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糖果的日子
1955年，我大约6岁时，由于家里增添了三个弟妹，大杂院的房子确实是太狭窄了。父母亲为了给我们一个较舒适与卫生水准较好的居住环境，向建屋发展局租了一间三房式的组屋(在乌桥头，河水山对面）。
这是一座四层楼没有电梯设备的组屋，我们住在三楼，从此离开大杂院的拥挤生活，生活的素质也改善了。然而经济上的困扰却日益加重，为了填补生活上的开销，父亲把其中一间房租给一对年轻的夫妇，（过后这对夫妇向建屋发展局在附近自租了一间房并生下了两个小男孩，10年后的一次偶然相遇，他们希望我为他们的孩子补习功课，让我每月有了20元的收入，自然非常的开心）。
父亲也在组屋楼下摆了几个旧箱子，上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糖果与零食。由于还有幼小的弟妹需要母亲的照顾，母亲无法整天看顾摊位。我和7岁的哥哥顺理成章成为母亲的帮手，每日看顾摊位几个小时，让母亲回家煮饭洗衣，给幼小的弟妹哺乳。而我的任务主要是当摊位缺货时补货，由于当时讲话还是模模糊糊，沟通上确实是大问题，只好拿着样本到楼上找母亲补货。
50年代的治安问题仍然很差，小流氓大强盗随处可见。时常都能看到警方追捕嫌犯，令人感到害怕。常令我和哥哥束手无策的是遇到流氓到摊位捣乱，买了糖果不还钱就逃之夭夭，有时还动手打人抢糖果。哥哥知道无法与对方相斗，只有忍气吞声。我则嚎啕大哭，回家告诉母亲。等到母亲气呼呼赶下楼，这些流氓已经无影无踪了。
大街小巷卖花生
祖母年轻守寡，在30年代，为了生活，飘洋过海，做过很多的苦工。晚年为了减轻家庭生活的开销，自己赚点生活费，也摆摊售卖熟花生。一小包的花生，里面大约有20粒花生子，每包只卖五分钱。每天中午，祖母把整包装在麻布袋的花生（约20公斤）撒在组屋楼下一个较隐秘的公共地方，我们主动帮忙捡出没有破损的花生，然后把花生放进一个大烘炉，大约两个小时的熬煮，热腾腾的熟花生总是令人垂涎三尺。
由于熟花生在当时是属于消闲的食品，在那经济不景气的年代，每个人都捉襟见肘，不太愿意随意消费，故花生的销售量不是很好。为了不让花生卖不出而失去味道，我和哥哥自告奋勇，拿来一个小布袋，装满了熟花生，两个人沿着大街小巷，不理街坊邻居的异样眼光，用了各种方言大声喊卖；“卖热花生、便宜花生”，得到许多居民的同情而纷纷购买，总算帮助解决了祖母卖不出花生的烦恼。
5分钱的“燕窝水”
你喝过50年代在街边售卖的“燕窝水”吗？记得当年放学后，总要到里峇巴里路（当时的红狮汽水厂）对面的一间咖啡店前，帮助父亲兜售一杯才5分钱的“燕窝水”。
一杯5分钱的“燕窝水”，当然没有燕窝。其实这透明的“燕窝”是用一种石头般的石燕泡洗出来，再混合龙眼干煮成的糖水，便是“燕窝水”了。这种有清热消暑功效的石燕，早年曾出现在本地许多华人的饮料和冰品当中，鱼目混珠，或干脆称它 “假燕窝”。
至今在新加坡，仍可以见到一些卖 “燕窝水”的老牌摊档，只管将它视作一种怀旧的饮品，不会相信一块钱可以喝到一杯真的燕窝水吧？
石燕㓎过水约一天后，才能把石燕上的黑毛和杂物清除掉，这清除的工作通常都要花上几个小时才能完成，没有足够的耐性是无法胜任的。母亲当然是最理想的帮手了，她的刻苦耐劳，细心清除石燕上的黑毛和杂物，腰酸背痛仍然不肯停手。父亲每天早上约10点钟开档，主要的顾客群是来自附近工厂的职员，午餐时间，大约能售出100杯的燕窝水。
我放学后，就要到摊位替班，让父亲回家休息片刻。有一天下午，突然乌云密布，雷电交加，看似倾盆大雨就要来临。我当机立断，推著“燕窝水”的三轮车回家，不料风势太猛，加上大型的遮阳伞随着风势而转，人与整辆三轮车沿着斜斜的路坡翻转。顿时玻璃碎裂声、铁桶叮珰声响彻云霄，惊动了来往路人，好心相助，把三轮车翻回，对着我这个10岁不到的小孩嘘寒问暖。幸亏肌肤无损，只好幸幸然的推著三轮车回家，准备挨一顿臭骂。回家后，却见老爸关心车子是否损坏多过查问儿子身上是否有伤痕。
为了增加收入，每日傍晚我们到庙街（Beo Crescent）一排店屋前售卖“燕窝水”。那是一个风高气爽的晚上，照样是由我值班。忽然有两组青年人骑着史谷打停在档子前，还以为是生意到来，正想上前招呼。不料两组人马，停车之后，不由分说，并以三字经相向，他们接着拿起三轮车档口上的玻璃杯，铁桶互相攻击，我才意识到是私会党的纠纷，一个箭步，拿起钱桶跑进最近的杂货店避难，直到打斗声消失后才出来收拾残局。不用说，狼籍情况，残不忍睹，又是一场无妄之灾。
