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香港《南华早报》6月8日文章，原题：为什么美国破坏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经济融合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总统拜登在东京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也许预示着全球化的转向——无疑是选对了地方。毕竟，战后全球化是从日本真正开始的——起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开花结果——当时正处于冷战时期和朝鲜战争之后不久。日本成功的出口经济激发了“亚洲四小龙”。东亚全球化的这两个初始阶段造就了索尼、三星、丰田和现代等全球性公司——通过进入欧美市场而得以实现。

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中美关系缓和，东亚的全球化进入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正如之前的日本和韩国一样，中国一直在从制造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技术先进型产品转变。随着中国的科技进步和国际拓展（如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东亚全球化进入第四阶段。

中国在2011年成为头号制造业大国，在2013年成为头号贸易大国。2020年，中国每年的新专利数量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总和。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一样，中国已成为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的一个威胁。

在美国背弃《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之后，“印太经济框架”可被视为其破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无力尝试。然而，与美国在东亚全球化早期阶段的决定性和建设性作用不同，如今美国是在亚洲策划去全球化，但难度要大得多，原因有几个。

首先，美国在早期阶段的行动与市场力量相一致。而现在，美国是在逆市场潮流而动。奉行资本主义的美国应该很清楚与市场逻辑对着干的挑战。

其次，美国今天的经济主导地位已大不如前，它占世界经济的四分之一，而在1960年占到40%。与此同时，中国是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额是其与美国的2.5倍。随着亚洲全球化的推进，世界的科技重心已转移到东北亚。在2021年专利合作条约的前10名申请者中，有8家是中国、日本或韩国公司，而高通是唯一的美国公司。

美国面临重重困难的第三个原因是，在亚洲的经济发展中，中国可以提供的不只是雄厚的财力。从高铁到5G，甚至可再生能源，中国都是世界领先者——往往远远领先于美国。

此外，在通胀上升超过工资增长的情况下，美国需要减轻而不是加重消费者的痛苦。剥夺美国消费者从中国进口商品中获得的利益，或者用关税来抬高物价，只会加重他们的痛苦。虽然美国的目标是遏制中国的崛起，但这样做的意外后果可能是相反的。在一个非全球化的世界里，美国消费者不得不使用质差价高的商品，而中国消费者可以获得高质量的廉价商品。在实体经济领域，中国只会扩大对美国的领先优势。

最后，像新加坡一样，聪明的国家能与大国共舞。亚洲国家可以在口头上配合“印太经济框架”以取悦美国，同时参与RCEP和“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更务实的合作。

东亚全球化的早期阶段，美国支持主要是出于冷战考虑，而新的美中冷战——伪装成意识形态较量的大国竞争——正促使华盛顿推动非全球化。

但是，全球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经济力量。中国的经济开放促使许多东亚经济体的制造业整合到中国。同理，在全球化的下一阶段，人们将看到经济活动更多地扩散到许多亚洲国家。

在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下，中国的高端制造业正在实现自动化，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向东南亚转移，而且往往是由中国企业投资的。针对中国的反全球化行动反而会迫使中国变得更加全球化。

中国是亚洲繁荣的关键，地区国家将欢迎美中竞争——只要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机会。但是，去全球化只会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糟，不仅是在美国和中国，更重要的是在东南亚和南亚所有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作者温斯顿·莫克，陈俊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