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周，亚洲多国都不约而同祭出了经济专项政策。

自6月24日起，韩国政府将向227万户低收入家庭发放每户最高100万韩元的紧急生活补助，并于下月1日起面向118万户低收入家庭发放能源消费券。无独有偶，6月21日，新加坡计划推出15亿新元（约合11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旨在为最弱势群体提供救助，包括直接发放代金券和家庭水电退费。此外，还有泰国也出台了燃料补贴计划。

事实上，在出台相关纾困和扶持特定产业的经济补助措施的背后，亚洲多国正面临着高通胀和低经济增速的风险，其中高通胀主要来源于食品和能源的输入型通胀。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在众多亚洲经济体中，除了越南、日本、马来西亚以外，大部分经济体的通胀率都超过3%，而位于南亚的斯里兰卡和横跨亚欧的土耳其的通胀率更是高达惊人的45.3%和73.5%。

当前，高通胀的阴霾仍笼罩着亚洲各国，并持续影响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复苏进程。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周边外交室主任周士新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些国家出台经济补助措施确实有助于亚洲国家恢复经济，特别是在疫情有所缓和的情况下，亚洲国家对恢复经济的期待也在提高。但同时，周士新仍对此有所担忧，“由于国际和地区形势发展的不确定性依然较高，以及美国可能会再次加息导致全球金融动荡，亚洲国家能否走出高通胀的阴霾仍有待观察。”

输入型通胀仍是复苏绊脚石

随着疫情有所缓和，亚洲各国加快经济复苏的步伐，但它们不得不面对“高烧不退”通胀的考验。

回顾今年5月的经济数据，不少亚洲国家的通胀率增长再次创下新高。在东亚地区，韩国5月通胀加速快于预期，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4%，为2008年以来的最快涨幅；日本的总体CPI较去年同期上升2.5%，该国通货膨胀率连续两个月创出1991年以来的最快升速，同时超过日本央行的目标。

在东南亚，泰国、菲律宾等国的通胀率增速也是屡创新高。据菲律宾央行数据，菲律宾5月的通胀率同比上升5.4%，增速远高于4月份的4.9%，这也是自2018年12月以来的最高纪录；泰国5月的通胀率为7.1%，该数据创下14年的新高；印尼5月通胀率同比上涨3.55%，为2017年12月以来最高；另外，越南、马来西亚的整体通胀率也在迅速上升。

此外，引人注目的还有中东地区的土耳其和南亚的斯里兰卡。土耳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73.5%，高于4月份的70%，通胀率飙升至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另外，斯里兰卡通胀情况同样严峻，据该国统计部门数据显示，今年5月该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创纪录的45.3%，比4月创下的历史高点29.8%还要高。

从亚洲国家的数据来看，多国通胀率急剧飙升，部分国家甚至呈现通胀“爆表”的状态，这无一例外是来自能源和食品通胀的驱动。

从具体数据来看，亚洲主要经济体中，包括日本、新加坡、泰国、土耳其和斯里兰卡与能源相关的通胀率涨幅均超过两位数。当中通胀水平尤为突出的土耳其、泰国和斯里兰卡，能源通胀率分别达到107.62%，37.24%和34.2%。

亚洲地区国家之所以受到能源输入型通胀影响，与其能源结构有关。全球化智库副主任、苏州大学讲席教授高志凯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亚洲区域，东亚地区特别是日本、韩国的能源对外依赖度极高；东南亚总体而言，也并非盛产石油、天然气，其中生产原油相对较多的马来西亚和印尼产量也不是很高；而南亚同样面临能源短缺的问题，基本都要依靠进口。”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务委员兼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亚洲地区受能源输入型通胀的影响比较大，特别是日韩对外能源依存度较高，达到了70%以上。

近两个月来，油价持续运行在100美元/桶之上，截至6月25日，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收于109.105美元/桶。对此，刘英认为，只要地缘局势冲突不结束、制裁不停止、反制裁不停歇，能源维持高位运行的态势就不会改变。

推升通胀率的另一项主要因素是食品通胀。

近几个月以来，全球食品价格持续上涨，这一情况在5月印度宣布禁止该国小麦出口之后愈演愈烈。5月末，世界第二和第三大大米出口国的泰国和越南联手抬高大米价格，增强全球市场的议价能力。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5月的数据显示，国际大米价格连续第五个月攀升，达到12个月高点。

“2021年印度小麦出口量在全球的占比仅为4%，因此这对全球供应链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大。而且由于小麦和大米的替代性并不是那么强，印度禁止出口小麦并不会引起大米需求的暴涨。”尽管如此，但刘英同时向记者表示，因为当前疫情仍在反复，且地缘冲突并未结束，制裁和反制裁并未停止，小麦和大米的产出仍有缺口，居民可能也会因疫情反复而囤粮食，因此大米的价格仍有上涨的空间。

