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地时间2019年10月14日，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与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共同折桂。埃斯特·迪弗洛为第二位获得诺奖的女性经济学家，早在2010年4月24日，她还曾获得美国经济协会颁发的、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本文是《比较》研究部主管陈永伟彼时发表在《管理学家》上的一篇文章，介绍了埃斯特·迪弗洛的贡献。界面商学院获作者授权转发以飨读者。
经济学界似乎正在经历着一场“女权运动”，在女性学者奥斯特罗姆( Elinor Ostrom)同威廉姆森( Oliver E. Williamson)分享了2009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又一项经济学界的重量级奖项落到了女性头上。2010年4月24日，美国经济协会揭晓了今年克拉克奖，获奖者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女性经济学家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
克拉克奖设立于1947年，最初为每两年评选一次(1953年因故没有评奖)，最近改为了每年评选一次。获奖人须为40岁以下、为经济学思想和知识做出卓越贡献的年轻经济学家。在克拉克奖得主中，已经诞生了十位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森(PauA. Samuelson)、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克鲁格曼( Paul R. Krugman)等，都曾经是克拉克奖得主。由于克拉克奖在学术界有着很重的分量，又加之其和诺贝尔奖有着极大的相关性，因此在经济学界，克拉克奖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由于其对于发展经济学的卓越贡献，迪弗洛教授获得 “克拉克奖”是实至名归。
埃丝特·迪弗洛1972年出生于法国 ，早年曾就读于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并于1999年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上届克拉克奖得主西兹 (Seaz )和迪弗洛同一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并与其在同一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不能不说是一大巧合。毕业后，迪弗洛留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至今，目前担任该校的阿卜杜尔·拉提夫雅米尔教授 , 同时兼任阿卜杜尔·拉提夫·雅米尔贫困行为实验室主任。在多年的研究和教学中,迪弗洛教授应用新的方法，影响了发展经济学的进程。同时，迪弗洛教授热衷于关心实务，尤其是反贫困 工作，为多个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对这些国家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由于迪弗洛教授在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方面都有杰出贡献 ,因此近年来也获得了大量荣誉：她是麦克·阿瑟奖金的获得者、第一个卡尔沃·阿曼戈尔国际奖的获得者、美国文理学会会员。2009年1月，她受邀在法国科学院发表演说，成为了在这一学术圣地数百年历史上发表演说的最年轻女性。
从宏观到微观：发展经济学的转向
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 (或者说“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其关心的课题基本囊括了这些国家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 ，如资本如何积累、人力资源如何开发、工业化与农业化如何进行、人口在部门间如何流动、对外贸易如何开展、国外资源如何利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制定、计划与市场如何协调、发展的优先顺序如何选择……
二战之后，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大批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国家，这些新兴的国家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发展道路成为了当时世界经济学界的主要议题之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 曾在20世纪50、60年代盛极一时，发展经济学家们纷纷成为了各国政要的座上宾，游走于各国政界和学界，其风光很令其他领域的经济学家们羡慕。
不过，发展经济学家们的好日子似乎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到20世纪80、90年代，曾经繁荣的发展经济学似乎被抛到了让学术圈遗忘的角落，甚至有著名经济学家宣称“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已经死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发展经济学由盛转衰呢?
首先是实践方面，在发展经济学兴盛的数十年间，无数的发展经济学家根据自己丰富的经济学知识，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开出了无数的药方，但这些药方似乎并没有收到他们预期的效果。一方面 ,在这段时期内高速发展的国家所采用的政策往往是不被主流的发展经济学家们所认同的。一个我们熟悉的例子就是新加坡的发展——在新加坡的发展中,国家干预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不为信奉自由市场理论的主流发展经济学家们所认同。因此, 新加坡发展的成功就给了主流的发展经济学以一记重拳。另一方面，从国别比较上看，同一发展经济理论在各国的应用效果却表现出了重大的差异。市场化的策略在一些国家收效很好，极大促 进了这些国家的发展,而在另一些国家则带来了腐败滋生蔓延, 使得国家发展停滞不前。发展经济理论的这种 “时灵时不灵”让其公信力大打折扣。
其次是理论方面。由于发展经济学在传统上被定位为研究国家的学问，因此其理论大多是从宏观层面上展开的，而同时，其研究方法又主要集中于理论模型的推演。这两个特征使得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提出的理论往往有“空对空”之嫌。 在很大层度上，这些理论只能被理解为一种“信念”或“主义”，而实际应用的价值并不大。
