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首艘国产航母下水

世界大国的崛起，无一不起步于造船、经略于海洋。作为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象征，船舶工业具有高度的产业扩展性，有着“综合工业之冠”的美誉。它是现代工业的产物，更是现代工业日新月异的缩影。在近两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频频为我国科技创新、重大工程建设取得的成就喝彩，致敬每一位“大国工匠”。他特别提到首艘国产航母下水试航、首次海域可燃冰试采成功、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全线贯通……种种刷屏全国人民朋友圈壮丽工程的背后，殊不知，船舶工业一直在输送自己的“光”和“热”。

可燃冰试采成功

今天，船舶工业的巨大成就并不是轻易拿来的，而是历经了艰辛，从仿制引进到自主创新一步步耕耘来的，每一步都走得艰难，每一步都走得关键。回首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70年发展历程，我国船舶工业经历了废墟起步、对外开放、世界跨越、继往开来等主要阶段，由百孔千疮到重获生机、由百业待兴到脱胎换骨，见证了时代的兴衰百态，镌刻了实业兴国的永恒，为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书写了绚丽华章，使我国昂首屹立于世界造船大国之列。

大潮奔涌起东方 1949～1977年

中国造船业的发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曾经创造了郑和七下西洋的辉煌史篇。但是到了近现代，炮火战争不断，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船舶工业已伤痕累累、奄奄一息，全国主要船厂仅剩20家，职工不足2万人。

新中国的诞生，给遭受重创的造船企业乃至中国船舶工业带来了生机。

废墟中起步

作为民族工业的先声，由李鸿章于1865年在上海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蜕变”而来的江南造船厂享受过名噪全国的荣光，也尝尽了乱世求存的艰辛。被中外史学专家誉为“中国第一厂”的江南造船厂，几易其名，几经改制，动荡的大环境使这家百年老厂损失惨重，但却能经乱世而不亡。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接管国民党海军江南造船所（1953年，江南造船所更名为江南造船厂）；新中国成立后，江南造船所交由1949年4月23日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海军接管。

同时期，在我国北方，1945年8月，苏军依据苏美英三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以及苏联政府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的《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所获得的特殊权益，正式接管原由日本统治的大连船渠铁工株式会社，并将其作为苏联设在远东的一个船舶修造基地，易名为大连船渠造船机械工厂。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接收了大连船渠修船造船机械工厂，并将其改名为大连船渠工厂（后更名为大连造船厂），从起开启了该厂的复兴之路。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3年里，全国开展了恢复国民经济和抗美援朝的运动，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广大造船职工，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生产自救，医治战争创伤，修复国民党军队撤退之前大肆破坏所造成的满目疮痍，使船舶工业在旧中国留下的薄弱基础上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修复船坞、修理厂房、修补设备、献交器材……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设备相继恢复、工人陆续复工，更名后的江南造船厂在废墟上重获新生。当时的国力无法大量进口设备，该厂便自行设计、改装、建造小型炮艇，修复国民党海军遗留下的舰船。谈起在厂里的经历，《自强之路》一书中记录了原江南造船厂总工程师沈劦的这样一段感触。他说：“我们设计科有十几个人，主要承担改装船的任务，还有一些造船任务……当时工人生产的热情非常高，大家都日日夜夜地干活，自己的工作没做好是不会休息的。”

从依附到自强

作为人民海军的第一支部队，华东海军成立时可谓是“两手空空”。他们拥有的装备只是接收国民党海军起义、投诚的一些舰船，数量少，质量也差。除了军用舰艇外，还有在全国接收的一些民船及香港购买的旧船。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保卫海防、发展航运的战略高度出发，对船舶工业寄予殷切希望，作出许多重要指示，指引船舶工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1953年，毛泽东登上长江舰，并为海军题词写下“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在像江南造船厂、大连造船厂这样一批造船企业的全力拼搏下，中国船舶工业在极其薄弱的基础上起步了。

1953年年底，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指出：“为了肃清海匪骚扰，保障海道运输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情况，有计划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这是毛泽东对海军建设方针最全面、最完整的表述，指出海军建设的目的尽在“三个为了”之中，海军建设的步骤必须同综合国力和船舶工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根据这一建军方针，海军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的建军目标是：以航空兵和潜艇、快艇为重点，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有攻防能力的、近海的、轻型的海上战斗力量。建设步骤分“三步走”：第一步引进成套材料设备在国内装配，即转让制造阶段；第二步引进制造技术在国内仿制，即仿制改进阶段；第三步自行研制现代舰艇。随后的海军装备建设基本上是按这个路子走过来的。