光阴似箭，售卖“燕窝水”的日子不知不觉也挨了好几年，直到小学毕业后才摆脱这种辛苦的生活。回想起来，当年的小贩生涯，并不是只发生在我的童年，其实当时很多家庭的子女都要协助长辈讨生活，无形中把小孩锻炼出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
当年在街边售卖的燕窝水
60年代的“地甘”
“Tikam Tikam”是马来文，马来语读音为“地甘-地甘”，意为猜测游戏，是60年代在本地非常流行的一种抽奖游戏。在当时的街巷、杂货店里都可以找到这玩意。
当年的“地甘”是工厂制造的大纸卡（约60cm x 40cm)，上面部分是已经印好号码（1-200）的小空格，下面部分是已经有号码的小纸片不顺次序的贴著。人们只需付上五分钱，便可从下面这些小纸片中选择一张。再根据小纸片上的号码来换取上面部分所提供的奖品。奖品的种类很多，但是以香烟为奖品的 “地甘” 最多。
记得当年我还在读小学，一放学回家就要帮忙父亲准备“地甘”这玩意。由于我们是属于二手承包商，专门提供“地甘”给当时的小贩经营者。所以从厂家买了印有号码的大纸卡后，就要把奖品贴在大卡片上的小空格。据父亲说：“香烟的市场大，当时的娱乐消费市场不多，由于香烟的种类很多，价格不一样，当年的烟客又多，故销量较广”。我每天都要负责帮忙父亲制造约30个“地甘”，把不同种类的香烟贴在大卡片上，然后踩着二轮的脚踏车送给两哩外的顾客。脚踏车送货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虽然当时年少好玩，但是踩着那辆比自己个子还要高的旧款脚踏车，穿梭在如虎口的马路上，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心寒。收到付款后交给父亲才有时间开始温习功课。当然偶尔会遇到无理取闹与不肯付账的顾客，看我年纪小，给予诸多挑剔，甚至赖账不还。这种生活维持了两年，直到当局严格取谛非法小贩才结束。
今天，我们再也找不到“地甘”这类的玩意。但是，我们也有机会重温当年那紧张又刺激的“地甘”猜测与夹杂着输赢意味的游戏，那便是百货商场的电脑游戏机。但是收费不便宜，通常是要花不少费用才能得到你心仪的奖品呢！不同的是，60年代“地甘”的消费者是希望以小本钱赢得高几倍的香烟或糖果。现在的电脑游戏机的消费者是为了好奇与想要争取到动人的奖品，既使花了大把金币也不心疼。
看电视的童年
下图为50 年代，正在看电视的一群小朋友。那时候黑白电视机还是个奢侈品，拥有电视机的家庭通常在经济上是比较充裕的。当时我的姨妈是住在离我家不远的组屋，姨丈是一位有稳定收入的行销员，故而也拥有了一架黑白电视机。每到傍晚时都会开着电视机，并欢迎左邻右舍的孩子过来观看节目。
印象深刻是一部黑白影片《忠犬》与张炜主持的“声宝之夜”，每当节目开始，邻居的孩子闻风而至，往往挤得客厅水泄不通，非常热闹。我也不会错失机会，一定也会去观看节目。也有一些小孩子，喜欢到附近的店家或联络所观看电视节目。记得在住家附近一间卖黑炭的店主，每晚准时让大家观看《忠犬》，有时小孩子为了霸占最理想的位置，发生冲突而打起架来，经大人劝解后又継续观看节目。
小朋友们围坐在电视机前看节目
今天，每个家庭都拥有彩色电视机，而且娱乐节目众多，自然不会沉迷于电视节目了，所以当年的观看电视的景象与有趣的场面已经不再复现。
临时建筑工人食堂
60年代，父母亲又向建屋发展局申请租了附近的另一间三房式组屋，而且是在楼下层，租金也比较便宜。重要的是，那时我们还继续经营糖果买卖的小本生意，住在楼下层就方便多了，不必为了搬运糖果而伤脑筋。刚好当年政府大兴士木，我们住家后面正在建造几座高楼组屋，当时的建筑工地设备简陋，工人餐厅拥挤，不像目前严格监督饭菜质量与食品卫生，所以午餐时刻工人纷纷到外面寻找食物饮料。父亲灵机一动，把客厅变成临时工人食堂，大量售卖汽水与冷甜品饮料。
每到午餐时间，门庭若市，工人争相购买食物饮料，我们也忙得不亦乐乎。隔壁的马来妇女，丈夫是保安人员，她原本在家做批发椰浆饭的生意，（她自己做的椰浆饭可谓是价廉物美，食物新鲜可口，如果母亲忙到没有闲空为家人准备饭菜时，总是会向她购买椰浆饭以解决家人的一餐 ）。这时，她也觉得良机不可失，把椰浆饭零售给建筑工人，生意一片兴旺，皆大欢喜。一直到建筑组屋工程全部完成，工人撤离后，这门生意才告一段落，但是我们两家却无端端的捞到一些生活费。人们常说：新加坡遍地黄金，一点也不假，只要你勤劳与肯动脑筋，生活肯定没问题。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