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自画像叫做“实用主义”，论者也普遍认同其“实用主义”。
李光耀是政治家。无非顾名思义，从最朴素的角度、用最易被公众理解的话语，推出“实用主义”以标示治国理念罢了。
买鞋首在合脚，而非牌子；实效大于概念。
对英语工具性的考虑
生活在多种族多语言并存的社会，李光耀特别重视语言。富裕家庭自幼教给他的是英语和马来语、爪哇语。留学剑桥，更让他讲一口非常标准的不列颠英语。但是，身处1955年的新加坡，面对占人口多数的华语族群，他很快认准“要赢得选票，女皇英语的帮助不大”，把华语说好才重要。
为赢选票，猛补华语，立竿见影，终上大位。他的选择及变换，就是这般实用。
但是他自有道理，道理仍在于实用：资源贫乏的弹丸小国，“独立之初，如何存活？这是200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随着一批批精通英语、谙熟规则，跟欧美商户直接对话的学子上岗，新加坡外贸竞争力骤增，港口变得热闹了，“门泊东吴万里船”，新加坡成为亚太最大转口港，经济风生水起，百姓荷包日丰。
对华语建构东方价值作用的考虑
李光耀的目标，绝非单一英语教育。
新加坡推出双语教育，以英语为第一语言，母语为第二语言。由于华族占多，母语主要即指华语。愈到后来，李光耀愈强调母语万万不可忽视。只因为，语言是思想文化之载体。华语背后耸立着孔孟为代表的宏富深厚的儒家传统道德文化，或曰东方价值体系。
李光耀痛感：“我们为了谋生而采用英文，也面对着被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哲学所渗透的极大危险。”危险何在？他一语中的：“步西方国家后尘，安逸放纵，失去目标。”个人主义盛行，集体主义式微，此长彼消，从学校浸润社会，损及人际关系、社会秩序，最终导致了公众的幸福指数降低。
李氏主张的双语教育，旨在“实现工具语言与文化语言的兼顾”。他力倡与现代人文精神相结合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传统，就是借传统道德文化之富藏，济后辈道德失落之贫困。他又不止于孔孟之道。……兼收并蓄，因地制宜，适我所用，遂有被外界笑称“非驴非马非骡”的新加坡价值体系。
新加坡嗣后经济长足发展，且保持民风淳朴，秩序井然，举世称道，实渊源于此。看看采访过李氏的美国报人汤姆·普雷特笔下——新加坡马路上没有飞舞的废纸、抛弃的杂物，没有喧嚷的汽车喇叭声，也没有乞丐、流浪汉，咖啡厅桌下摸不到口香糖渣，女士可以在深夜上街，瘾君子不敢进公园骚扰……
从效果出发考虑欧美制度
井然的秩序，得之于温柔教化，也来自严格管理。新加坡以“严”出名。先礼后兵，重典严罚是社会底线的保障。
普雷特赞赏这种“严”。在细数新加坡秩序严整的积极效应后，他说：“如果你喜欢，尽管把这一切称呼为专制统治的‘恶果’吧。我却称之为‘正常’和‘卫生’，而我还希望更多。”但是与普雷特唱反调的声音，在这个世界上也挺响亮，且绵延不绝。
李光耀的回答干脆利落。给瘾君子强制戒毒，抓毒贩下狱以至处死，“国际大赦组织说我们在一千人之中有最高的死刑比例，但我们是最干净的社会，免受毒品的祸害”。这是比效果。从携带口香糖到乱扔废弃物、随地吐痰、随便泊车、涂鸦建筑物、公共场所吸烟、不冲公厕都要被重罚。李氏公开表示“我经常被指责干预新加坡人的私生活。对，但如果我不这样做，我们今天不会有这样的成就”。
他最受诟病的，还在于政治上约束殖民地独立后民众普遍享有的民主权利。仍是从效果出发，李光耀坦陈，不看好欧美民主制度能轻易在贫穷国家落地移植。“英国和法国曾经为其殖民地制定过80多部宪法，这些宪法、制度、权力制约和平衡都没有什么问题”，何以到头来，许多新兴国家“结果爆发了骚乱、政变或革命，他们的国家失败了，政体也崩溃了”？结论就是：勿简单化地认为民主程度越高越好，唯适应本土人群的文化教养程度才叫做好。
不是一人一票就叫民主了，万事大吉了。民主是权利，也蕴含责任。民主化是一个渐进过程，亟待公众增长教养来推动。李光耀无奈地说过，“如果国民是受过教育的、从小就很有教养，这样管制时就不必太严格”。可当初新加坡一穷二白，教养匮乏着呢，一个“严”字遂不得已而为之。
杜绝庸俗实用主义
中新两国政治制度不同，并不妨碍彼此欣赏。李光耀多次高度评价邓小平的治国理念。邓小平则在改革开放前夕出访考察时，除美日两个当世经济超强，就选了袖珍国新加坡。在鲜明彻底的务实风格上，他俩的心是相通的。
李光耀的实用主义思维自然也难免误判之处，包括对内和对外。比如他对于我国医改、房改等都提出过有益建议，但为便利中外交往“曾经建议一位中国领导人把英语作为中国的第一语言”，未免离谱了。工作须求实效，但李氏同时告诫不可急于求成。这一来，就跟人们印象中似曾相识的只顾眼前、罔顾将来、瞻头忘尾、短期效应，甚至过河拆桥、饮鸩止渴的庸俗实用主义做派判然不同，完全划清了界限。
面对李光耀的“实用主义”，我们今天要有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