在苏联的帮助下，我国引进其成套器材进行装备制造，建造了一些护卫艇、木质鱼雷快艇、鱼雷潜艇、猎潜艇、基地扫雷艇等装备，使得海军装备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好景不长，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中断了援助，撤走了专家。在这种情况下，广大造船企业唯有依靠自力更生，翻译、复制和补充修改了数以万计的图纸资料，攻克了21主机、耐压钢板焊接、潜望镜、升降装置、蓄电池等技术难关，于1965年全面完成常规动力导弹潜艇、中型鱼雷潜艇、大型导弹快艇、小型导弹快艇和水翼鱼雷快艇等五型舰艇的仿制任务，1970年全面实现国产化，进入自行研制阶段。

无声处的惊雷

在海军装备建设进程中，核潜艇工程也是我国船舶工业为之奏响的时代强音。

1961年，中央军委正式颁令成立舰艇研究院，番号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并任命刘华清为七院院长。军委明确规定：“以核潜艇工程为重点，实现造船规划所规定的各型舰艇及其配套设备的研究、设计、试制、定型工作，直接为海军建设服务。”

在苏联政府撤走全部原子能专家后，核潜艇科研人员“举目无亲”的同时，中国恰逢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不可能同时支撑多个尖端项目的科研工作；加上“下马风潮”席卷全国，“拆庙赶和尚”势不可当，更可谓“雪上加霜”，发展核潜艇这样的尖端高科技项目也面临了相同遭遇。虽然核潜艇工程暂时“下马”，但科研机构不仅没有被撤销，反而由研究室升格为研究所，科技骨干人才也最大限度得以保留。

“‘下马’，叫我们自己好好读书，调查研究先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所以在这个困难的时期，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就坐下来读书，调查研究，开会讨论，你为什么要选这个数据，你为什么选这个压力，大家一定打破砂锅问到底。”时任核潜艇总设计师的彭士禄曾回忆说。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核潜艇研制工程因为国民经济困难和“文化大革命”动乱升级一度停滞。1967年，在聂荣臻、刘华清以及一系列科研人员的奔走努力下，一份以中央军委名义的“特别公函”，向27个省市数以千计的科研院所和生产厂家下发出，提出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国防尖端技术项目，要求所有承担工程项目的单位和人员，群策群力，大力协同，排除万难，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各项任务。就是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下，核潜艇的研制又实现了重启。

有人说核潜艇项目启动时是“三无”——无图纸资料、无专家权威、无外来援助，完全是“自己探索着干，摸着石头过河”。这话一点不假。时任船舶某研究所总工程师尤子平说：“我们这些人根本就是，不但潜艇没有看到过，潜艇设计根本无从谈起。”这样的情况，从开始即参与核潜艇总体设计工作，后来担任了总设计师的黄旭华的口中也得到了印证。“当时没有计算机，大量的数据都是用计算尺甚至算盘计算的；技术资料更是少得可怜，单位的领导就发动大家按各自专业搜寻国外报道的蛛丝马迹，哪怕是得到一张有参考价值的照片都如获至宝，反复琢磨研究。”黄旭华回忆道。

新中国的核潜艇事业就这样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不同学科、不同背景的年轻学者相互碰撞、启发，这样的氛围成为了新中国核潜艇事业起步的“摇篮”。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

1974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正式服役。从1974年到1981年，中国陆续实现了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交付人民海军使用、第一艘导弹核潜艇顺利下水等节点，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民船的起航

那时候，国家将基本建设的投资重点放在了国防建设和军工生产上，民船建造投入较少，因此，我国远洋运输船舶主要依靠向国外租用的船舶。《自强之路》一书中记录了沈劦对当时情况的回忆：“我们修船时看到的船很多，万吨级的大船都是外国的，感触很深。为什么我们不能造呢？所以，要求造好船、造大船的呼声很高。”租用并非长远之计，研制万吨级远洋货船的计划很快被国家提上了议程。1958年11月，我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船“跃进”号在大连造船厂建造，这艘船采用的是从苏联引进的成套设计图纸和设备材料。尽管意义非凡，但归根结底不拥有该船的核心技术，一旦援助被收回将成为掣肘。相比之下，同期在江南造船厂建造的散货船“东风”号则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

