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作者 | 徐海娜
抑郁症纳入学生体检后，怎么做到真正对学生有利，怎么真正帮助抑郁症学生回归正常生活，仍然是一件令人忧虑的事，也是一件值得被持续关注的事。
现代社会，患抑郁症的人越来越多，很多青少年也罹患抑郁症，严重影响了正常生活。据《人民政协报》的有关报道，全国政协委员李莉娟曾连续两年提出有关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的提案。李莉娟在接受采访时，说起提案的初衷。她发现，我们的社会有很多未成年抑郁症患者，其中最小的才13岁，她说，“实际上，对这些孩子的心理疾病是可以做到早发现、早预防的，假如能提早干预，不至于走到自杀这一步。”最近，教育部在对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答复中明确提到，“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但是，怎么落实，怎么做到真正对学生有利，怎么真正帮助抑郁症学生回归正常生活，仍然是一件令人忧虑的事，也是一件值得被持续关注的事情。
目前，我想到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引起重视。抑郁症不是一般人都经历过的某种抑郁情绪。抑郁症患者持续的精神低落和对生活失去兴趣的程度已经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然而作为一种疾病，这也是人们的一项隐私。对于普通疾病来说，患病本身这件事，是受我国法律保护的个人隐私的一部分。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把抑郁症纳入体检，怎样做好学生的隐私保护也是需要各方仔细考虑的事情。第二个问题是，把抑郁症纳入体检的目的是为了早发现，早干预。提出议案的政协委员李莉娟指出，学生被查出抑郁症后，有的学校害怕学生自杀，只能把孩子转入精神科去治疗。治疗后，孩子如何重新回归社会和学校，过程其实很难。人们在关注学生精神健康方面的一切努力，应该都是为了让抑郁症学生好起来，回归正常生活。那么如何回归呢？我想简单分析一下我生活过的两个地方的做法，也许可以找到一些有用的方法。
重视隐私和回归系统性应对抑郁症的香港经验
融合教育是目前世界上比较先进的教育理念，指将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安排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我过去在香港攻读特殊教育文凭的时候了解到，香港教育局对于有特殊学习困难的学生有一个系统的“三层支援模式”，这也是在主流学校里，照顾有特殊需要学生的融合教育成功的主要策略。这个模式可以覆盖到所有学生，当然抑郁症学生也不例外。
应用到有抑郁症等精神健康问题的学生时，教育局对这个模式是这样描述的：“教育局鼓励学校采用全校参与的模式，透过‘普及性’、‘选择性’及‘针对性’三个层面，促进学生的精神健康，以及加强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学生。在‘普及性’层面，学校的工作主要是提升学生、教师及家长对精神健康的意识和认知，及早识别有需要的学生，并加强学生的抗逆力和精神健康，减低导致学生抗拒求助的负面标签；‘选择性’层面的工作重点在于加强识别和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的学生；‘针对性’层面的工作则是确保有精神健康问题的学生（包括有精神病患的学生）能得到适时及适切的精神健康支援服务。”
我们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全体、小组、个体三个层面的工作，每一个方面都有具体可以实操的内容。例如在全校这个层面，教育局设计了“与人分享”、“正面思维”、“享受生活”三大攻略，让学生参与推广心理健康知识。并在三个层面都为学校提供资料和基本指导，以及额外的津贴。同时，香港社会福利署也发布了《学校处理青少年抑郁症及自残行为参考资料》。来自政府的原则指引、专业培训，以及资金和政策协助，让学校不至于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感到孤立无援，相应地最终受益的也是学生。
