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换一个地方，换一个活法。”
— 吉星
本文根据吉星的采访稿整理而成
我出生泰山脚下，是家中的老二，也是父母唯一的儿子。他们给我取名为“吉星”，希望我有快乐的生活，也希望我的人生有极佳的运气。这样的运气一直到我近三十了也找不到一丝痕迹，我决定换一个地方，换一个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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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的生活若是无人陪伴，总是会显得有些孤独。2016年，原本在新加坡独自工作的表妹带上我，一起来到这个国家奋斗，这一年我28岁。出国工作，是我在奔三前的最后一搏。虽不知结果如何，我心中还是充满了期待。
我即将要去工作的这家工厂，是新加坡卫生部的下属单位，主要负责处理经卫生部垃圾分类后的废铁和泥土混合物。工厂刚刚成立，主要资产就是一台挖掘机。我的工作是对运送到工厂的废铁，用挖掘机进一步分类处理 — 将废铁和泥土分离开。废铁会被装车然后运送到马来西亚去卖，泥土则会被运回到卫生部。400吨的废铁和泥土的混合物，会分离出大约250吨的废铁。
开挖掘机是我在国内做了好几年的工作。不说技术有多好，我起码掌握了挖掘机师傅应具备的挖土和运料等技能。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新加坡挖掘机的操作和中国的完全相反。比如说，在国内“前进”的操作，在新加坡是“后退”。这让我这个挖掘机的熟练工，一下子变成了个“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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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着让自己慢慢习惯一系列的相反操作。记得有一次我在宿舍玩了一宿的游戏，准备第二天休班睡个懒觉。没想到一大早我就收到了工厂经理的电话，经理让我给马来西亚的一个同事代班。头脑稀里糊涂的我，隐约有些担心自己不能准确操作。但迫于经理的压力，我还是硬著头皮去上班了。
我坐在距离地面四五米高的挖掘机里。因为没有什么工作任务，疲倦的我在驾驶室里睡着了。突然，我被地下的卡车师傅叫醒，让我挪一下挖掘机，给他的车让位置。刚刚醒来的我，把本应往前的操作，变成了往后。我连同挖掘机从四五米的高地摔下，挖掘机四角朝天，驾驶室朝下，我当场就昏迷了。
醒来后已经是在医院了，我才知道驾驶室的玻璃全碎了。我的手掌已经是肉眼可看到骨头，腰里面插进去了很多碎玻璃。在我身边的是从马来西亚赶回来的经理。经理看我摔成那样，一边抱着头哭，一边给我道歉，说不该在不是我当班的情况下让我去上班。当天晚上，我做了三次手术。晚上十点左右，老板从台湾坐飞机赶回来看我，安慰我说，“吉星，你不用担心，所有的费用你都不用担心。你的工资我们也会照发，你就好好养伤。” 在异国他乡，我的身上虽然很痛，心里却觉得很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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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住在一个宿舍的室友，因为两个手指被钢板砸断，也住进了医院。看护他的是一个中国女护士。病假中整天没事干的我们，应女护士凌侠之邀去了她所在的教会。教会里有很多中国人，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在异国他乡的温暖港湾。
等我伤情恢复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已经是3个月后了。经历工伤的我，在工作上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不过，我的挖掘机操作还是没能完全反过来。这导致我工作效率比较低，干活也比较慢。可老板并没有因为我工作效率低，就给我低工资。
在新加坡开挖掘机的工资一般分三级：1. 新加坡人是最高的，3000新币底薪；2. 马来西亚华人2600新币；3. 孟加拉人和印度人的工资只有1000新币。在新加坡中国人里，干这一行的比较少，老板按照马来西亚华人薪水标准来给我发工资。当时我很着急，心想活干不出来，还拿着这么高的工资，感觉很尴尬的。
抱着感恩的心，我在工作上一直很努力，认真学习如何在狭小的工厂空间里用挖掘机装车，以及如何用挖掘机对废铁和泥土的混合物进行选料。三、四个月后，也就是2017年初，我才真正完全熟悉了新加挖掘机的操作。半年后，我已经能够胜任很多新加坡人不能胜任的工作，老板把我的工资提到了3000新币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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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的工人同行中，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像我幸运地拿到这样的薪水。我们工厂上游的产业链（垃圾分类）也有很多从中国来干苦工的工人。新加坡的垃圾焚烧后，会有孟加拉人和印度人用机器对焚烧后的垃圾进行过滤和初级分类。来干苦工的中国工人会偷偷到有色金属的出口“淘金子”。听说有一个中国的司机捡了一袋金戒指，卖了三万多新币就立马辞职回国了。不过我也能够理解他们，从中国来干苦工的工人薪水太低了，只有900元新币的底薪。
