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1959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中独立出去之后，李光耀就开始担任新加坡的首任总理，此后任期长达31年。

1990年他从该职位退下来后，又继续担任新加坡国务资政和内阁资政，对新加坡的政策依旧有重大影响力。

这位新加坡“国父”，可以说是一手缔造了新加坡，并把新加坡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弹丸之国发展成了世界级的发达国家和金融中心。

然而，人无完人，即使李光耀对新加坡经济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但他依旧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留下了几个巨大的争议。

1. 去汉字化：斩断新加坡华人的文化根基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国家，华人占新加坡总人口的74%。

但从新加坡独立之日起，李光耀就一直尝试去汉字化，其中最大的事件就是南洋大学倒闭。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南洋大学，他是1955年到1980年期间，全世界唯一一所海外华文大学，该校的课本和教学语言都使用国语。

李光耀试图让南洋大学放弃华文和华语教学，这迅速引起了新加坡华人的反对，李光耀不得不进行妥协，转而提出了“双语政策”。

所谓“双语政策”，简而言之，就是强制全新加坡学校将英语作为第一教学语言，其余各民族同时可以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华人可以继续用华语、马来人可以继续用马来语、印度裔可以继续用泰米尔语。但英语是第一语言，民族语言为第二语言。

当时新加坡的中华总商会强烈要求将华语作为第一语言，但李光耀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说，如果把华语作为第一语言，新加坡便难以与外国进行商贸合作。

李光耀的“双语政策”一推出，南洋大学的华文教育立刻失去了根基，1980年南大正式宣布关闭。

直到2010年，李光耀还坚持认为他的双语政策是新加坡繁荣的一大基础。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更是说，他后悔没有更早地关闭南洋大学。

他认为南洋大学华文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素质差”，无法与新加坡作为日本和欧美半导体中枢的地位相匹配，很多接受华文教育的学生无法找到更好的工作。

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认为要靠一门更加国际化的语言才能更好地生存。他指出，有些人把语言、文化当成了自己人生的全部，这是不对的。

李光耀的话立刻引起南洋大学校友的反对，他们批评李光耀的“英语至上”政策，认为他漠视华人的民族权利，强行剥夺了他们接受母语教育的权利，断送了新加坡的华文教育，更斩断了华人的文化根基，让华人失去了精神依靠。

他们还列举了南大25年内在各领域的成就和杰出人物，来反驳李光耀的“南大学生素质差”的观点。并联名写信，要求李光耀收回自己的言论并道歉。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指出，李光耀只看到了英语给新加坡带来的便捷和利益，却忽视了东亚和华人商圈可能会给新加坡带来更大的利益，尤其是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华文教育的丧失，可能会让新加坡得不偿失。

当然，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李光耀也反对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相反，在他政治生涯的后期，他开始越来越推崇“亚洲价值”。李光耀说：

“如果我们当初不曾以西方的优点作为新加坡行事的准则，新加坡就无法摆脱经济以及其它方面的落后。但是，我们并不想要西方的全部。”

“西方人相信制度，东方人相信个人离不开家庭、家族、朋友与社会。西方人认为政府可以替代父亲，个人至上；东方人不相信这个，东方人认为社会第一，个人第二。”

“英语至上”和“亚洲价值”这两个互相冲突的观念在李光耀那里并不冲突，这是李光耀身上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2.李光耀的基因决定论：人生来不平等？

全世界大部分的政治家都惯于用一套熟练的外交辞令和官方话语来掩藏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但李光耀不是这样，他向来以直率敢说著称，时常会有惊人之语爆出，因此他的话常常会引起风波。

李光耀最为直率的话应该就是他的“基因论”和“优生学理论”。

作为一国领导，李光耀曾毫不掩藏地说，他认为人的一生是由基因决定的，后天的教育和环境最多有20%的影响。裱花匠的儿子绝大部分都会很平庸，只有极少数能脱颖而出。而国家对他爱莫能助，因为他的基因决定了他80%的命运。

这个观点所引申出的另一个观点就是：人与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

再做引申：一部分人生来就比另一部分人优越，他们理所当然地可以享受更好资源，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压迫和剥削另一部分人。

李光耀的骇人之语还包括：“在选举投票时，一个大学生的一票和一个农民的一票作用一样，这难道是正确的吗？”