在西方长期封锁尤其是后来苏联中断技术援助的困难局势下，我国船舶工业的发展只能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而“东风”号就是中国人首次尝试自行设计、建造，且全部采用国产设备的首艘万吨级远洋船。当时“东风”号技术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许学彦在《自强之路》一书中回忆道：“我们仅用了3个半月就完成了整个施工设计图纸，创下了‘东风’号的第一个跃进速度。”

建造自己的万吨级货船是几代造船人的梦想。在“东风”号成功下水时，《人民日报》也用醒目标题《我国第一艘远洋货轮下水》报道了“东风”号下水的消息，声势之大、盛况空前。在该船的建造过程中，全国18个部委、16个省市所属的291家工厂参与了协作配套，提供了2600多项器材和设备，例如鞍钢生产的船用高强度低碳合金钢材、上海沪东造船厂试制的中国第一台8820匹马力柴油机、上海航海仪器厂试制的中国第一套电罗经。

“东风”号

“东风”号的研制过程虽然充满了艰辛，但她的身上，凝聚了一代造船人自强不息、自主创新的理想追求，承载着一代中国人的心愿与思念。其建造成功，开创了中国自行设计建造万吨级船舶的先河，为我国后续大批量建造万吨以上大型船舶奠定了基础。

在工业基础差、战争阴影笼罩、西方技术经济封锁、国内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这一时期船舶工业取得的成果来之不易。在“军民结合”的战略方针指引下，在自力更生的理念支撑中，我国船舶工业如枯木逢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仿制到自主研发，初步建立了一个科研、设计、试制、生产、试验和维修等配套的工业体系，为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奠定了基础。

迈开步子闯世界 1978～1999年

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让当时的中国经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船舶工业同样也伤痕累累，许多船厂生产任务严重不足，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基层船厂要任务的信函每天像雪片一样飞到当时分管造船的第六工业机械部办公地——北京月坛北街5号院。

改革开放的春风，为这一时期充满困惑和迷茫的中国船舶工业吹散了阴霾。

确定的“出口”

1977年的冬天，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就把即将赴任六机部部长的柴树藩叫来谈工作。这一年，柴树藩67岁。邓小平对他说：“船舶工业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中国的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柴树藩明白邓小平的良苦用心：只有“出口”，“打入国际市场”找“饭”吃，才有可能走出船舶工业目前的困境，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是船，就必须出海。正是这番话，揭开了中国船舶工业改革开放的序幕。邓小平的这个指示，后来被形象地称为：推船下海。

然而，“打入国际市场”对于以军工为主、长期依靠国家计划安排生产的中国船舶工业来说，谈何容易。人们猛然发现，整个世界造船业特别是周边国家的船舶工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战败的日本，以发展造船业作为重振国家经济的突破口，到1956年，日本造船吨位达到174.6万吨，超越英国夺得世界第一造船大国宝座。与此同时，韩国也不甘落后，提出“造船立国”的口号，到1981年，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造船小国成长为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大造船国家。

如何让经历“十年浩劫”的中国船舶工业摆脱技术落后、科研水平低下的状况，打进国际市场成为柴树藩上任后的当务之急。1978年6月28日和29日，邓小平再次听取柴树藩等的工作汇报。这一次，邓小平对中国造船业改革已经有了一整套相对完整、明确的阐述。其中，“技术引进应当是全面的，要彻底革命”这句话对柴树藩来说如雷贯耳。经过广泛调研、出国学习，六机部开始改造现有船厂，柴树藩带领300多人想办法，还让日本著名企业和中国船厂“结对子”，实施“技术扶贫”。在三菱重工、日立公司等的大力帮助下，江南造船厂、大连造船厂的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开始飞速提升。

解决了生产能力问题，考验仍在继续。20世纪70年代后期，全球造船业陷入低谷，欧美、日本等的造船业订单下滑，遭遇重创。没有市场，谈何发展？这时候，全球华人的帮助，让中国船舶工业一步一步叩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1979年2月，经过反复协商研究，六机部决定争取香港为“出海”突破口，并进而打入国际市场。几经周转，多方联络，香港船王包玉刚胞弟、联成航运公司主席包玉星最终同意将拟在日本订造的2艘2.7万吨散货船改在国内建造。这艘后来被命名为“长城”的2.7万吨散货船于1982年1月成功交付，成为中国船舶工业自营出口的第一艘按国际标准建造的散货船。

