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玫 程方毅

为了推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亚洲史学科的发展，增进国内外亚洲史研究者、研究机构的交流，2021年11月20-21日，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和博雅学院主办、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协办，召开了中山大学亚洲史研究工作坊第三期，主题为“历史地图与东亚形象”。本次工作坊由历史学系朱玫副教授和博雅学院程方毅副教授召集组织，以地图为切入点，探讨地图研究的可能性及其与历史学的关系。工作坊通过线下线上结合的方式召开，来自东京大学、首尔大学、国立大邱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境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的二十余名学者与会。

线上线下参会学者合影

会议首先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江滢河教授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辞，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滨下武志教授作工作坊引言。滨下武志首先对如何从海洋史、全球史、地方史等不同角度推动亚洲史研究和世界史提出了构想，同时以地图为切入点，就全球史与亚洲史研究中的区域史、资料研究、数字化与数据库、空间的历史脉络、历史的表现方法、地图分类等问题作了具体阐释。接着，滨下武志作了题为“从海洋史视角看《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历史脉络”的主旨报告。

东亚空间的地理呈现

本次会议共分成四个论文报告小组，内容不仅涉及地图学史、地图的资料与方法问题，还涉及历史与地理、时间与空间、形象与计测、海洋与地方、宗教信仰与礼仪秩序、知识、概念和思想等诸多议题。

第一场报告的主题为“东亚空间的地理呈现”。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副教授黑岛敏的报告《琉球的绘图与海上交通》，探讨了描绘琉球的绘图概要以及“国绘图”的内容。琉球因15世纪的中转贸易为人们所知，其在前近代与各国都有通交。黑岛敏描绘了琉球多种多样的绘图，有日本人使用的绘图，从朝鲜、中国（明清）传来的绘图，以及绘制于大航海时代的欧洲绘图等等。其中，1640年日本江户幕府下令制作的“国绘图”内容详尽，是研究的基础资料。但是，“国绘图”里关于海上交通的记录有很多奇怪之处。这是因为“国绘图”的制作受到了江户幕府锁国政策的影响。黑岛敏指出，通过对比多种资料，可以使带有主观表现的各种绘图的特征相对化。而保存着多种多样绘图的琉球便是我们研究的典型例子。

韩国国立大邱博物馆研究员郑大映的报告《奎章阁收藏的韩国古地图与数据库现况》，从目录学的角度介绍了奎章阁收藏韩国古地图资料的性质与分类。目前韩国各大机构收藏的古地图中，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的收藏占总量的36%。奎章阁作为朝鲜时代的国立图书馆，是藏有最多数量古地图的机构。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中央博物馆、岭南大学等也是收藏重要古地图的机构。在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中，地图列于史部地理类，韩国的汉籍图书馆使用四部分类法编目。他还介绍了韩国主要目录书的地图分类方法，并对相关数据库的建设及其应用进行了说明。

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研究员金召罗的报告题目为《朝鲜后期的“经界”认识：以韩国光武量案与日本殖民时期地籍图为中心》。金召罗发现虽然在朝鲜时代绘制了众多地图，也进行了数次量田（土地调查），但在长达500年的朝鲜时期，人们从来没有绘制过一张地籍图。朝鲜时代的人们不认为在纸上划线的行为会对现实的土地划分产生影响。对当时的人来说，土地是生活的根源，超越了单纯的所有对象。关于土地的认识，存在与人的行动关联性中。在这样的社会里，不考虑耕作情况等现场性，由他人在纸上划分界线的意义并不大。她以此为问题意识，考察19世纪韩国传统的“经界”认识。具体通过对照大韩帝国编修的光武量案、殖民地时期编修的土地台帐和地籍图上的每一块土地，比较认识主体是如何不同地描绘具体的土地，以及人与土地、土地与土地之间的经界，是如何随着社会变动而划定的。由此考察近代的土地划分方式是如何将人们从他们立足并生活的环境中分离出去，又如何使土地成为“不动产”。

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外国人研究员黄霄龙的报告《日本中世地方都市的宗教信仰空间：以北陆地区为例》，运用日本中近世的绘图、文书史料、佛像铭文、地志，还原了日本海沿岸北陆地区的港口城镇和内陆河流沿岸城镇的宗教、地理空间与民众信仰。港口城镇三国凑的天台、真言宗寺院受到14世纪的战乱影响，寺院建立地点发生迁移，几经兴衰。各寺院在宗教活动上相互合作并呈现出各自特色。16世纪后半叶，随着港口发展，当地居民所信仰的氏神也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内陆河流沿岸城镇金津位处加贺、越前两国边境，也是两个庄园交界之地。作为地方的政治、经济、交通中心，该地寺院和神社常被中央权力者和宗教势力利用，也因此常受战争洗涤，各个时期的宗教信仰设施断层明显。

