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一提起新加坡华人文化的起源，马上就会出现一道鲜明的分水岭。

有一大群人了如指掌，但年纪不算轻；大部分的本地年轻人则只要听到“华人文化”和“历史”这些字眼，内心和脸上不是写满拒绝就是问号。

“新加坡华人是经过了200多年才逐渐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我们的先辈为自己的祖国所做出的奉献与牺牲，是一种高贵的情操，也是值得我们珍惜的精神遗产。”

当时新加坡的华族先辈有的来自中国广东、潮汕和福建，有的则来自邻近地区如槟城、马六甲和廖内群岛。

“他们来到南洋时，只把自己当成这里的过客，总有一天要落叶归根，他们还是中国人，也热爱着自己的家乡和祖国。”

到了上世纪50年代，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宣布中国不再承认双重国籍后，新加坡的先辈们面对一个人生重大抉择，继续留在新加坡，还是回去祖国？

“最后，他们大多数选择留在新加坡，并且和其他种族一起建立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和独立的国家。”

在很多本关于新加坡的旅游指南里，一提到新加坡华人，多多少少都会提及以下五大籍贯：潮州、福建、广东、客家、海南

首先是关于这五大籍贯在本地的分布。

新加坡公民当中，目前有约75%为华族。若以籍贯来划分，40%是福建人、20%为潮州人、15%是广东人、8%是客家人、7%以下是海南人，剩余的约10%则属于其他籍贯的华人。

新加坡五大籍贯华人祖籍地

这五大籍贯华人的祖籍地主要来自中国的三个省份：福建省、广东省和海南省。

广东人和潮州人主要来自广东省；客家人则来自广东省和福建省这两个省份。海南人顾名思义，来自海南省，福建人则来自福建省。

当初我们的华人先辈们远渡南洋，主要是为了拼搏挣钱，盼能给远在故乡的家人过上好日子。他们在排除万难抵达新加坡后，开始落户于不同的地区，也从事不同的行业。

有意思的是，当时同一个籍贯的人们就似一家人，会群居在固定的地盘上，各籍贯的宗乡会馆应运而生。就连从事的工作也像是刻上了各自籍贯的名称一般，每个籍贯最为出色的那些行业，也默默成了他们的“代名词”。

根据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资料，19世纪初，位于牛车水一带的厦门街、直落亚逸街和新加坡河等区域曾是福建人经常出没的地方，他们也多居住在那。

三巴旺、汤申路上段和榜鹅则是潮州人的“地盘”。

白沙路、武吉知马、从樟宜延伸至义顺一带则是海南人选择落脚的地方。

桥北路、桥南路和大成巷是客家人的群居地。

广东人的落脚处则是在牛车水一带的水车路、登婆街和宝塔街。

何处是“祖家”？

从唐人到新加坡人：新加坡华人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的转变

新加坡华人的故事要从哪里说起呢？大家都熟知在莱佛士到新加坡之前，新加坡已经有少量的华人居民，他们或种植甘密或从事锡米的提炼。

另一方面，我们也有这样的故事：华人先贤曹亚志是率先莱佛士登陆新加坡的第一人。这个故事的肇端是《叻报》，在1906年1月1日的一篇名为《亦一伟人》的报道中，作了一段很有趣的曹符义故事的叙述，先是说青山亭有一个曹符义的巨墓，灵异显著，被人当做“老爷”（闽潮人称呼神明）拜祭，以求庇护。

接着讲述曹氏如何神勇，身先士卒登陆新加坡，为莱佛士取得新加坡立下了汗马功劳。既然是生为人杰，死必作鬼雄，报道除了渲染其显灵的神迹之外，也不忘加上一笔描绘一番他的天生禀赋，这些绘声绘影的描述和中国历史上对开国之君常有的说法何其相似。

第一波的华人移民

新加坡在开埠短短六个月的时间就引来大约五千人的移民，其中大部分是华人，这些华人移民主要的是来自于北部的马六甲以及南部的廖内群岛，其中当然包括了“曹亚志”们。中国人移民南洋很早，这些散落在南洋各地的早期移民，被朝廷视为逆民，成为海外的遗孤。

他们在侨居地落地生根，娶当地妇为妻，繁衍后代，成为一个特殊的华裔族群，俗称峇峇 (baba) ，他们成为新加坡第一波的华人移民。

这些华人移民由于长期与祖居地（用他们话说就是“祖家”）隔离，虽然还自称是“唐人”，男人除了在穿着上还恪守华人习惯，特别是还坚持留辫子，以及拜祖先等华人传统；女人服饰则受母亲影响倾向马来化的所谓娘惹装束，在家庭用语以及饮食方面已经是华马混杂。“唐山”（他们口中的中国）对他们来说只是印象模糊的“祖家”。

