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与亚洲优质民主

笔者(郑永年)认为，新加坡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已经超越新加坡政治本身，如果把它放在亚洲民主的发展进程中，我们会看到同样重要的是，继日本之后，亚洲正在发展出另外一个优质民主政治制度。 亨廷顿生前曾撰文比较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政治制度，认为台湾地区的政治制度会因为民主而生存下去，而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会在李光耀卸任之后难以为继。

但这次新加坡选举表明，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不仅越来越民主化，而且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无论人们如何评论这次选举，从实践层面看，新加坡已经为优质民主打造好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制度构架。 民主政治先产生于西方。新加坡和西方先发展民主的路径有很多雷同之处，只不过前者所用的时间远较西方短。

首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社会经济的高发展水平是民主政治的物质基础。西方在进入大众民主之前，曾通过近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经济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当西方式民主传播到西方之外的发展中国家时，并没有能够推动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民主是众多现代国家制度中的一种，它很重要，但并不能取代其他国家制度。

新加坡的民主所依赖的是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有效政治秩序，而这个政治秩序保障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亨廷顿曾经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秩序，没有这个秩序，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保障。新加坡确立了这样一个有效的政治秩序，并且能够和民主政治一并发展，这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同。

其次，新加坡民主的成功在于其围绕着民主制度本身的制度创新。和很多西方民主国家不一样，新加坡实行强制性投票。在很多国家，每次选举，社会就要面临一次大的分裂，甚至冲突，而新加坡做到了民主整合社会。在一些民主国家，执政党因为政府失败、权力的腐败而被反对党所取代；而新加坡的情况很不一样，既非政府无能，更不是政府失败，而是整个社会希望政府在新的环境条件下能够做得更好。

中国能不能学新加坡?总体来说,中国前期是学习新加坡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现在则对新加坡的政治发展经验,尤其是执政党的经验深感兴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向各国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对新加坡经验的重视不是其他国家所能及的。中国领导层倡导学新加坡,不仅希望学新加坡的具体经验,更希望学该国的改革进取精神。还有很多地方官员不知道如何学新加坡,对他们来说,学就是“复制”、“描红”。

很多人对新加坡的理解局限于一些具体经验,例如,“公积金制度”、“住房制度”、“工业园区”、“淡马锡”、“金融监控制度”等，很少有人谈论新加坡的政治制度。

权力集中本身是中性词,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不能衡量一个政治制度的好坏,有些民主国家的权力也是集中的。和其他国家比较,新加坡的权力是相当集中的,尽管新加坡有很多反对党。

在新加坡,政府公务员是内部选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这些领袖人物在成为执政党领导人之前,都是社会精英人才。执政党吸收社会培养的人才,意义深远。这是执政党保存权力不变质的一个有效方法。

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国家,人民行动党议员都要定期和选民直接见面,讨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新加坡把民主和一党独大执政制度很好地结合起来了。

应当强调的是,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可能出现一个好政府。新加坡用民主制度来保证好政府,执政党必须通过五年一次的“大考”,即大选。前面说过,新加坡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政治人才主主导的,这就提出了政府要“亲商”的问题,政府要为商人和资本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让他们发挥很大的作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

新加坡的大多数人都居住在政府住房里,包括中产阶级也是,住房政策是新加坡非常重要的立国政策。在民主政治中,对新加坡执政党最有效的制约并不是反对党,而是社会,也就是人民。

新加坡却避免了很多发展中的民主国家走过的弯路,制度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确立权威方面,中国可以从新加坡学到很多经验。

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改革开放之前比较,进步了很多,横向比较也一样。

中国会继续学习新加坡吗?

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是否会继续学习新加坡呢?中国学习新加坡或者其他国家,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了中国各方面现代化的需要。只要新加坡经验和中国的发展具有相关性,比其他国家的经验对中国更具启发性,中国仍然会选择新加坡作为学习对象。

首先,在全球化时代,除了少数几个处于封闭状态的落后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能够避免外在经验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尽管新加坡也是当时中国学习的对象,但其重要性并不突出。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认为新加坡不仅经济发展迅速,而且社会秩序良好,因此首次公开高调地提出中国要学习新加坡。邓小平号召学习新加坡立即导致了大量的中国代表团到新加坡取经。

为什么这一次邓小平选择了新加坡而不是其他国家和地方?

概括地说,邓小平号召中国学习新加坡的核心,是要解决好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会面临的一对矛盾,那就是发展与秩序之间的关系问题。对邓小平来说,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建设政治秩序。

对新加坡来说,发展和秩序是同时进行的,是同一个过程,但在中国学习新加坡过程中,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则把发展和秩序相对分离开来。中国各级政府所强调的是经济发展,而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建设则强调不足。

与此同时,新加坡的社会政治秩序也在不断进步。从一开始,新加坡方面就一直强调,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而且更是“软件”建设,即各种制度建设。

当然,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不仅学习新加坡,也学习其他很多国家。

在金融制度方面也一样,中国参照了诸多西方经验,但从和美元挂钩到一篮子货币政策,中国则大量参照了新加坡经验。

在地方层面,新加坡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通过这些工程,中国地方政府试图从整体上学习新加坡,但更多的城市则是有选择地学习新加坡,进行制度创新或者改善已有的制度,如上海等城市学习新加坡的公积金、汽车牌照拍卖制度等。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地方学到了新加坡的经验之后,开始向中国的其他地方输出新加坡经验。邓小平强调新加坡的秩序好,而秩序建设正是中国今天需要学习新加坡的地方。中国能不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制度建设经验,建设起一整套自己的制度,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继续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