地图中的王朝、天下与帝国

第二场报告围绕“地图中的王朝、天下与帝国”展开讨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研究员成一农的报告题目是《王朝是“帝国”吗？——以寰宇图和职贡图为中心》。他基于对以职贡图和寰宇图为代表的图像史料分析，指出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中，王朝的空间范围是囊括“天下”的，且在绝大多数时期中，正统王朝只有一个，这两点显然与通常认为的有着疆域范围且可以并立的“帝国”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因此，在研究中，尤其是在与“疆域”“国家的构成方式”等问题有关的研究中，将王朝称为“帝国”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会将一些对“帝国”的认知潜移默化的带入到对“王朝”的研究中，由此也就影响了研究的结论，这也是“新清史”等研究在某些方面存在错误的原因之一。不过，在很多研究中使用的“中华帝国”“帝国”“清帝国”等词汇，实际上只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界定，即王朝存在的时间和王朝直接控制的空间，因此对这些研究本身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等。不过这些研究中，完全可以用“王朝时期”“清朝直接统治的地域”等词汇，因此成一农建议今后在所有“王朝”时期的研究中都应当避免使用“帝国”一词，且要慎用“国家”一词。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历史学系教授牛军凯的报告题目为《越南古地图“天南四至路图”研究》。牛军凯指出，十七十八世纪的越南地理书中，“天南四至路图”的各种抄本和修改本是最核心的著作，该书代表了古代越南地理书编写的“路程图”传统。“天南四至路图”的最早版本是1686年杜伯编写的“纂集安南路”，其核心资料来源于十五世纪黎圣宗时期的“征占日程”。十九世纪之后，越南地理书编写传统，由“路程图”形式转向了“方志”形式。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朱玫的报告《朝鲜王朝前期的统志、地图与山川祭祀：以〈新增东国舆地胜览〉为中心》，着重分析了《东国舆地胜览》的编撰与版本、“东览图”的源流及其特征，并结合朝鲜前期山川祀典体系与朝鲜地图学史，探讨“东览图”的绘制背景及其历史地位。朱玫指出《东国舆地胜览》的内容与体例上出现了新的特点，其中一大变化是卷首收录了朝鲜全图“八道总图”，各道道志前插入道图，因版心刻有“东览图”，又称“东览图”。“东览图”是现存年代确定的最古老的朝鲜半岛地图之一。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海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周鑫的报告题目为《清初江南知识人的天下知识：以吕抚〈三才一贯图〉之〈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为例》。在清初江南知识人的知识世界中，“天下”无远弗届。清初思想文化史研究中，“夷夏之辨”与“科学主义”是两条主要的研究理路。由此，以明遗民为代表的否定清朝正统的“天下”观与以传教士为代表的运用西方技术测量帝国疆土的“天下”知识构成清初知识人的天下知识的两面。周鑫则通过研究吕抚康熙六十一年（1722）组织校刻的《三才一贯图》之《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尝试揭示清初江南知识人更加多元的天下知识。

会议现场

制度流变中的地图生产

第三场报告的主题为“制度流变中的地图生产”。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爱丽《近代中国海关出版物中的地图整理与利用》介绍了一批海关地图和图表扫描图的内容构成、最新的整理研究情况。她介绍了海关出版物中的历史地图及其价值，梳理了海关地图的时空特征，关注了海关海图涉及的知识生产与英式海图的东渐，并利用海关地图分析通商口岸的选址考量及其对口岸贸易的影响。她最后总结，在精确程度上，以近代绘图方法绘制的海关地图，较中国传统的方志舆图有显著的进步，推动了近代中国地理知识的生产，中英合璧的地名标识也为辨识其他中英文史料中的地名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张子健的报告《清末民初邮政体制的建立及其空间选择——以岭南地区为例》以岭南地区为例，侧重于讨论新式邮政核心制度的建立过程及其带来的民众通信资源的配置机制和空间分布的变迁。他在制度与空间的互动变化中展现近代邮政的转型，呈现两条线索：一是全国性制度建立的过程，通过总税务司通令、邮政通令等文献考察制度建构的经过及其背后的考虑；一是以岭南地区为例，以邮政通函（Despatch）和巡查报告为核心，在把握行政文书的基础上认识行政管理，结合地方文献，展现制度落实的情况，并借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工具，呈现并分析新式邮政带来的邮递机构空间形态的变迁。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周湘提交的报告题目是《图绘广州街市：空间、具象、地方性知识重建，1850-1911》。周湘指出，19世纪下半叶，新式城市地图的引入、摄影术的推广，为城市景观的视觉表达提供了新的技术。机械复制的地图与摄影作品是对广州城面貌的定格与“凝视”，广州街市的图景并未因此固化，地方性知识的重构赋予了图绘城市景观流动的特性。近代广州街市地方性知识的再塑造，体现了地方社会的能动性：新的城市观看视角，是多方合力的结果。从遥望广州城到深入街巷，从搭乘小艇穿梭于河涌之间到越来越多地漫步于街市之中，人们活动轨迹的变化反映了地方社会生活的变迁。当近代城市空间的具象表述发生了转变，或许意味着，城市的现代性塑造，已有了实在的空间呈现。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黄晓玲做了题为《从旅游指南看20世纪初期上海、香港、新加坡的城市形象呈现与变化》的报告。随着远洋航行的实现、国际交流的增加、亚洲近代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以及西方旅游观念的传入，旅游活动被赋予新的内涵。20世纪以来，旅游活动的发展使人们对旅游信息的需求增加，催生了指导人们出行、出游的旅游指南。旅游指南，特别是城市指南，通常包括沿革、行政、商业、交通、食宿、生活、娱乐等方面。上海、香港、新加坡作为近代国际大都市，从各自城市指南编写的不同侧重点、详略内容等方面，呈现出三个城市不同的形象、特点，甚至城市的变化。这些区别的形成与地理位置、城市的历史、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与建设力量有密切关系。