正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陷入困境的时候，一批新的发展经济学家开始尝试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探索，让已经被宣告死亡的发展经济学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和以往的发展经济学完全相 反，新的发展经济学将视角从宏观层面转向了微观层面，即将其主要研究的对象集中在了发展中国家的人。同时，和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集中于探讨“主义”不同，新的发展经济学更多 关心“问题”，即放弃了对于空洞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探讨，而把着眼点落在了对于一个个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进步的具体项目上。由于这两个重要转向，发展经济学开始抛弃 了 “玄而又玄 ”的外衣 ，变得更加实际化、更加有现实意义 ,因此又重新得到了学术界和实践界的重视。
在发展经济学的这个重要转型过程中，迪弗洛教授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在其研究生涯中，她从不大而化之,泛泛而谈,而是一直将关注点集中在对一个个具体项目的评价上 ,从对项目的研究中总结出理论和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迪弗洛教授关于印度修建大坝带来的经济影响的研究。在很多发展中国 家，兴建水利灌溉设施是农村发展的一项重要活动,但是这些活动的经济影响以往却很少引起经济学家们的重视。为填补这一研究的空白,迪弗洛教授及其同事对印度某地兴建大坝的后果进行了分析。通过观察，迪弗洛等人发现 ,大坝的下游地区，其灌溉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些地区的居民收入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但在大坝的建造地，土壤和灌溉条件却会由于大坝的兴建而恶化。通过详尽地计算，迪弗洛等人认为，从总体上看，大坝的兴建可以促进整个地区的福利, 但却造成了扭曲收入分配的副作用，即大坝建造地的居民事实上为整个地区的发展承担了额外成。迪弗洛教授看来 ,这种副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大坝修建地的居民收入大多游走在贫困的边缘 ,由于大坝的兴建 ,这些本就不富裕的居民将会落入贫困的行 列。修建大坝虽然提高了整个地区居民的总体收入 ,但同时却增加了该地区的贫困率。
很显然，和传统发展经济学相比，迪弗洛教授的以上研究切入点很小，所得的结论也没有传统理论那样宏大而令人兴奋。但是从实用和操作层面上看，这类研究却显然是要更胜一筹的。
将随机实验引入经济学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从传统意义上理解，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往往不能进行可控制的随机实验，而只有理论、没有实验的科学，其经验意义和实用价值往往是令人怀疑的。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借鉴相关学科的做法，把随机实验的思路引入经济学研究。这一尝试,不仅丰富了经济学研究的方法 ,而且让有关经济理论得到了更好的检验，从 而变得更为可靠。 当然 ,在发展经济学这样的学科中,很少能真的去拿真正的人来当 “小白鼠” , 因此发展经济学家口中所说的“随机实验 ” ,更多情况下是借助于一个外来 的随机影响 ,将受影响和不受影响的两组人分别作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从这个意义上看 , “大自然”更像是实验的设计者 ,而发展经济学家则充当了观察者和解释者的角色。迪弗洛 教授就是将随机实验方法应用于经济学研究的杰出代表。
在迪弗洛将实验方法应用于政策分析的过程中,最为著名的例子是关于女性政治家的研究。在很早以前 ,就有人发现女性作为政策制定者 ,其行为和男性政策制定者有很大的不同。近年来 ,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 ,不少国家为了鼓励女性参政 ,专门为女性预留了一批政府工作 岗位。而在另一些国家，则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参与选举的政党在参选班子中必须有一定的女性代表比例。这些举措，大大增加了女性参政议政的机会 ,体现了男女的平等性。但是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做法又可能妨碍了一些政府岗位的量才录用 ,因此可能造成一定的效率损失。那么 ,究竟让更多女性担任政府的相关职位会对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显然这个问题不能简单比较女性政治家和男性政治家的工作成果 ,因为在一个没有对男女比例有特殊要求的政府 ,政治家是否能居于某个地位基本是由其本身特征和工作特点的匹配程度 决定的 ,而和性别关系不大。尤其是需要通过选举获得某些职位的情况下，政治家的行为代表的是选民的意见，而非其自身偏好。因此，利用对一般数据的观察，很难区分出性别因素的真正作用。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将性别因素的影响确切衡量出来呢？一种直观的思路是利用实验 ，即将一些岗位制定为让女性担任 ，而另一些岗位则不限制。但是，显然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可能有能力去说服一个政府进行这样的实验行为，他们能做的更多是等待现有的机会。迪弗洛教授显然是诸多同行中最能把握相关研究机会的。她注意到，印度1993年的一条宪法修正案规定，全国必须有 1/3村的行政负责人为女性，而究竟哪些村的行政官员被指定为女性，是随机指定的。印度的这项政策为迪弗洛教授的研究提供了天然的“实验”条件。通过比较，迪弗洛教授及其同事发现在行政负责人必须为女性的地区，政府对于教育的开支较少，而用于饮用水提供的相关开支则相对较多。此外 ，一些地区的女性行政负责人更重视交通建设 ，因此在道路铺设上花费了更多开支。
应该说，迪弗洛教授的这一发现看似平凡，但这是第一次通过实验方法对女性政治家的行为影响进行分析的研究，其结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有相当的参考意义，其次 ，这一分析说明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即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家的个人特征(如性别、教育水平等)，这和近年来政治学转向对政治家个人研究的潮流是不谋而合的。
《魔鬼经济学》的作者斯蒂文·列维特 (Steven Levit)在博客上提到今年克拉克奖时说：“迪弗洛教授成为了官方认可的天才。”迪弗洛教授个人在学术上的天才 ,自然是值得肯定的，但克拉克奖之所以垂青于她，则可能更多是出于对其研究方向的肯定。回顾迪弗洛教授的学术和实践生涯，她一直在致力于探索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一直在坚持帮助落后地区进行反贫困的斗争，这一点是十分值得钦佩的。反观我国的某些经济学家，或身居高位空谈玄虚理论，或躲进小楼钻研“黑板经济学 ”，对具体问题视而不见，甚至对研究现实问题的同行嗤之以鼻，认为他们不在搞学问。这股轻实际、重玄虚的潮流已经对我国的经济学发展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希望迪弗洛教授的这次获奖可以对我国的经济学家们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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