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一个有着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长期以来，它与中国之间就有着某些无法斩断的联系。
尽管新加坡地处东南亚岛国，但它人口结构的主要群体就包含着华裔，华人占比将近75%。而曾经的新加坡开国元首李光耀，祖籍就在广东省梅林市，是地道的华人后裔。
李光耀曾说过：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逆转的，要学会适应。虽然中新之间从本质上讲，区别在于一个属于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属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且在军事政治方面有能够依赖的强国美国。但这并不代表前者的发展一定会滞缓，在李光耀看来，中国的前景一定是向上的。
然而在中国还未像如今发达的当时，李光耀为何会发出这样的言论，这句话的背后又隐含着哪些深刻意义呢？
新加坡华人的历史渊源
新加坡素来以稳定的政局、及廉洁高效政府而著称，同时凭借着地理优势，成为亚洲重要的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而这一切发展都与”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独到眼光脱离不开。
他曾在总统府发布过一部名为《李光耀观天下》的书，里面就讲述了他对合大国和趋势的分析与见解，其中对中国有着这样的表述：
“中国的崛起已经不可逆转，在未来，或许很多国家都要在中美夹缝之中生存。而新加坡只能试着去接受，因为它（新加坡）实在太小了，无法去改变世界。”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纵然新加坡经济发达，但从综合国力、土地面积、人口等各个方面来说，它与其他大国还无法抗衡。新加坡总人口仅570万，就包含着四大族群，分别是华人、马来族、印度裔与欧亚裔混血等。民族的多样性也意味着矛盾的易发性，更容易造成政治之间的分歧，加大治理难度。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中华人占着最大比例，他们大多来自中国的南方，其中四成为闽南人，其次是潮汕、广东等地。那么这些华人是怎么来到新加坡的呢？
翻开新加坡早期记载才发现，在公元3世纪时，当时新加坡被称为”蒲罗中”，意为”半岛末端”。古时新加坡的马来语名为Negeri Selat，于是在《新唐书》称为”萨庐都”，《宋史》中称”柴历亭”，以及后来的”石叻”等，都是”Selat”一词的音译。
历史上的两次南进运动，第一次是在北方游牧民族侵略的魏晋时期，人们为躲避战乱纷纷南迁。到唐朝后中国经济显著提升，海外贸易迅猛发展，朝廷为与中亚通商更是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人们发现只有少数土著居民的新加坡后，纷纷迁移，朝廷也不予以干涉。就这样，第二次南进运动开始了。
到了宋朝时期，由于辽金势力一方独大，朝廷为了贸易不得不发展海运，人们再次纷纷下洋，这些移居后的人民也逐渐形成了向元明朝代”纳贡称臣”的16国雏形。
据史料记载，14世纪时，元朝曾派人前往新加坡南岸海峡”龙牙门”，之后龙牙门也派使臣来到中国，两方互通往来。1330年时，航海家汪大渊还将自己在新加坡的经历著成《岛夷志略》，这本书中也提到当时已有许多华人在此居住。
情况一直持续闭关锁国之前，国力日渐衰弱的清政府主动放弃了南洋海权，使其自由发展。而这期间人民在饱受战乱、灾荒之苦时，有许多人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到了当时的”石叻”，也就是如今的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地寻找生计。这些人将中国的丝绸、茶叶等物运来，再销售给欧洲商人，丰厚的利润促进了当地贸易的发展。到1821年时，新加坡华人已经发展到一千多人。
20世纪初的清朝后期，帝国主义入侵后，马来西亚相继被荷兰、葡萄牙、英国等地殖民，中国彻底失去了这块土地的权益。纵然中国的联系已经斩断，但这个国家仍有许多中华文明的习惯被保留下来。例如在语言方面，虽然在新加坡通用行政语言为英语，国语为马来语，但私底下的华人们交流用的是中文。在一些重要的节日活动上，他们也会保留中国传统农历的沿用，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等。在宗教方面，马来族多信奉伊斯兰教，而新加坡华人依然保持着佛教与道教的信仰。
由于在中文方面没有过多要求，早期的新加坡华人他们私下交流时还习惯使用方言。但近年来，新加坡政府开始鼓励起国人学习汉语，甚至组织了多次大规模”华语运动”。在新加坡影视行业，也隐隐有着严格的限制，例如从台湾进来的闽南语剧或香港引进的粤语剧，都必须重新配音后才能播放。
那么是什么造成新加坡对语言态度的转变呢？从开始的紧密联系到后来的各自为政，再到现在重新重视起中文，或许这一切，都与中国的发展脱离不开。
正如李光耀所说：
“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逆的，必须要学会适应。”
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
“中新”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直以来都保持着和谐，以往新加坡对中国的态度都非常微妙。然而在70年代末，李光耀却一改”反共”常态，开始与中国大陆交往，双方也都收起了以往的敌对情绪。
对此李光耀表示称：