“长城”号

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3月，国务院正式发布51号文件，批准各军工部门自营进出口，六机部决定以外事局的架子组建中国船舶工业公司，然后以公司名义经营进出口贸易。随后，六机部中国船舶工业公司和外贸部中国租船公司，与香港环球航运集团和国际金融投资公司（由香港环球航运集团、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及日本兴业银行组成）联合组建国际联合船舶投资有限公司，合营资本5000万美元，中方占股45%，对方占股55%，登记地为百慕大。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家大型中外合资公司由此诞生。

1个月之后，包玉刚对外宣布，环球集团决定与六机部订立6艘总价值达1亿美元的新船建造合同，2.7万吨、3.6万吨和6万吨散货船各两艘，这一系列消息轰动了国际航运界、贸易界，香港航运界纷纷表示希望开展合作。原六机部副部长刘清在《自强之路》一书中曾回忆说：“就这样搞起来了，一下子把香港市场打开了，然后又扩展到欧美。包玉星和李嘉诚订的船，都在大连造船厂造，而包玉刚订的两艘2.7万吨级散货船放在江南造船厂造、两艘3.6万吨散货船在沪东造船厂造，后来因为国际航运市场发生变化，两艘6万吨散货船不要了。香港船东对国内各造船厂造船质量都满意。因为饭碗不能砸，我们千方百计、不惜成本地把船造好。”

打开了出口，还需要一个平台让更多国际船东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加强彼此间的沟通和交流，从而促成合作。还有一个现实情况是，当时我国的船舶配套产业，引进的需求很大、合作的意愿也非常迫切。1980年年初，江南造船厂和六机部有关代表赴葡萄牙里斯本出席“Shipcare 80”修船会议，当时的参会者纷纷提出是否有在中国组织类似会议的可能。经过上海市与六机部等有关方面的多次协调沟通，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首届中国国际海事会展于1981年12月10日至16日在上海展览中心成功举办，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代表参加了学术会议和其他重要活动；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家公司参展，观众达31000多人次。当时在中国大陆举办如此规模的国际交流活动是难以想象的，也因此，瑞典大使评论其“出乎意料的成功”。首届会展的成功举办，让境内外企业都“大开眼界”，更为中外业界的合作和交流打开了门户，为中国船舶工业“走出去、引进来”搭建了理想的平台。

分合变奏曲

如果说船舶出口拉开了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大幕，那么船舶总公司的成立算得上是改革开放后政府机构“弃官从商”进行机构改革的第一步。1982年5月，原六机部被撤销，其直属企、事业单位以及交通部的部分直属企、事业单位组建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船舶总公司成为国务院第一个由部改为公司的经济实体，也成为我国第一家部级公司，是当时下辖153家单位、拥有30万职工的“联合舰队”。

在此后的16年间，船舶总公司出口船的产量占到总产量的55%，中国建造的船舶出口到世界许多国家，包括美、日、德、英、法等各个发达国家。出口船已成为中国民船生产的主打产品。在出口船舶的带动下，国内船舶，尤其是国内远洋船舶的生产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可以说，船舶总公司为我国船舶工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此期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同样对中国船舶工业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视察造船企业，并对中国船舶工业的发展作出重要指示。20世纪90年代，我国成为仅次于日韩的世界第三造船大国。与此同时，“中国江南型”“中国沪东型”“中国大连型”等船型纷纷横空出世，受到各国船东的青睐。1990年，江南造船厂年造船产量突破20万吨，被誉为“中国第一船厂”，船舶总公司发电祝贺。

然而，20世纪最后几年的光景却不属于船舶工业。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航运、造船的影响开始显现。“船舶工业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订单严重不足，价格下降，内部亏损一年比一年严重。造船、配套、非船业务都面临严峻挑战。”船舶总公司一位老领导这样描述当时的景象。

