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大学的领导者和众多的教育工作者都在关注著技术变革的飞速发展对我们的教学内容与方法以及学生的学习与方法所产生的影响。换句话说，机遇与挑战伴随着工业4.0时代而来。

近期，我们不得不应对世界的逆全球化和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趋势。

而随后，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了。

正如疫情全球大流行所被描述的那样，我们把一代人的生存危机定义为今天的主要挑战。

生存危机迫使我们要仔细思考那些令人不安却意义深远的存在问题。

除了“是什么”和“怎么办”之外，我们现在还要问“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传授这些内容？为什么我们要采用这样的教学方式？

教授简介

陈永财教授 | Prof. Tan Eng Chye

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

新加坡未来经济委员会成员

作为新加坡国立大学(NUS)的校长，我的工作不仅仅是要让我的学生们能在毕业后找到一份工作，也还要让学生们为校门外的生活做好准备。

现在，疫情成了“新常态”。眼前更迫切的不仅是要帮助毕业生找到工作，还要理清楚我们中间所发生的一些令人困惑的变化。

为了实现这些，新加坡国立大学必须要从根本上进行转型调整。按部就班的渐进式改革是一项奢侈品，我们不能再等了。

过去：专业学科

长期以来，大学毕业生都是术业有专攻，毕业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甚至未来的整个职业生涯可以留在他们自己选择的行业里。如果不得不换工作，大家也会选择相近的行业。

同时，很多大学都把重点放在就业前的训练，这是学生们踏入职场之前教育阶段的最后一站了。

但这样的假设不再成立。

我们的年轻人将会步入一个充满棘手问题的世界，这些问题定义不清，时时刻刻都在变化，与单一学科的解决方案甚至既定的知识体系都在发生对抗。

新冠病毒疫情本身就是一个例子：它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对全社会、政治、经济以及环境都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

不用说解决，哪怕是为了理解这个新冠病毒，都需要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技能和见解。

这些都是我们毕业生不得不将要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拓宽学生的基础知识面。

过去传统的教学方法是优先考虑知识的深度。而现在，我们必须要在知识的深度与广度之间找到平衡。严谨的学科训练仍很必要，但还不够。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关于“严谨”的内涵。

我们要综合不同学科知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这样做的关键就是要拓宽课程，并且增强课程的跨学科性。

然而只有广度也不够。关键是要把不同的元素整合到通识基础课程当中。

作为一名终身学术和教育工作者，我习惯于按学科孤岛进行教学，并按学术领域来进行管理。我承认，跨学科的教育方法很难做到，但我坚信，走向跨学科是必经之路。

会有疑虑和抵制出现不足为奇，尤其是在新加坡。但在其他地方，比起通才，我们也往往更重视专才。我们的“怕输主义”也意味着我们经常“过度教学”。

跨学科世界：对NUS意味着什么？

我们需要调整学生的课业量。首先，我们会放宽对主修学科的过度要求，以便在课程整体上增加广度。

如果我们希望学生能够采用全新的不同寻常的方法来连接不同的知识点，那就需要帮助他们拓宽知识面，让学生们接触更多的知识。

这不仅仅是数量上的改变，也是质量上的改变。为了使我们的毕业生能够灵活敏锐、适应能力强且具备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要朝着问题导向式教学和体验式学习的方向发展。

终身学习也会成为大学教育的重要特征。

变化速度加快意味着知识的半衰期也在迅速递减。我们一贯认为，人在二十多岁早期花三四年的时间接受大学教育就可以满足终生需求，偶尔提升一下就够了。然而，这种观点已经失灵了。

你的“大学时代”不能再是那几年，而是要跨越20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持续学习。

实际上，我们越来越多地转向在线学习。你的“大学时代”也许不一定要真的花在读大学上。学习无处不在，大学也会随处可见。

有些学生在学习超出自己舒适范围的东西时，可能会感到很不自在。毫无疑问，他们对大学教育的期许会被颠覆。

成长令人感到不适，如果这种不适能够激发创新思想和方法，那么这些痛苦只是很小的代价。

我理解一些学生和家长可能会把我们在教育框架的改变视为稀释专业知识。

一些以医学或者数学为职业目标的人可能会质疑，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人类学。还有人可能会担心核心的专业能力被稀释掉，降低学术标准。

但是，我认为这些担心是没有根据的。这并不是要在专业化和通识化之间做取舍，而是要为我们的课程注入更大的灵活性。

我相信，我们的社会能够且必须适应各类倾向：既要有具备单一学科专业知识的人才，也要有跨学科专家能够看到不同领域的连接与空白，解决涉及两三个学科领域的问题。

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作出改变，通过这些改变，我们希望毕业生可以建构和解决很多复杂问题；具有好奇心，并且对超出专业知识以外的机会保持敏锐；无论是在课堂，还是在家，无论是工作，或是娱乐，都能通过终身学习，掌握不断探索和绘制自己学业旅程的本领。

教授们需要改变

即将发生的变化不仅适用于求学的学生，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教授。

如果我们的教授要给学生提供更大的知识面，为了更好的教学与科研，他们也就必须扩充自己的知识面。研究表明，专家团队背景越多样，他们的研究成果就越有影响力。

这可能比教学面临的挑战更大。

大学普遍是按照学科来管理划分的。传统来说，学术机构会鼓励深度和专业。但这种组织方式不足以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很多问题并不是遵循现有的学科边界来划分的。

如果大学不去适应和改变，就会落后，这还是好的。更糟的是，大学会不复存在。

许多大学领导层都曾尝试却未能让科研人员扩充知识领域，打破学科边界。然而，新冠病毒疫情证明了要拥抱不同学科的价值，同时在全球和本地，流行病学以及社会层面共同来解决这一问题。

疫情期间，我的同事们发挥各自优势，有的在工程和医学领域开发了检测试剂盒和疫苗；有的在公共卫生领域，制定佩戴口罩、个人防疫以及社交安全距离的指导细则，有些是通过漫画卡通的方式表达；有的在社会工作和商业领域，解决精神健康问题，或者是提升外卖送餐服务。

对于粮食安全和经济复苏的长期应对，也同样需要知识的深度和广度。

在这样一个混乱失调不断发生的世界里，我们在做规划时会发现，灵敏度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组织机构，都是必不可少的。

“灵敏度”听起来像是另一种管理时尚，但事实并非如此。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曾写过一篇《刺猬与狐狸》的文章。他指出，思想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刺猬，他们只知道一件大事；而另一种是狐狸，他们融合了各类想法和经验。

实际上，这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诗人亚基罗古斯(Archilochus)。他说过，“狐狸知道更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们的社会既需要拥有深厚专业知识的刺猬型人才，也需要拥有灵敏度且多才多艺的狐狸型人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我们要培养具有这两类素质的毕业生。

文章首发于新加坡海峡时报 2020年9月10日

原题为Universities need to tear down subject silos

文：Tan Eng Chye(陈永财)，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

翻译：王彤

*本文观点不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机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