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开埠前夕，山西票号在汕头开业；咸丰年间，澄海人在汕头创办“诚敬信庄”。最初仅经营汇兑业，为埠际贸易服务。后来汇兑庄陆续设立，营业范围也逐渐扩大到收受不定期存款，存放定期息款，往来存欠款，买卖香港、上海汇票以及发行信用纸票等。有的汇兑庄还兼营侨批业。汇兑庄还成立同业行档，称为“汇兑公所”，作为买卖汇票、换纸（即各庄交换所发纸票）、设定每月息价（利息率）的场所。由于适应进出口贸易扩大的需要，汇兑庄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资本日益扩大。据统计，民国22年（1933）汕头市区共有汇兑庄58家，资本总额1450万元。此外，潮安、揭阳、潮阳等县城也有一些汇兑庄，规模较小。后来，随着商业贸易的衰落，大部分汇兑庄倒闭或转营他业，至民国27年（1938）潮汕仅剩7家。潮汕沦陷后所有汇兑庄都解体。

明、清以后，潮汕人移居海外的很多，他们靠“水客”与家乡亲眷沟通联系。“水客”专以响导侨胞出洋和归国为职业，兼为侨胞携带信款回家乡。款项的信函俗称“批”，收批人的回信则称“回批”。潮汕海外侨胞靠“水客”接济、联系家乡亲眷的风俗历时长达数百年之久。汕头开埠以后，出国侨胞激增，“批馆”机构日益健全，批馆业务日益扩大。批馆普遍在海外与国内分别设立分号与联号，称为海外分号和国内联号。海外分号雇用专人到侨胞住地收“批”后汇总寄回国内；国内联号（又称“批局”）则雇用专人（俗称“批脚”）把批款逐一分送到侨眷手中。据海关记录，清光绪八年（1882）汕头已有批局12家。

批局经营方式上快捷稳妥，手续简便。潮汕批局接到批款后，按当时汕头最高价的银元折算成大洋，并由“批脚”直接送交侨眷手中。无论批款如何琐碎，地址如何僻远，批封所写姓名地址如何简略，“批脚”都能及时准确送达。因此，19世纪末以后，虽有国家邮政及银行陆续在潮汕开办，它们却难以承接民营批局业务，批局因此仍独揽侨汇经营业务。20世纪20—30年代，随着侨汇的增加，海外国内批馆批局星罗棋布，形成一个颇为完备的经营网络，侨批业成为当时汕头的一个重要行业。民国28年（1939）汕头沦陷，批局或解散，或搬往内地。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星洲相继轮陷，暹罗被日寇占据，侨汇中断。尔后开辟东兴汇路，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潮汕华侨才转由该汇路汇款接济潮汕亲眷。抗战胜利后，各地汇路交通逐渐恢复，侨胞纷纷寄款回乡购田修宅、祭祀祖先，侨批业再度兴盛。据统计，民国35年（1946）潮汕侨批商号达131家。其中，汕头市区73家，潮安6家，潮阳13家，揭阳10家，饶平9家，惠来1家，澄海13家，普宁5家。另有潮州帮在南洋各地批业商号共451家。

潮汕的收找店，即“以银钱货币为货品，经营收入找出之商店”，其主要业务是兑换钱银，兼营评定金银成色、重量，与钱庄、银庄相似。各店备有印錾，辨银之后，逐枚錾号，作为标记，便于市面流通。后来业务扩展至替人找换不同货币，经营当地或外港汇兑，为汇兑庄发行各种信用纸票等。在民国以前，各家收找店多为小本经营，借用汇兑庄的信用纸票为资本，并在汇兑庄附近设立营业场所，成为汇兑庄的附庸。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不少收找店还炒买叻纸（新加坡纸币），有的收找店也兼营侨批业。民国22年（1933）汕头市区共有收找店256家，资本总额102万元。另外，潮安、潮阳、揭阳、普宁等县也均有收找店，数量不等。1935年全国改易币制，统一货币，收找业渐趋萧条，至抗战后基本停业。

典当业潮汕各县市都有，业务分为当、按、押三种，以当业为主，当期一般为1年，月息三四分，借款期限短而利息率高；通常，入当物被打很大折扣，估价仅三四成，剥削十分残酷。1933年汕头市区有典当铺23家，资本总额46万元。典当业盛极一时。1935年以后，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物价低跌，借款人多数有当无赎，典当铺多数将断赎货削价发落，略有微利或亏本，当业遂趋衰落。

旧式金融业在潮汕存在和发展的同时，近代银行业也开始在潮汕出现。光绪二十五年（1899），中国通商银行在汕头设立分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交通银行广州分行成立后不久便增设汕头分号。宣统元年（1909），大清银行亦在汕头增设分号。大清银行在民国后改组为中国银行，于民国三年（1914）设汕头分行，以收汇海关税款为主，兼营官商银钱存寄托汇等项业务，营业至抗日战争后。此外，殖边银行、中法工商银行、安达银行、中央银行等多家银行也陆续在汕头设立分支机构。至民国37年（1948），在汕营业的银行计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银行、广东省银行、广东银行、汇丰银行、农民银行、华侨联合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中国工矿银行、金城银行、中国农工银行、汕头市立银行、中央合作金库等15家。银行的业务，基本上限于公库出入、官商存汇及侨汇等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