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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潮汕金融业的发展

汕头开埠前夕,山西票号在汕头开业;咸丰年间,澄海人在汕头创办“诚敬信庄”。最初仅经营汇兑业,为埠际贸易服务。后来汇兑庄陆续设立,营业范围也逐渐扩大到收受不定期存款,存放定期息款,往来存欠款,买卖香港、上海汇票以及发行信用纸票等。有的汇兑庄还兼营侨批业。汇兑庄还成立同业行档,称为“汇兑公所”,作为买卖汇票、换纸(即各庄交换所发纸票)、设定每月息价(利息率)的场所。由于适应进出口贸易扩大的需要,汇兑庄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资本日益扩大。据统计,民国22年(1933)汕头市区共有汇兑庄58家,资本总额1450万元。此外,潮安、揭阳、潮阳等县城也有一些汇兑庄,规模较小。后来,随着商业贸易的衰落,大部分汇兑庄倒闭或转营他业,至民国27年(1938)潮汕仅剩7家。潮汕沦陷后所有汇兑庄都解体。

明、清以后,潮汕人移居海外的很多,他们靠“水客”与家乡亲眷沟通联系。“水客”专以响导侨胞出洋和归国为职业,兼为侨胞携带信款回家乡。款项的信函俗称“批”,收批人的回信则称“回批”。潮汕海外侨胞靠“水客”接济、联系家乡亲眷的风俗历时长达数百年之久。汕头开埠以后,出国侨胞激增,“批馆”机构日益健全,批馆业务日益扩大。批馆普遍在海外与国内分别设立分号与联号,称为海外分号和国内联号。海外分号雇用专人到侨胞住地收“批”后汇总寄回国内;国内联号(又称“批局”)则雇用专人(俗称“批脚”)把批款逐一分送到侨眷手中。据海关记录,清光绪八年(1882)汕头已有批局12家。

批局经营方式上快捷稳妥,手续简便。潮汕批局接到批款后,按当时汕头最高价的银元折算成大洋,并由“批脚”直接送交侨眷手中。无论批款如何琐碎,地址如何僻远,批封所写姓名地址如何简略,“批脚”都能及时准确送达。因此,19世纪末以后,虽有国家邮政及银行陆续在潮汕开办,它们却难以承接民营批局业务,批局因此仍独揽侨汇经营业务。20世纪20—30年代,随着侨汇的增加,海外国内批馆批局星罗棋布,形成一个颇为完备的经营网络,侨批业成为当时汕头的一个重要行业。民国28年(1939)汕头沦陷,批局或解散,或搬往内地。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星洲相继轮陷,暹罗被日寇占据,侨汇中断。尔后开辟东兴汇路,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潮汕华侨才转由该汇路汇款接济潮汕亲眷。抗战胜利后,各地汇路交通逐渐恢复,侨胞纷纷寄款回乡购田修宅、祭祀祖先,侨批业再度兴盛。据统计,民国35年(1946)潮汕侨批商号达131家。其中,汕头市区73家,潮安6家,潮阳13家,揭阳10家,饶平9家,惠来1家,澄海13家,普宁5家。另有潮州帮在南洋各地批业商号共451家。

潮汕的收找店,即“以银钱货币为货品,经营收入找出之商店”,其主要业务是兑换钱银,兼营评定金银成色、重量,与钱庄、银庄相似。各店备有印錾,辨银之后,逐枚錾号,作为标记,便于市面流通。后来业务扩展至替人找换不同货币,经营当地或外港汇兑,为汇兑庄发行各种信用纸票等。在民国以前,各家收找店多为小本经营,借用汇兑庄的信用纸票为资本,并在汇兑庄附近设立营业场所,成为汇兑庄的附庸。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不少收找店还炒买叻纸(新加坡纸币),有的收找店也兼营侨批业。民国22年(1933)汕头市区共有收找店256家,资本总额102万元。另外,潮安、潮阳、揭阳、普宁等县也均有收找店,数量不等。1935年全国改易币制,统一货币,收找业渐趋萧条,至抗战后基本停业。

典当业潮汕各县市都有,业务分为当、按、押三种,以当业为主,当期一般为1年,月息三四分,借款期限短而利息率高;通常,入当物被打很大折扣,估价仅三四成,剥削十分残酷。1933年汕头市区有典当铺23家,资本总额46万元。典当业盛极一时。1935年以后,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物价低跌,借款人多数有当无赎,典当铺多数将断赎货削价发落,略有微利或亏本,当业遂趋衰落。

旧式金融业在潮汕存在和发展的同时,近代银行业也开始在潮汕出现。光绪二十五年(1899),中国通商银行在汕头设立分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交通银行广州分行成立后不久便增设汕头分号。宣统元年(1909),大清银行亦在汕头增设分号。大清银行在民国后改组为中国银行,于民国三年(1914)设汕头分行,以收汇海关税款为主,兼营官商银钱存寄托汇等项业务,营业至抗日战争后。此外,殖边银行、中法工商银行、安达银行、中央银行等多家银行也陆续在汕头设立分支机构。至民国37年(1948),在汕营业的银行计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银行、广东省银行、广东银行、汇丰银行、农民银行、华侨联合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中国工矿银行、金城银行、中国农工银行、汕头市立银行、中央合作金库等15家。银行的业务,基本上限于公库出入、官商存汇及侨汇等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