那时的船舶总公司仍具有政府机关和计划管理的色彩，承担了一部分政府主管部门的职能，担当企业和政府机关的双重角色，属于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和中央的改革精神不相适应。由于船舶总公司内部长期存在摊子大、力量散、军工任务不足、重复建设严重等问题，致使其经济效益不断下滑、整体竞争力下降。这个时候，只有改革是唯一出路；只有以市场为导向，按照市场机制运作，才能有效调整内部结构，走出一条“活下去”的路。

船舶总公司摘牌，两大集团挂牌

这样的形势也让我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并对船舶工业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1999年7月1日，走过17个春秋的船舶总公司完成了历史使命，两大船舶集团——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应运而生。根据《中国船舶报》报道，当年的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主要由上海（包括江苏、安徽）、广州（包括广西）、九江等以南方地区为主的造修船企业、部分配套企业、科研设计单位及有关持股企业等组成，共58个单位，9.5万人。其中，工业企业30个（部分企业需要调整），科研设计单位9个。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主要由大连、西安、天津、武汉、重庆、昆明等地区的造修船企业、配套企业和七院大部分研究所及有关持股企业等组成，共96个单位，17万人。其中，工业企业48个（部分企业需要调整），科研设计单位28个。

“此次改革，不是简单地将船舶总公司一分为二，而是涉及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经营管理方式等方面的重大变革。其核心内容是实行政企分开，集团公司对所投资的企业中国家投资所形成的国有资产依法进行经营、管理和监督，并承担保值增值的责任。”时任中船重工总经理黄平涛曾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百花齐绽放

1992年，在著名的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船舶工业上下游产业也是如此。

作为中国最早改革开放的城市，深圳经济特区凭借着港口建设发展外向型经济，连通与海外的经贸往来。而这其中，有中国改革开放“试管”之称的蛇口是深圳港口业发展的先行者，曾掌舵招商局集团的袁庚将港口视为蛇口工业区和整个深圳特区的生命线。蛇口工业区刚开始建设时，百废待兴，需要大量的建材与工业原料，兴建港口被招商局集团列为工业区建设的首要工程。1991年8月，蛇口集装箱码头建成投产，1992年1月6日，2.5万吨级的集装箱船“滦河”号首航日本，开通了深圳港第一条集装箱班轮航线。同年5月，我国第一条不经香港中转的集装箱国际班轮航线在这里运营……

在这一时期，内地开始探索大型企业境外上市融资。1993年，6家内地工业企业经过股份制改造，在香港主板市场发行H股股票，拉开了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的序幕，也开辟了国有企业深层次改革新的探索路径。这其中，就包括中国第一家“走出去见世面”的造船企业广船国际。在那个年代，“股票”对于许多中国老百姓而言仍然是个新词，加之当时港股低迷，在距离回归仅剩几年的时间里，各种流言满天飞，一方面，香港迫切希望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另一方面，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慎之又慎。在一系列的磋商和协调后，1993年8月6日，广船国际股票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成为我国第一家境外上市的造船企业。到当年年底，广船股价走势良好。通过H股发行，广船国际实际收入3.1亿港元，为中国造船业加快资本运作提供了蓝本。

在内地船厂逐渐与国外船厂加深交流互动后，当时的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和日本川崎重工在1995年12月签署了合资造船项目合同，合资兴建南通造船厂，也就是后来的南通中远川崎。尽管其中过程曲折，直到1999年，南通中远川崎才正式交付其建造的第一艘船“枫海”号，但这一案例却成为我国引进外资的重要实践。

同样也是1999年，千禧年到来前的最后一个冬至，由扬子江船厂改制而成的江苏扬子江船厂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扬子江船厂总股本为3573.3万元，其中，国有股占30％，职工持股占70％。不仅如此，在厂长任元林的主导下，这家船厂取消了修船业务、搬迁了拆船业务，用整合修船、拆船和改制募集的资金，全力发展造船业。作为中国国有船厂第一家改制的企业，扬子江船厂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逐渐“走出去”的中国也看到了世界军事先进国家在现代化、高科技战争中的全新装备，特别是新型海军在现代化战争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为此，我国船舶工业也加紧研制拥有自主技术的导弹驱逐舰、核潜艇等装备。经过10年的攻坚，1994年5月8日，被部队官兵誉为“中华第一舰”、我国当时自行研制设计生产的新型导弹驱逐舰首舰哈尔滨舰交付海军。研制新型导弹驱逐舰，不仅仅是中国海军梦寐以求的方向，更是从事海军装备建造的造船人心中的一个梦想。