香港还比较重视患病学生的隐私保护。《学校处理青少年抑郁症及自残行为参考资料》中，明确写出了老师对抑郁症学生的支援方法，几乎在每一个阶段都会强调隐私保护。例如在学生停课治疗期间，老师除了应该表达关心和组织其他同学表达关心之外，还需要“把学生入院的原因/病情保密”；抑郁症学生经治疗到可以复课时，复课前老师要“提醒同学们需尊重个人私隐，不要追问学生缺课的原因” ，让校内的老师和同学对学生复课有心理准备，营造关爱互助的文化 。复课后，更要保护隐私，防止欺凌的出现。同时为了最大限度保护学生的隐私和自尊，文件还列出了许多给老师的建议，包括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其中特别值得留意的是：“不要为了使同学多关心学生，而透露学生的精神病历或自残行为，除非得到学生及其家长的书面同意。不要太高调地向学生表达关注或过份保护。”
香港也比较重视抑郁症学生回归正常学校生活的过程。有关文件中分成几个阶段给予学校和老师一些具体的建议，包括学生停课期间、复课前、复课后、测考前、测考期间、对卷和派发成绩、升留班安排几个阶段应该做什么，这样令老师们都能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流程。例如复课前要做的准备工作就很多，除了前面提到的隐私保护和对其他师生的心理建设之外，还有：跟其他科任老师/ 家长/ 学生商讨复课安排，以及对学生的学习要求；复课安排需配合医疗方案；按学生的需要作调适安排和支援；利用“渐进式复课”以逐渐增加学生上课的动机；告知学生有关学校的近况及各科的教学进度；提醒学生准备如何回答同学查询他的近况等。其中，“按学生的需要作调适安排和支援”这一方面具体可做的包括：“弹性处理上课安排、迟到和缺席，在跨堂课堂的中段给予小休；弹性处理欠带或错带课堂用品的情况；巩固学生的时间及个人物品管理系统；鼓励参与学生自觉能应付的课堂活动；教导记忆方法，如组织图、重点笔记等；提供工作大纲，教导分拆或分段完成繁复的工作；简化口头指示或辅以笔记协助理解；进行小组活动时，给予多点时间思考、组织及回应，安排合适的同学作提点；延长呈交功课的日期、减少功课量及按学生能力调整功课形式；宽松处理功课及测考的评分要求，如字体等。”这些还只是列明的建议，事实上学校能做到的还有很多。
同时，当局也没有对普通老师提出超出他们能力的期望，有关文件中还特别指出：“当处理同学激动的情绪时，切勿慌乱、大叫‘停止哭’及惩罚他，不要期望以一人之力处理学生；不要向学生作出承诺（如不向其他人透露谈话內容）等。香港每个学校都有驻校社工，当老师发现学生有自残或企图自杀的行为或念头，按照原则应该把学生转给学校社工处理。学校社工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但有关文件对于他们约见高危学生也有相应的指引。基本步骤是三个：建立关系、探讨问题、确定问题及其严重性。每一步都有例子和说明。如果发生了自残或伤害他人事件，全校在危机介入和场面控制方面也有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步骤。此外还有教育心理学家定期巡访，以及学校外聘的专业人士协作处理学生精神健康问题。整体来看，在对抑郁症学生的支援和帮助方面，香港学校有一整套成体系的、实操性强的流程和方法，很多细节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倚重辅导员急救式应对精神健康问题的新加坡经验
根据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融合教育／全纳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是指增强教育体系职能，从而顾及所有学习者的需要。香港一直在朝着实现融合教育的理想前进。
新加坡也声称教育要秉承融合教育的理念，但在实际中，人们可以观察到，新加坡主流学校整个系统都在为分层分级分流服务，这样的好处是能最大限度的“因材施教”，但这不能算是融合教育。一般来说，智商不足、中重度身心残障的孩子会就读特殊学校。但是我来到新加坡才知道，就算智商正常的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原来也有相应的特殊学校，只是单纯从名称上无法分辨。那么普通学校是如何处理抑郁症等有精神健康问题的学生的呢？那主要是靠学校的辅导员（counsellor），当辅导员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再把学生转介到专业机构去做评估和治疗。今年7月19日，新加坡立化中学发生一起震惊全社会的命案，一名16岁的学生涉嫌用一把斧头杀害了一位13岁的同校学生，警方接获报案赶到现场时，发现死者身上多处是伤，倒毙在校园厕所内。此案经调查属于无冤无仇的无差别杀人事件。控方还透露被告人曾是心理卫生学院的病人，两年前因自杀未遂被送入过心理卫生学院。一周后，教育部长陈振声在议会发表部长声明，援引此事，提出一些举措，来应对年轻人面临的压力，也指引学校如何支持面临心理健康挑战的人。