且不说他的话正确与否，在全世界的国家领导中，敢于这么直白露骨地陈述这样一个观点的，李光耀不是第一个，也会是前几个。

李光耀认为，文化程度高的夫妻生出来的孩子就是智商高，素质好，前景远大，文化程度低的夫妻生出来的孩子就是素质低，前途渺茫。

基于这种考虑，他一度打算推出一种政策：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多生孩子就可以获得金钱奖励；而如果受教育少的妇女选择少生甚至不生，也可以获得金钱奖励。

他的这一“优生学”理论一经问世，就引来了很多新加坡人，尤其是妇女的强烈反对和抨击，他们反对李光耀将女性视为生育工具的观点。

这项政策最终未能推出，但李光耀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后来还在文章中引用了剑桥大学某教授的论文来作为自己观点的支撑。

“人的命运是生来注定的吗？”这个问题困扰过古往今来无数哲人，而由这个问题衍生出来的逻辑更是可以决定一个社会的运行规则和法律。

如果李光耀是一个学者或者作家，他持有这种“基因决定论”的观点并不会引发太大的争议。

但问题在于他是新加坡的“国父”和总理，如果按照这个观点来推行政策，势必会带来严重的社会不公，弱势群体将会被理所应当的抛进无人关注的角落，从此难以翻身。

身为一个政治家，李光耀显然更应该强调教育体制对人的促进作用，更应该对弱势群体、底层阶级进行国家层面的帮助和扶持，而不是抛出一个“基因决定一切，国家无能为力”的观点就匆匆了事。这样不仅不负责任，甚至还有麻木、残酷、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嫌疑。这绝不是一个政治家应该说的话。

在这个问题上，李光耀显然大错特错了。

3.李光耀的“大家长作风”：不听话就打

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向来以严刑峻法著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加坡的鞭刑。

1993年，18岁的美国青年费尔在新加坡涉嫌偷窃、破坏他人财物，被新加坡法院判处监禁4个月，罚款3500新币（2214美元），鞭刑6下的处罚。

此事引起了国际的广泛关注，最后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亲自下场向李光耀求情，才把鞭刑从6下减为了4下。新加坡的鞭刑于是闻名全球。

所谓鞭刑，就是用泡软的竹藤抽打犯罪者的臀部和背部，几鞭下去，轻则肿胀淤血，重则皮开肉绽。

在新加坡，鞭刑是一种常见的刑罚，对50岁以下的健康男性都适用（女性不适用），最高刑罚是24鞭。

这种刑罚具有典型的儒家大家长色彩，是打手心和体罚的国家版本。

《红楼梦》里，贾政鞭笞宝玉是一个很著名的情节和桥段，宝玉被打了个半死，所有人都心疼宝玉，但所有人包括贾母，都没有对“父亲能不能打儿子”这个问题提出过质疑。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父亲打儿子或者教育儿子天经地义，“棍棒之下出孝子”，只是别下手太狠就行。

新加坡的鞭刑或许也从侧面显示出，李光耀身上兼具了儒家和法家两种思想。

《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也叫《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公约》中明确规定，即使在战争、政治动荡、紧急状态、暴力犯罪的情况下，也不应施行酷刑（包括任何侮辱他人人格的行为）。李光耀显然违背了这一公约。

这或许也和他成长于日据时代和二战时代的背景有关。李光耀曾在回忆录中说，当年日本人在新加坡维护治安，用的就是“不听话就打”的办法，他甚至说“日本统治时期，新加坡的治安非常良好”。他从日本人那里继承了这一点。

当然 ，鞭刑只是众多处罚中的一种，在新加坡，随地吐痰，大声喧哗，乃至在自己家不穿衣服都可能被处以高额罚款。

在这方面，可以说李光耀确实很像新加坡的“大家长”或者“族长”。

4.强硬的李光耀：逮住机会把对手罚到破产

李光耀于1946年前往英国留学，曾在剑桥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并以优异成绩毕业。

回到新加坡了，李光耀成为了一名律师，不久他代表新加坡罢工邮差与政府进行谈判，因而名声大噪，从此踏上从政之路。

深谙法律的李光耀在成为新加坡总理后，多次利用法律手段打击他的敌人，而且每次获胜后，法院处以的罚金又高到可以令对方无法支付，只能宣布破产，而一旦宣布破产，就丧失了从政的资格。在这方面，李光耀从不手软。