哈尔滨舰

中国船舶工业打入国际市场之路，可谓是一条充满艰辛与困难的道路。无论是初出国门时水平差距大、不熟悉国际市场，还是遭遇造船史上时间最久、影响程度最深的20世纪80年代行业大萧条，再或是90年代的体制问题与外部冲击，可以说，我国船舶工业为攻克这一系列难关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多年中，中国船舶工业实现了从封闭到开放、从国内走向国际市场的重大转变，在经受了国际市场激烈竞争考验的同时，提高了造船能力，扩大了世界影响，成为国际造船业队伍中一支重要力量。

经略海洋强国梦 2000～2019年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船舶市场逐步摆脱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迎来了难得的市场高潮期。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作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决策，指引着船舶工业砥砺前行。

新时代的呼唤，为驶向深蓝的我国船舶工业扬起了新风帆。

造船新格局

2000年以来，在国家政策扶持和国际航运市场繁荣的刺激下，中国船舶工业取得长足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船舶工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已在国际市场摸爬滚打20多年的中国造船人，从此要在更加国际化的赛场上比拼。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能源、外贸运输及海洋开发的需求日趋增多。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准确地把握世界造船业的转移趋势，根据我国船舶工业的基础和条件，引导中国船舶工业做大做强。

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多点开花”的局面：中远集团、中海集团、招商局集团、华润集团、中航工业等各行各业的央企集团，新建、扩建了多家大型船企；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福建等省的地方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发展迅猛，新建了一批大中型修造船厂和船舶配套企业。

2000年8月，改制后的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求新造船厂实施资产重组，沪东、中华两家企业的资产重组工作同时启动……

2001年11月，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正式投产，并在建厂后短暂的七八年内完成了100艘船的建造，上演了中国造船史上的“极速神话”，成为我国船舶工业跨越式发展的一个缩影……

2003年11月，民营资本控股的天津新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成为第一个进行民营控股改制的中央所属造船企业……

2004年，江苏新世纪造船有限公司进行二次改制，国有股全部退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

2005年，熔盛重工被创建，从开工建设到首制船交船只用了28个月的时间，当时被称为造船业的“中国奇迹”……

2007年，“扬子江船业”股票正式在新加坡挂牌上市……

2007年，我国船舶工业全年承接新船订单突破1亿吨大关，成为世界造船史上首个年接单量突破亿吨大关的国家。因此，2007年被媒体称为造船业的“中国年”。在民营企业和其他国有相关船企的发展下，中国船舶工业形成了“两大造船集团”“其他国有船企”和“民营企业”三分天下的格局。

战略新高度

不仅如此，国家对船舶工业的战略定位也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了修改后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船舶工业被明确列入国家五年发展规划纲要，并以单独一个章节列出，成为“振兴装备制造业”一章中两个被单独提及的行业之一，其中，大型船舶装备更被单独列为“装备制造业振兴的重点”之一……

2006年8月，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船舶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这是中国船舶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首次进入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审议范畴……

2006年9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联合正式对外发布《船舶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06-2015）》，国防科工委提出“十一五”船舶工业发展指导原则，明确壮大船舶工业的五项措施……

2007年3月，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将新型船舶自主化作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之一，充分说明船舶工业成为我国装备制造业的一个重要产业……

2007年8月，全国船舶工业工作会议召开，这是国防科工委自改革开放近30年来,首次举办的全国船舶工业大会，会议提出推进战略转型，全面建设造船强国的方针……

2008年7月，船舶行业管理职能被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

2009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公布了《船舶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全文，随后，国内船舶建造主要省市以及交通运输部、工信部等相关部门围绕该《规划》出台了诸多配套政策……

2011年12月，《船舶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正式发布，提出“到2015年成为世界造船强国”的目标。

为促进船舶工业高质量发展，《船舶工业加快结构调整促进转型升级实施方案（2013-2015年）》《船舶工业深化结构调整加快转型升级行动计划（2016-2020年）》《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持续健康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推进船舶总装建造智能化转型行动计划（2019-2021年）》《智能船舶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1年）》等文件陆续发布，以期引导船舶工业优化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