地图交流中的知识传播

第四场报告围绕“地图交流中的知识传播”展开。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副教授席会东的报告题目是《元明时期东西方地图交流与欧亚地理知识传播》。席会东指出，元明时期，儒家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和基督教文化圈通过丝绸之路展开地图交流。在中、伊、欧地图交流的基础上，东亚学者突破唐宋时期的华夷图地域和族群观念，绘制反映整个旧大陆的“混一图”。16至17世纪，欧洲耶稣会士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华成为中欧地图双向交流的使者，一方面利玛窦等耶稣会士通过编绘《坤舆万国全图》将新大陆地理知识、地圆说和投影技术传播到东亚；另一方面卫匡国等耶稣会士将中国的《广舆图》编译改绘为《中国新图志》，推动了欧洲人对东亚地理的了解，独立成幅的中国地图和东亚地图开始大量出现。欧亚大陆和新大陆地理知识在三大知识体系中的传播和交流，加速了世界近代化和一体化进程。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程方毅的报告题目为《语境交织与媒介跨越——清末〈时局图〉再探》。程方毅指出，作为中国近现代第一幅政治宣传画，《时局图》经历了《东方时局》《时局全图》与《时局图》这三个版本的变化。不同版本之间的变化不仅包括图像细节的调整、图像媒介与载体的变化，还有发行与销售方式及范围的变化。而在这诸多变化的背后是阅读语境、传播语境与国际形势的变化。《时局图》之所以能够在近代得到持续性的广泛传播，并不仅仅是因为其作为革命宣传品的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主义的图像诠释，还因为它的传播符合图像传播的外在因素，如俄国在东亚的持续性扩张政策、图像媒介的多元化，并且契合图像传播的内在因素，如《时局图》自始至终的双重阅读语境让其同时拥有中文和英文阅读群体，《时局图》内的“恐俄症”因素让它契合了当时的东亚局势。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杨雨蕾的报告题目为《朝鲜金寿弘〈天下古今大总便览图〉考论》。《天下古今大总便览图》是1666年朝鲜金寿弘制作的一幅颇为流行的传统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地图，其中绘有利玛窦世界地图中的若干地理信息，可知现存有多个版本，包括木刻本和彩绘本。杨雨蕾着重分析这幅地图的结构和内容，考辨其源流，并由此说明17世纪以来面对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的西方地理知识，朝鲜半岛的认知和反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花子的报告题目为《法藏〈天下诸国图〉与奎章阁〈舆地图〉比较研究》。法兰西学院收藏的《天下诸国图》与韩国奎章阁收藏的《舆地图》，在图的构成及内容上很相似，特别是包含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穆克登定界地图的摹本，但一直以来未能准确考证出其制图年代。结合两幅地图上的地名变更，再参考后记中出现的朝鲜国王的庙号，李花子考证出两幅地图的制图年代。她指出，两个图集包含的两幅“穆胡定界时所模图”，是清朝画员绘制的长白山图的摹本，为研究穆克登定界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

圆桌会议部分，各位与会学者围绕“地图研究的可能性”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做了进一步的阐发。最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滨下武志教授做了会议总结发言。通过此次工作坊，与会学者对地图研究的资料与路径、地图研究与历史学的关系、地图与亚洲史研究等问题作了充分的交流，以此为契机摸索国内外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共同参与的学术研讨与交流机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刘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易素梅、副教授朱坤容也受邀担任了本次工作坊的主持、评议。另外，来自国内外诸多高校科研机构的师生以及来自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雅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中文系的师生也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参加了此次会议。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