“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经济发展快速、政治也趋于稳定，中国的社会面貌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于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繁荣来说，是一项重要贡献。”
新加坡也显然在得益于贡献的其中之列，因此两国保持友好往来才是正确方针。
的确，中国从当初的百废待兴变为如今世界第二大科技研究国，它有了质的转变，能带给其他国家的利益砝码也增多了。那么它是如何崛起的呢？就分析来看，中国发展有着多方面的因素存在。
首先，是内部与外部的协调作用。内部力量主要来自于国内人民的团结，团结是力量之源，这是我们制度本身存在的优势。
中国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效率与能力。毕竟发展想要取得成效，必须要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才能不断前进。不畏艰难险阻是首要前提，就是快速集中一切人力与物力，达到最高效益。关于这点，我们国家在疫情期间已经有着良好表现。
这是因为近几十年来，我们的民族与政治之间都没有存在较大矛盾，所以我国的强大基础能使中国在危难之下，掀起最大的动员力量。
这种核心凝聚，也激发了千百年来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使之能发挥出无穷的创造力，来推动国家的发展与进步。
除此之外，长远的目光和战略也是必不可少的关键。远大的目标能决定政府是否能走上一条长期稳定的道路，发展不仅在于当下，更是在于未来。
千百年来，有许多国家因为制度的短见而走上灭亡，中国能以此为借鉴，坚定不移的维持正确的战略目标。
在外部力量上，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所处的时势造就了机遇。例如美苏冷战中，为拉拢战略伙伴美国与中国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为中国的发展打开了契机。而当时世界科技发展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中国只需要引进与借鉴，就能达到提升国力的基本标准。
其次，是各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尽管地方政府对GDP的追求还存在着一些漏洞，但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发展，这是其他新兴国家不具备的条件。
例如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体制并不是完全的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但于我们来讲不同的国情要不同的区分与对待，发达国家的措施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
历史上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提出的改革体制，他试图从政治体制入手来全面推进经济改革，结果却导致了国内混乱，最终苏联解体。
还有叶尔钦在俄罗斯采取的”休克疗法”，企图运用私有化在短时期内将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一步到位，最终却严重破坏经济，造成俄罗斯的两极分化。这些都是没有依据国情制定方针的表现。
总之社会体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构造，只有实践，才能得出真理。而当今中国即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也借鉴了前人的经验与优势，于是他以平均经济增长率近10%的速度迅速崛起，成为目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第一大外贸储备国。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初步核算来看，去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高达近百万亿，与上年同比增长6.1%，基本符合预期目标。
根据今年5月份最新数据显示，在疫情后期我国经济已步入复工复产快车道，主要指标也在持续改善，这些都是体制优势。
最后，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影响，这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中国现今的经济体制不仅具有市场经济活力，而且还有促进发展的原动力，简单来讲就是用”市场”加”政府”的方针实现了最优举措。
这还要从中国现状出发，因为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都不具备优势，反而在人口与低成本劳动方面却胜过许多国家。
而改革开放充分发挥人口力量，使中国发展起了矛盾密集型产业，将资本技术与劳动力结合，在全民参与经济的举措下，成为完美的世界加工厂。而这种模式也一直沿用至今，维持着中国经济源源不断的活力。
相比于”改革”来说，”开放”的成效也更为显著。这之后，中国引进了许多资金、技术、人才与管理经验，直接与世界顶尖知识接轨，这缩短了其中的过程与时间，如探索、创新等，减少了波折与困难，使中国走上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捷径，节省了很大的成本。