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造船完工3458万载重吨，同比下降14%；中国船舶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91.4亿元，同比下降35.5%。受世界经济和航运市场复苏动能减弱、新船市场深度调整的影响，中国船舶工业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为此，工信部提出了智能“双轮”驱动的发展方向，积极引导船舶工业智能船舶设计建造、智能化生产线建设。截至目前，全球首艘智能船舶“大智”号、全球首艘超大型智能矿砂船（VLOC）“明远”号、全球首艘超大型智能油船（VLCC）“凱征”号等均已交付，船体、装焊和管舾等智能化车间正在建设扩展，为船舶工业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积累了经验。

走向深远海

建设海洋强国是习近平一直拥有的信念。在主政浙江时，习近平就提出要“把浙江建设成为海洋经济强省”；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部署；2017年10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指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建设海洋强国”思想逐渐渗透、深入人心，激励着我国船舶工业一步步向“深蓝”挺进。

2012年，海洋开发与科考装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3000米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号进驻南海正式开钻，标志着中国海洋石油工业深水战略迈出实质性步伐；亚洲首艘12缆地球物理勘探船“海洋石油720”号、全球首艘3000米深水工程勘察船“海洋石油708”号交付使用，标志着我国深水作业“联合舰队”逐步成形；中国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马里亚纳海沟创造了下潜7062米的中国载人深潜纪录，也是世界同类作业型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纪录，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五个掌握大深度载人深潜技术的国家。

2017年5月，我国首次在南海海域成功开采可燃冰，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的“蓝鲸1号”立下了汗马功劳。“蓝鲸1号”约37层楼高，甲板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的足球场，重达42000吨，集中了27354台设备、40000多根管路，代表了当今世界海洋钻井平台设计建造的最高水平。而就在一年后，习近平冒雨来到中集来福士烟台基地，考察了巍峨伫立的“蓝鲸1号”，详细了解企业走自主创新发展之路、开展高端海洋工程设备自主研发设计制造情况。习近平嘱咐现场的工人们：“基础的、核心的东西是讨不来买不来的，要靠我们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来实现。我看你们有这个信心，希望你们迎难而上、再接再厉。”

南极科学考察意义重大，是造福人类的崇高事业。2014年，习近平登上了“雪龙”号破冰科考船。那时，中国还没有自主设计建造的破冰科考船，“雪龙”号是1993年我国从乌克兰购买的一艘前苏联北冰洋运输补给船，后经多次改造成为我国多年来唯一一艘极地破冰科考船。为适应我国极地科考探索需求、结束多年来“雪龙”号单兵作战的历史，2009年，国务院批准建造新一代极地科考破冰船，并确定了“国内外联合设计、国内建造”的原则。十年来，国内外相关方前赴后继，包括七〇八所、江南造船在内的国内广大船舶设计机构与船企为研制新一代极地科考破冰船劈冰斩棘。2019年7月，我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 “雪龙2”号顺利交付。相比“雪龙”号，“身宽体胖”的“雪龙2”号破冰能力和科考能力更强，标志着我国极地考察现场保障和支撑能力取得了新突破。

除制造海洋装备外，我国广大船企还参与了许多非船产品的制造，完成了如鸟巢、大型盾构机、首都机场航站楼、大型桥梁、升船机、深中通道海底沉管等重大工程建设。

摘取三颗“明珠”

众所周知，大型液化天然气（LNG）船、航空母舰、大型邮轮因建造难度大、技术要求及附加值高被称为世界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谁攻克了这三种船舶的建造难关，谁就抢占了世界高端船舶建造技术的制高点——拿下他们，是我国船舶工业多年的夙愿。

“大鹏昊”号

2008年4月，我国第一艘自行建造的14.7万立方米薄膜型LNG船“大鹏昊”号在沪东中华交付，这意味着中国首次成功摘取了世界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从1997年开始LNG船的研发，到2008年4月交船，我国船舶工业“十年磨一剑”的艰辛终于换来了成果。然而，第一艘LNG船虽已经建成，但我国还远没有形成自主设计、建造能力，未掌握核心技术的困境仍然存在。为此，沪东中华又开启了长达8年的探索。2015年，沪东中华建造的全球首艘17.2万立方米薄膜型LNG船“巴布亚”号命名，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出口LNG船，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已经达到国际标准，至此，我国船舶工业更近一步探索了大型LNG船的奥秘，在世界造船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2012年9月，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交付海军，填补了中国海军远洋作战力方面的空白，让中国人百年的“航母梦”变为现实。2017年4月，中国首艘国产航母下水。据了解，我国首艘国产航母研制工作涉及532家配套单位。在这532家单位中，非军工的社会配套单位达412家，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科研院所甚至高等院校。

