时刻还是困顿时期，都能以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心系祖国，热心公益，因此在新马华人社群中享有盛誉。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