加上伴随着招商引资，中国也引进了国外市场体制，企业制度与文化，这就相当于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去借鉴优秀的商业模式。
开放不仅给中国带来了现代化生活，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沿海一带的经济体制逐步趋于稳定后，再将他率先发展的过程作为示范，复制下一个成功，从而带动全国改革与促进现代化发展。因此，可以说”开放”就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战略突破。
中国的体制改革将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创新与完善。这是一条未知的道路。目前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处在观望之中，一旦经济体制成功，这种模式就会给他国带来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中国也将会引领世界潮流。
然而在当前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一方面是继续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加快与世界接轨的步伐、充分发挥市场资源活力，推动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是对于政府职能的及时调整，主要将以往”以GDP为中心”的观念转变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推动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
中新发展现状与未来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人物邓公，李光耀一直十分尊重。他不仅曾经为邓公公开辩护，还在邓公首次访问新加坡时亲自带队迎接，这种态度转变其实也包含着新加坡对于中国发展的信心。
而李光耀和邓公在主推经济主力开放上，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共同点，还因此多次被媒体拿来比较。但二者之间有着本质区别，因为新加坡的经济模式被称作为”国家资本主义”。
在1990年10月，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或许是由来已久的渊源，也或许是达成了某些共识，总之两国开始建立起了邦交。
纵观新加坡的种种表现来看，会发现改革开放前后他们的态度有一个明显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与我国强盛与否息息相关。总而言之，是中国的崛起决定了两国的关系，这也是一场双方都互利共赢的合作。
自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在中国建立以来的几十年间，新加坡仅2007年出口的货物总额就为400多亿，贸易发展势头迅猛。此后经济复苏，出口量也相应增加了。
由此可见，对新加坡来说与中国和平友好发展、建立自由贸易区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这为新加坡的经济创造了一定的效益，贸易的自由化也会不可避免带动一些转移效应，创造了对区内成员国产品的更多需求，为带动产品出口产生了积极作用。
中新贸易的建立合作从长远角度来看，具有深远的意义。目前，中国对新加坡来说是第6大贸易伙伴，在结构方面，我国在货物贸易上显然更为突出，在服务业上虽然落后、但也有着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优势。
而新加坡作为重要的金融中心，尽管它的资本、技术与人才力量非常强大，却依然存在着自然资源与劳动力匮乏劣势。
因此，在中新贸易区建成后，市场的统一、扩大使两方都拥有了更多的机会，GDP值也在不断增加。
中新合作以来，中国对新加坡90%以上产品实行了零关税，这使贸易成本大大降低的同时，也提高了它相较同类产品在价格上的竞争力，例如新加坡的机电、矿产、化工产品等。而新加坡也取消了中国大部分进口商品的全部关税，使得中国在新加坡市场提高了竞争力。
在旅游业方面，中国旅客在新加坡消费额在八年前就将近20亿，这是一笔可观的收益。但我国旅游业的需求也同样强大，然而外国游客较少，因此中新双方在旅游业的合作能促进共同增长，最大程度的改善发展不均的问题。
中国毕竟拥有着将近14亿的人口，对新加坡来说，这巨大的市场充满着诱惑。截至2010年底，新加坡各企业在对外投资方面高达3590亿新元，只对中国就达到680亿新元。
这一举措推动了双方在经济方面更深的合作，大大促进了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
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日益改变，随着人民币的流通，它也逐渐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他国自然不能再用以往的态度去面对，而中国也逐渐在赶上美国，那李光耀的预言在未来是否真能成真呢？
从中国自发展以来的种种表现看，这是一个大的跨越，不仅新加坡需要学会适应，我们自身也更应该及时调整心态，去迎接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