除了大米价格，有分析认为整体的粮食价格还将继续上涨。野村证券表示，亚洲（除日本外）5月的食品通胀水平将达5.9%，而全球食品成本变动对亚洲的影响存在约六个月的滞后期，因此下半年亚洲的食品价格上涨速度预计将加快。

对此，高志凯也认为，粮食危机到2022年下半年更加不容乐观，“粮食的买卖、进出口和运输等各个环节与能源息息相关。随着能源价格的上涨，最终呈现给消费者的粮食和农产品价格会越来越高。”

而刘英也表示，造成粮食价格升高的原因多样，首先，疫情带来了供给的冲击，产业链、供应链瓶颈会造成粮食价格走高；其次，是地缘局势冲突，特别是欧美对俄制裁以及俄罗斯的反制裁，影响小麦、大米等粮食的产出；再者，恶劣天气等因素影响粮食产量，由于粮食需求弹性小，因此在供给冲击下粮食只能涨价；此外，在美国已经出现了工资和通胀螺旋式上涨的苗头，而螺旋式上升会进一步推升粮价；最后，能源价格走高也会推升食品价格，这当中又涉及运输、制作、化肥生产等环节。多重因素叠加下，刘英认为粮食价格还将面临不小幅度的上升空间。

一揽子经济补助能否奏效？

为了应对日益高涨的通胀，亚洲各国把希望寄托在加息上。

毫不夸张地说，在亚洲区域内，韩国的加息节奏最为激进。去年8月，韩国央行率先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0.75%，它也因此成为了疫情期间第一个加息的亚洲主要经济体。在这之后，韩国央行并未停止加息的步伐，分别在去年11月及今年1月、4月分别加息0.25个百分点。然而多次加息之下，通胀飙升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4月，韩国CPI同比上涨4.8%，创下2008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为了缓解物价上涨的压力，韩国在5月再次宣布加息。

除了韩国，不少亚洲国家也已经经历了多次加息。过去8个月以来，新加坡金管局已经三次收紧货币政策；另外，菲律宾于今年6月连续第二个月小幅加息，而印度央行已经进行了2次加息；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央行也打破此前“耐心等待”的政策表述，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2%。

刘英向记者表示，亚洲各国的高通胀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美联储此前实施量化宽松所带来的货币超发，引致通胀急剧飙升，并外溢到其他亚洲国家。但由于通胀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如疫情、供给冲击，以及地缘冲突所带来的制裁与反制裁的溢出效应等。若这些问题不解决，即便其他国家跟随加息，也将很难控制高企的通胀。”

随着通胀持续走高，很多亚洲国家别无他法，只能酝酿实施更快、更加激进的加息举措。被迫加息的背后，也暴露出其经济的脆弱性。“亚洲部分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储备，本国货币比较脆弱，不少都出现了资金流吃紧的情况，部分国家甚至可能出现主权债务违约的情况。”周士新指出。

此外，新加坡、韩国和泰国都分别出台了一揽子经济补助措施。新加坡推出了一项15亿新元（约合11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旨在为最弱势群体提供救助，包括直接发放代金券和家庭水电退费，通过增加工资信贷和支持就业的措施来帮助当地企业。韩国计划将燃油税减免幅度从现行的30%扩大到37%，并将措施持续到今年年底；另外，针对弱势群体，该国政府将从24日起向227万户低收入家庭发放每户最高100万韩元的紧急生活补助，并于下月1日起面向118万户低收入家庭发放能源消费券等。而泰国最近也延长了针对基本商品实施价格上限的时间，并提议与能源公司达成利润分享协议，以资助燃料补贴计划。

高志凯分析，受疫情影响，泰国旅游业持续低迷，且能源必须依赖进口，使其国内生活压力日益飙升；而新加坡国土面积小，国内能源和食品生产极其缺乏，对外依存度非常高，高通胀等问题在新加坡将更为凸显。他认为，亚洲各国选择进行经济补助是非常有必要的，能帮助国民渡过这波通胀潮。

只不过，实施加息叠加经济补助措施能起多大作用仍是未知数。

周士新对此不甚乐观。他分析称，这些经济刺激计划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通胀压力，各国或需出台其他配套计划化解其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而且从长期来看，若亚洲国家无法恢复经济活力，叠加美国不采取措施解决本国的通胀问题，亚洲国家很难从经济危机中幸免。”

展望经济复苏前景，刘英表示，目前亚洲经济体复苏相对缓慢，且经济缺乏韧性。若跟进美国进行大幅度加息，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这些国家的消费和投资，并进一步抑制整体经济复苏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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