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卜仁

闽南的“海上丝路”口岸，自唐末历经宋、元两个朝代，一向为泉州港，时称“刺桐港”。明初，泉州港退出历史舞台，到了明朝中后叶，由漳州的“月港”取而代之。月港繁盛了160多年，由于港口淤塞和朝廷厉行海禁等因素的制约，闽南一带经营海上贸易的商贾，改在厦门及其周边的嵩屿、海沧、高浦、刘五店等偏僻小港，修船载货远航东西洋交易，并在浯屿与朝廷严禁的葡萄牙人私自通商。厦门的地理位置和港口条件远较内河的月港优越，因而逐渐取代月港，并成为我国东南海沿海著名的口岸。

明朝天启四年（1624年），厦门的一个巨商和霸占我国领土台湾的荷兰人贸易，“每次用五艘帆船运出大量生丝，年销量达到八万斤，等于整个中国帆船队在万丹（今印尼）销量的两倍半。”（《孔恩文件》）。

郑成功在厦门建立南明政权，为解决军费来源，十分重视发展海外贸易。他拥有数十艘大帆船，东到日本，南至吕宋（菲律宾）、暹罗（泰国）、柬埔寨和交趾（越南），生丝和陶瓷是主要的出口商品。

在郑成功及郑经据有厦门时期，荷兰和英国都曾获准前来贸易。《从征实录》记述荷兰要求通商时说：“藩（郑成功）驾驻思明州（厦门）。台湾红夷酋长一揆遣通事何斌至思明启藩，年愿纳贡和港通商……。许之。”1670年6月23号，第一艘英国商贸“万担宾客”号到达厦门。英国东印度公司还在厦门开设过工厂和商馆。英商从厦门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丝绸、白铜和中药材大黄。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书所见的不完整材料，自1681年到1753年间，前来厦门的英国商船先后有25艘，英商银贸易差额输入厦门的白银，共达126182磅。

清初也厉行海禁，寸板不许下海。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接管在台湾的郑氏政权后，施琅和工部侍郎金世鉴等奏请开放海禁获准。第二年在厦门设立海关。“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薮，视汪洋巨浸如衽席。……外至吕宋、苏禄（均属菲律宾群岛）、实力（新加坡）、噶喇巴。冬去夏回……舵水人等借此为活者以万计。”（《厦门志》）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又“议准江浙等五省贸易商船到厦就验。”到了雍正五年（1727年），不仅“南洋诸国，准令附近商船前往贸易”（《打球会典事例》），而且明文规定，所有“洋船出入，总在厦门、虎门（属广东省）守泊。嗣后别处口岸概行严禁。”（《皇朝（清）文献通考》）这一措施，更促进了厦门对外贸易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厦门商家云集，梯航万里，“岛上人烟辐辏”，到处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乾隆年间，是鸦片战争前厦门对外贸易的黄金时代。当时前往东南亚各国贸易的洋船，据福建巡抚潘思榘的报告，仅乾隆十三年（1748年）农历六七月，洋船陆续回航抵厦门的就有16艘。乾隆十六年，负责将军兼管闽海关事的新柱，也有个报告说：“往贩外洋商船，本年闰五月至今，陆续回棹者，已有二十只。”（《史料旬刊》）

自雍正历乾隆以迄嘉庆，来厦门贸易的外商，当推暹罗和吕宋的米商最多。这些外商，带来大量白银采购我国的丝绸、瓷器、石料等土特产。应该指出，这里说的吕宋夷商，指的是西班牙人而不仅仅是菲律宾人，因为那时候后的吕宋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一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厦门和东南亚的贸易仍然正常进行。道光九年（1829年），载重250吨到400吨不等的3艘商船前往新加坡。（《新加坡报》1829年10月23日）道光九至十年间，有9艘中国商船分别从广州、潮州、上海、厦门等进入新加坡港，其中厦门四艘，名列前茅。厦门商船载的“生丝数量特多”，占货物总值中的最大部分是土布和陶瓷。厦门的这四艘商船，还载去华侨1570人。（同上1830年3月25号）越年，又有两艘商船从厦门驶抵新加坡港。

厦门作为丝路的重要口岸，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前夕。除了货物，厦门还是华侨出入祖国的口岸。

来源：厦门市地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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