凭著能够使用当时本地的通用语 (lingua franca) 马来语和熟悉本地的生活习惯，在地利人和的条件下，这些峇峇华人很快就在新加坡崭露头角发财致富，其中佼佼者就是倡议创办天福宫的陈笃生、陈金声等。他们许多人充当英国人的买办，承包英国人下放的烟（鸦片）酒买卖专利权，致富之后，参与建立庙宇和华人义山的工作，通过这些活动取得华族社群领袖的地位，扮演了和英国殖民地政权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合作共谋的角色。

新加坡的殖民地政权从开埠开始就采取以种族分而治之的政策，不但划分区域让各种族分开居住，也从马六甲引入甲必丹制度，委任华人甲必丹来处理华人内部事务，1926年废除甲必丹制度后改为委任华人咨询委员。这样的结果出现所谓的“分化社会” (Plural Society) ，各个种族之间除了在“巴刹” (Bazaar) 产生交集，各种族之间在其他方面难有互动。

第二波华人移民潮

第二波的华人移民潮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华南的居民才大量移民新加坡。鸦片战争直接的结果是清廷在英国人的枪炮威胁下签订了辱国丧权的条约，并迫使清廷解除海禁，这为英国人在东南亚殖民地开发的需要开了方便之门，大量劳工以“卖猪仔”的形式被带进新加坡，当然其中也有部分是通过同乡或亲戚关系而来的自由移民。

从1840年到1860年，新加坡华人人口呈现飞跃式的激增，达到50,043人，1891年更突破10万大关到121,908人。华南移民的大量流入不免冲击了新加坡华人人口的结构，先富起来的第一波华人峇峇移民，为了与这些新移民产生区隔，把他们称为带有歧视意涵的“新客”（在今天的语境下称为“新移民”，可见历史不断重演。）而自称为“侨生华人” （peranakan，今称土生华人）。

1852年英国派驻印度的总督（当时新加坡在印度辖下）通过以出生地为原则的国籍法，更进一步分化峇峇华人与新客华人的距离。峇峇华人在法令下成为英国臣民(British Subject)，他们开始自称为海峡华人 (Straits Chinese) 或英籍华人 (British Chinese) ，效忠英女皇，称英国为“祖家”（天福宫重修碑文里说的“祖家砖”指的就是英国砖）。言必称：“我是英国臣民，白种人。”

新客的大量到来当然冲稀了峇峇在华人人口的比重并超越他们成为主要的华人族群，不过峇峇华人还是这个时期新加坡贸易的主要掌控者。一些出类拔萃的新客通过与峇峇联姻的关系，爬上了上层社会的台阶，峇峇家庭也喜欢引入有干劲的新客女婿以保持家族的生命力，这种互动造就了另一种类型的社会新贵，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佘有进、胡亚基等。

游离在英国祖家和唐山之间

由于“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这种西方的概念还没带进中国，这些华南新客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国家”意识，他们最大的公约数就是“唐人”的概念，内部又因为宗乡观念而分为不同的方言帮，可说是一盘散沙。

1860年后清廷对海外华人的态度开始转变，从不闻不问转为开始接触并采取笼络的手段，1877年更在新加坡设立“海门领事馆”，委任新加坡居民胡亚基为领事，统管海峡殖民地的华人事务。这种转变最大的原因就是鸦片战争后的割地赔款造成国库空虚，需要吸取海外华人的资金来填补，采取的手段就是把捐官买爵的“鬻官制度”推广到海外。

清廷态度的转变以及“鬻官制度”不但为清廷增加国库的收入，也对新加坡峇峇社会产生影响，并使他们的向心力再度向“唐山”倾斜，1869年章芳琳成为第一个获得官衔的新加坡峇峇侨领。从一张1899年新加坡华社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皇登基50周年而向总督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捐赠英女皇的大理石雕像，在总督府前举行揭幕典礼的合照就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三十四位新加坡华人商界领袖在佘连城领导下一律穿着清朝官服，头戴花翎官帽与总督等英国官员合影。

这些以峇峇华人为主的侨领是不是全部都是通过鬻官而得到官衔或者只是为了虚荣而如此打扮就不得而知，不过它说明了一点就是华人传统光宗耀祖的思想在这些峇峇心中还是根深蒂固，他们试图在效忠英国“祖家”和向“唐山”倾斜之间寻找平衡点。

新加坡国家意识的建构与华人身份认同的重构

独立之后的新加坡面对艰难的国家认同的建构问题，新加坡的华人人口虽然占绝大多数，不过还有大约15%的马来人及9%的印度人以及少数的其他种族，他们构成新加坡社会的基础是建立在过去共同的殖民地统治和相同的移民经历，而不是相同的种族、文化或宗教背景。

新加坡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除了实施国民服役制度、在学校进行念“誓约”的仪式等等，最大的举措就是把独立前四大源流的教育统一在一个以英文为主导的教育体系之下。

希望下一个五十年，新加坡能成为一个既可“安身”也可“立命”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