当时，他提出了7大新措施，简要概括如下：一，加强教师培训以更早识别；二，接下来几年将委任和调派超过1000名教师辅导员到各校，比目前的700人来得多；三，目前所有学校有至少一名在校辅导员，有些则有两名。在可行的情况下，学校未来将聘请更多在校辅导员或重新安排适合的教职员担任辅导员，扩大辅导支援网络；四，恢复中学和初院等学府因疫情暂停的课外活动，让学生建立人际联系；五，教师将在每个学期开始时，花更多时间关注学生的身心情况，并指导他们在有需要时，可以前往哪里寻求援助；六，不把Common Last Topics纳入剑桥N水准、O水准以及A水准考试，减轻应届毕业生的温书负担与考试压力；七，至于非毕业班学生，所有学校也将减少年底考试的应考内容，舒缓学生的压力。这七大新措施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加强教师培训；增加辅导员；减少考试压力。之后，很多媒体都展开过相关讨论。8月5日，亚洲新闻台CNA曾邀请教育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务部长孙雪玲出席一次相关话题的访谈节目，在节目中，孙雪玲非常坦诚地说，不是所有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会愿意主动寻求辅导员的帮助，教育部应该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
她还强调，辅导员的角色应该是“急救员”（ Teacher-counsellors in school should work like “first-aid” stations）。表面上看，新加坡学校里的辅导员角色和香港学校里的社工差不多，但实际上对学生生活的参与程度不同。香港社会福利署对中学社工的介绍是这样的：“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旨在识别和帮助那些在学业、社交或情绪发展上有困难的学生，使他们能够充分把握学习机会，发展潜能，为进入成年阶段作好准备。”香港注重系统性应对，新加坡则更注重事发后的措施。新加坡主流学校中，被学校辅导员评估为有自杀或严重精神健康障碍的高风险的学生，会被转介早期干预和社区心理健康评估 (REACH) 团队和其他社会服务机构，为学生和家人提供额外的专业支持。当发生学生自杀事件时，教育部会立即启动支持紧急情况的关怀行动（CARE）团队，帮助教职员工和学生应对事件造成的心理困扰。此外，所有学校手册中都印有由 SOS 和新加坡儿童协会等机构支持的 24 小时求助热线。在隐私保护方面，新加坡和香港执守同样的隐私保护原则，但香港更强调细节，病情是一定要保密的，除非有患者和家长明确的书面同意。但同时也会特别强调老师不要承诺为学生的所有事情保密，因为其中如果涉及到会伤害自己和伤害他人的想法，老师需要和专业人员一起帮助学生。在学生如何回归课堂方面，香港有比较成系统的、渐进式流程和方法。
而新加坡目前更多注重的还是“急救员”和“守门人”式的干预。对于有精神健康问题的学生经治疗后如何回归校园生活，没有既定流程。不知立化中学命案发生后，这方面能否有所改观。新加坡主流学校学生学业压力非常大，很多家长一开始也想放松，不想把孩子逼得太紧，但因为大环境如此，多数家长最终还是屈服了，因为谁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在学业上落后太多。但至少在立化中学命案发生后，有关学生精神健康的话题引起了社会关注，教育部也真的决定减少了部分考试和考试内容。孙雪玲说，目前的教育制度允许每个学生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她说，“我们试图达到的目标是让每个学生都能在他感到满意的水平上学习，但我们不希望这影响他的结果。”尽管如此，这不是教育部可以规定的。社会文化如此，学业水平一直是新加坡个人成就和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令人无法逃避。高速发展的社会，不免会给人带来压力，我们的社会和学校都应以最大的善意，建立合理的制度，来帮助每一个出现精神健康问题的孩子。德国诗人海涅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正如蔷薇花是有芒刺的花卉/我相信，天上可爱的天使/他们也绝不会没有瑕疵/天幕上最光洁的星辰/要是伤了风，也会坠入凡尘/最好的苹果酒常带有木桶的味道/太阳里也有黑点可以看到。”这些诗句曾经让很多人都受到安慰。诚然如斯，这世界上可以说每个人都是有缺陷的，只是我们的缺陷各不相同。善待别人，就是善待我们自己。新加坡立化中学案发后，有关追思网页上有这样一段话，教育部长陈振声也曾在国会上读出来：“需要休息时就休息，想要哭泣也别害怕哭泣。你的双眼最终会看清，我们大家都团结一致与你同行。”希望我们就用这句话来共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