除了航母建造大获突破，我国其他舰种装备的建造也实现了“下饺子”。2013年2月25日，由沪东中华建造的新型护卫舰首舰蚌埠舰交付；2014年3月21日，由江南造船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首舰昆明舰入列；2017年9月1日，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建造的海军新型综合补给舰呼伦湖舰入列；2017年6月28日，由江南造船建造的海军新型万吨级驱逐舰首舰下水。2018年4月12日，南海海域举行海上阅兵，习近平登上长沙舰，检阅人民海军。检阅当天，48艘战舰铁流澎湃，76架战机振翅欲飞，10000余名官兵雄姿英发，向这位“海洋强国”战略的倡导者展示人民海军的力量。两个月后，2018年6月12日，习近平在青岛出席上合峰会后，赴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视察。在那里，习近平再提“海洋强国”。他说，建设海洋强国，我一直有这样一个信念。发展海洋经济、海洋科研是推动我们强国战略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一定要抓好。关键的技术要靠我们自主来研发，海洋经济的发展前途无量。

2018年4月12日，南海海域举行海上阅兵。

大型邮轮是三颗世界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中我国船舶工业亟待摘取的最后一颗，对此，习近平也高度关注，并多次视察邮轮港口、见证国产邮轮建造的重大活动。2013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要求加快邮轮港建设，大力发展邮轮产业，并提出“还要建造我们自己的邮轮，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作出贡献”。“总书记的话坚定了我们发展邮轮产业的信心，我们将全力突破大型邮轮设计建造关键技术，努力为促进中国船舶工业转型升级、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的影响力而不懈奋斗。”一位大型邮轮研发人员这样说。

2017年2月，在习近平和来华访问的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见证下，中船集团与美国嘉年华集团、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签署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建造备忘录协议。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中船集团与美国嘉年华集团、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签署2+4艘13.5万总吨Vista级大型邮轮设计建造合同，并举办了大型邮轮项目启动仪式。这标志着我国首艘真正意义上的国产大型邮轮进入实质性设计建造阶段，开启了我国邮轮产业发展的新征程，对于推动我国船舶工业乃至装备制造业进一步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其他央企也在邮轮建造领域展开了探索。例如，招商局集团就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和规划，计划通过运营邮轮母港、以建造极地探险邮轮布局邮轮建造，以及研究下一步豪华邮轮船队的运营，积极打造豪华邮轮全产业链。在大型邮轮建造方面，招商局集团按照“从小到大、由易到难”原则稳步、分阶段推进邮轮本土化制造。2017年4月，招商局集团旗下招商局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探险邮轮船东美国SunStone Ships公司签订了极地探险邮轮建造合同。今年9月6日，由招商工业旗下招商局重工（江苏）有限公司为美国的Sunstone公司建造的我国首艘极地探险邮轮“Greg Mortimer”号命名交付，标志着招商局集团迈出了进军大型邮轮建造领域的重要一步。

经过70年的发展，我国船舶工业能够设计建造符合世界上任何一家船级社规范、满足国际通用技术标准和安全要求、适航于世界上任一航区的各类现代船舶，不仅实现了散货船、油船、集装箱船等三大主力船型的自主批量建造，而且在舰船、LNG船、各类海洋工程装备、载人深潜器、非船工程等领域取得了历史突破，在船舶科技领域实现了由跟跑者向并行者甚至向引领者的转变。然而，创新发展永无止境。对标世界先进造船国家，我国船舶工业在研发创新、船舶配套技术、造船效率等方面仍与先进水平存在差距。

新时代，新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国船舶工业将继续聚焦海洋强国和制造强国战略，努力强化创新补短板、优化布局调结构、智能转型提质量、潜内需稳增长、深化开放促发展，助力我国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世界造船强国。

资料来源：《中国船舶报》《新中国船舶工业六十年》）《自强之路》《启航 追梦（中国船舶馆）》《资本扬帆“扬子江”》《船舶工业大事记（1999年-2002年）》《中国船舶工业十大新闻（2003-2012）》，国资委网站等

（记者 陈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