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杰弗里·萨克斯

尽管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始发于中国，且东亚其他地区都与该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和人员往来，但这片地区应对疫病大流行的表现，却要优于美国和欧洲。欧美应该尽快掌握东亚国家的抗疫方法，才有机会挽救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无数生命。

比较两者的一个重要起步点，是每百万人口冠病确诊病例数和死亡数。东西方在这方面的数字简直是天差地别。欧洲和美国已经被疫情所吞没：每百万人确诊病例数从814（英国）到3036（西班牙），每百万人死亡数的区间范围是24到300；而在东亚各地，每百万人确诊病例数位于3（越南）到253（新加坡）之间，每百万人死亡人数则在0到4之间（所有数据截至4月7日）。

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东亚各国并未系统性地压低感染病例或死亡人数。两个地区都对近似比例的人口进行了检测。

随着疫情趋缓，韩国首尔著名夜生活区梨泰院重现人潮。不过民众依然谨遵防疫措施，佩戴口罩外出。（彭博社）

重要的是，两地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因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封锁更为严格所致。谷歌最近根据各经济体中各领域的活动减少状况，发布了一组引人注目的数据。谷歌关于消费领域的数据显示，在东亚地区，人们日常生活的受破坏程度（以1月3日至2月6日为基准对比3月末）并没有那么严重。

东亚和西方国家在公共卫生和经济状况上的分野，反映了两个地区之间的三个主要差异。首先，东亚国家为新型疾病暴发所做的准备更为充足。2003年的沙斯疫情如同一记警钟，而在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频繁出现的骨痛热症疫情，则强化了这一信息。

相反，欧美地区的人们似乎认为沙斯、伊波拉病毒、兹卡病毒和骨痛热症离他们很遥远，感觉抽象，并觉得这些（沙斯除外）主要都是些“热带”病。前者意识强化的结果，就是当中国于去年12月31日首次公开报道武汉出现异常肺炎病例时，整个东亚地区的国家的戒备程度都比欧美高得多。

在疫情控制方面，早期行动对于遏制传播至关重要。从1月初开始，中国的大多数邻国都开始减少与前者的人员往来，并立即加强了病例检测和追踪的行动。东亚各国也部署了多种新型数码科技来监测病毒的传播。

西方国家在冠状病毒首次在当地出现时，却显得漫不经心。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1月3日，就已经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处得到了信息，而美国的第一起病例于1月20日确诊，但直到1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才宣布对中国采取旅行禁令。可就算到了那个时候，这些关键的限制措施也并未得到认真对待。最新估算显示，疫情披露后，有43万人从中国抵达美国，其中约有4万人是特朗普所谓的旅行禁令颁布后抵达的。

美国加州实施“居家令”期间，橙县和文图拉县的海滩仍照常开放。（法新社）　

东亚民众也更加了解应该采取何种预防措施。口罩得到广泛使用，至少自沙斯以来就是如此。相比之下，西方当局却告诉公众不要戴口罩，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把有限的口罩留给医护人员，另一部分则是官员低估了口罩在减少新发感染方面的好处。同样，洗手液、人与人之间更大的安全距离及更少的握手礼仪，都已经成为东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最后，由于人们在公共场所、办公室和其他拥挤场所四处走动，东亚当局已大大加强了对感染症状的筛查。在许多企业，员工进入工作场所时量体温成了惯例，机场和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也安装了体温监测设备；但在欧美地区，这种做法至今都不太存在。

中国的疫情在东亚是最严重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对美国和欧洲最具启发性。与邻国不同，从去年12月中旬到今年1月中旬之间，中国经历了数周的疫病全面流行。截至1月23日武汉封城时，该市所在的湖北省已有375例确诊病例，而且可能还存在更多未经证实的病例（有症状但未经检测或无症状感染者）。该病毒也已开始在全中国传播开来，其他地区合共报告了196起确诊病例。

武汉封城后，当地许多小区都放置了隔离栏。（路透社）

在那个阶段，中国采取了极为严厉的举措：禁止所有旅行和公众场所活动；快速部署可以追踪个人行踪并执行隔离令的在线系统；实施了大范围测试并全面监控疑似症状。这些措施确实相当极端，且招致了外界的广泛批评，但也非常有效。中国在短短几周内就控制了这场全面暴发且迅速蔓延的疫情，在许多专家眼中，这可是一项近乎不可能实现的壮举。

许多人都质疑中国的严格管制措施，能否在美国奏效或是为美国人所接受，但美国必须从中国的成功中吸取教训，并在更广泛意义上学习东亚地区的成功经验。正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对此发表的中肯评论：“大多数人会觉得我们现在应当采取的手段过于严苛，但这只是因为其他手段都不够严苛（以控制疫情）而已。”

欧美未能控制住疫情，而呼吸机等救命设备的短缺和医护人员因缺乏基本防护装备染病殉职，则加剧了这一悲剧。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将在阻止冠病蹂躏西方以及世界各地的所有人口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在西方，正确的应对手段则要求我们尽快向东亚学习所能学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