曾有一位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师发文批评李光耀，李光耀不仅起诉了这位教师，还顺带把发表他文章的报社主编一并起诉了。结果法院判处了该报一笔巨额罚款，那位教师收到传票的当天就逃离了新加坡。

对于李光耀这种动用国家力量打官司的手段，外界一直批评很多，甚至将新加坡的法院称为“袋鼠法院”。

据统计，1965年到2010年期间，李光耀和大大小小的媒体之间发生的诉讼案多达20余起，而且每告必胜，这放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至于为什么“每告必胜”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前面说过的，李光耀是律师出身，是个法律高手，他清楚自己什么时候应该发起诉讼，也清楚什么样的诉讼自己是必胜的。

另一个原因是李光耀打官司可以不计成本和时间，而媒体则不然，在持久战中他们必须考虑自己的支出情况，因此时常主动认输求和。

5.“新加坡第一家族”的内部纠纷：一座故居引来兄弟反目

李光耀一家一度掌控了新加坡的政经权力：

李光耀长期担任新加坡总理，其长子李显龙也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之妻为淡马锡控股执行董事兼总裁，二子李显扬则掌管新加坡电信有限公司。因此外界一度讽刺地称新加坡为“李家坡”。

1990年李光耀从新加坡总理一职卸任后，开始担任新加坡内阁资政，其在新加坡的影响力依旧巨大，曾被外界批评为“垂帘听政”。

1885年，年仅32岁的李显龙就成了新加坡最年轻的准将，外界普遍认为李显龙是李光耀培养的接班人。李光耀卸任总理后，由吴作栋接替他的职务，外界指出，吴作栋只是一个过渡人物。

果不其然，2004年李显龙当选总理，并持续到到今天。外界一些人因此批评李显龙的当选为“隔代世袭”。

对于这个指责，李光耀父子当然持坚决否认的态度，李显龙曾经说：

“如果我是因为父亲的关系成了总理，而不是因为我是总理最合适的人选；如果我的妻子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不是因为她是经营淡马锡公司最适合的人选，那么我所有的权威和信誉就会被摧毁，我就不配担任该职。”

他的这个辩护是不是有力？恐怕还要从他的成绩和他在新加坡人中的口碑来看，我们这里不多做评论。

2017年6月14日，李光耀逝世仅两年后，李显龙的弟弟李显扬和妹妹李玮玲就公开指责李显龙，称其“野心越来越大”，想将其子李鸿义培养为下一个新加坡总理。

他们声称，李光耀的故居——欧思礼路18号——一直被视为人民行动党的诞生地，但李光耀并不想让此地成为“供人参观拜访的遗迹”，曾在生前就提出要将故居拆除。但李显龙违背了父亲的遗愿，将它保留了下来。

他们说李显龙正在大肆利用父亲留下来的政治遗产和公信力及“李光耀长子”的身份，作为自己继续担任总理的保障。

“父亲李光耀的价值观正在被李显龙侵蚀。我们的父亲向来将国家和人民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他个人的人气和利益。”

李显扬和李玮玲的公开信长达六页，全面展示了这个“新加坡第一家族”的内部纷争。一家报纸生动地把该信称为“李显龙的弟弟妹妹投掷给他的一枚重磅炸弹”。

这份公开信发表后，李显龙表示自己感到“不安、极其沮丧、非常失望、深深的悲伤”。19日，李显龙向全体新加坡国民道歉，称他们的家族事务“损害了新加坡的国际形象，影响了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他说自己曾尝试以1新币的价格把该故居卖给妹妹李玮玲，也曾提出按市场价把该故居卖给李显扬，所得收入全部捐献，但弟弟妹妹依旧执意将家族内部问题公开化，“并发布不实指控”。

李显龙还指出，自己并不拥有该故居的处置权，该故居是政府的财产，自己并未参与该故居的处置决策。

双方在社交平台接连发布多条消息互相指责，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据新加坡当地报纸称，新加坡人普遍将此事视为一场悲剧，他们认为新加坡建国总理在逝世后，其子女竟闹起了这样一场风波，实在令人遗憾。他们希望李显龙兄妹能够尽快用智慧解决这一问题。

大部分的评论是站在李显龙这一边的，很多网友留言称：家丑不可外扬、相煎不必太急，也有人认为李显扬和李玮玲不应该把家庭内部矛盾公开，因为这样做最终损害的还是新加坡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