在了解到新加坡工人的工作情况后，我非常珍惜自己的这份工作。除了挖掘机的操作以外，在工作中的另一个挑战，是怎么面对本地同事的欺负。老板的哥哥，我们都叫他老黄，也是我的同事。老黄生性好赌，借了“大耳窿” （高利贷）的钱，太太无法忍受和他离婚了。
公司成立初期，一个礼拜才出200吨铁，一个礼拜干两天活，其余五天都是闲着的。虽然休息的时间比较多，但是我也按照要求做完了我工作分内的事。老黄因为弟弟是老板，天天看我没事干就找我麻烦，指使我干这干那。有一次他指使我去马路边给别人打扫卫生，还给我穿小鞋告诉老板说我不干活。我气得抡起钢筋准备去打他，他躲在卡车里给老板打电话说我疯了，要打死他。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板直接挂掉了他的电话。工厂有视频监控，我有没有认真工作，老板都看在眼里。后来老黄辞职了，老板感叹说，“我们终于不用付这么大代价，给他这么多钱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经理和老板都是基督徒。我工作没多久，我的经理辞职去马来西亚读神学院了。对此，当时的我虽有很多不解，但我还是很感恩自己有这样好的运气，遇到这样好的老板和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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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稳定后，我也开始考虑起自己的婚姻。工作之余，我每周都会应护士凌侠之邀去教会参加聚会。一来二去，我和凌侠成为了很熟悉的朋友。从2016年下半年到2018年初，我认识凌侠已经有一年半了，我们对彼此都很有好感。我决定跨出勇敢的一步，和凌侠在一起。我们决定在一起半个月后，就回家见父母登记结婚了。
回国前给老板请假，老板问我回家做什么，我说要回家见女朋友的父母。我给老板说自己要送彩礼的话，钱不是很够用。我老板二话不说，给了我1万新币，作为彩礼钱。朋友还和我开玩笑说，“你老板也不怕你不回来了。” 得到老板的信任和帮助，我决心回来要更好地为老板工作。
从国内回到新加坡，我发现工厂里的工人不守规矩，仓库里的很多电器（吹风机、电风扇等）不见了。我立马给老板汇报了情况。不久之后，老板将厂房的仓库交给我管理，我需要每个礼拜日来给别人开门后，再把仓库门关上。因为工作技术过硬和老板的信任，我在工厂成为了除了老板，就是我说了算了人。工作之余，我在教会里学架子鼓，想成为教会乐队的成员之一，服侍教会。另外，我也帮助其他中国人，教一个哥们儿开挖掘机，介绍他到我们工厂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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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稳定，婚姻幸福，在新加坡三年多的时间里，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意想不到的变化。决定在新加坡筑家后，太太很快申请到了PR。我一直很想自己创业，工作结束后，我到炸鸡店学习怎么炸鸡。我和太太向政府申请了一家在Bugis（武吉士）地铁站的店面，准备开一家炸鸡店。
2020年新冠疫情大爆发，很多人都被困在了家里，外出吃饭成为了很大的问题。我看到了商机，我和太太在新加坡成立了一家叫做 “YummyYummy” 的进出口贸易公司，销售中国的 “自嗨锅”。我们最开始在Carousell（二手交易平台）上进行线上销售，同时也在杂货店里进行推销。疫情期间，我每天下午下班送货到夜里一两点都没有办法送完。随着客流量的增多，送货数量增加，我和太太买了一辆面包车送货。创业过程中，有遇到过黑商家用劣质商品和我们竞争，也有骗我们货到付款却找不到收货人的。疫情阻断期过后，客流数量虽减少了，我们也算是有了自己的一门小生意。
在创业的过程中，因为每天要上班，又要去送货，也曾一度想到辞职。老板说，“你该注册公司就注册公司，该做生意就做生意，白天上班，下班后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老板还给我说，等我创业真正成功了，有利润后再辞职都可以。我觉得老板说得很有道理。
现在，我和太太一直在等待Bugis申请出租门面的结果，我们一直在祈祷能够申请成功。太太工作很辛苦，经常需要上夜班，每次回来都累到腿抬不起来。我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做好在工厂的本职工作，以及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有自己的炸鸡店。这样，我的妻子就能够辞职做全职太太，不用那么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