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加坡境内新冠疫情已进入每日两位数的增长阶段。之前新加坡政府公布，客工问题已基本解决。最新数据显示，新加坡新冠疫情共有27名死亡病例，该病死率在全球范围内相对较低。过去两周，新加坡社区案例每日低于十例（不包括封闭运行的客工宿舍案例）。
教授简介
吴木銮
吴木銮教授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助理院长，研究领域主要为发展相关议题，包括公共财政、政府间关系和地方治理，承担新加坡和香港的公共政策研究项目；同时也是欧盟关于大中华地区的咨询专家，为欧盟委员会及欧盟安全和防务计划提供政策建议。
新加坡在抗疫期间，从开始的模范生，到三月底成为重灾区，之后施行了类似封城的病毒“阻断期”措施。6月1日，病毒阻断期结束；现已进入三阶段逐步解封的第二阶段。许多新冠防疫措施仍在实施，不少白领居家办公；政府只允许五人以内的小型聚会；而出门则强调佩戴口罩。
媒体报道了新加坡政府的各类防疫对策。但较少从社区立场看待新加坡的抗疫政策。新加坡《海峡时报》最近提到许多社区和民间人士自发的抗疫措施，值得关注。比如，客工中不少人来自孟加拉国。有人在脸书上设立了专页，帮助劳工解决实际问题。再比如，一些社会团体帮助新加坡的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居住在公租房的民众，他们因新冠疫情可能失业。这些团体可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筹款，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
新加坡一处客工宿舍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一直是各国政府防疫重点。作为防疫第一线，社区在阻断疫情传播和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包括情绪稳定）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新加坡作为人口密度较高的城市型国家，防止病毒在社区内扩散对疫情防控至关重要。
新加坡的社区管理体系，是典型的政府主导与社区高度自治相结合的模式。新加坡的社区防疫，主要通过 “政府-社区”、“政府-社区-公民”等模式进行。
政府-社区模式：基层组织与政府合力应对疫情
由于新冠肺炎波及的地域、影响的人群较为广泛，在政府部门整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与基层组织的长效协作，成为影响抗疫成效的重要因素。
“政府-社区”管理模式具有以下两方面优势：
一是政府充分发挥信息披露和协调调配职能，在危机管理时，迅速汇总并处理信息，为基层组织的参与打下基础，最终形成政社协作局面。二是基层领袖可凭借自身影响力充分发挥基层组织优势。由于基层组织领袖多由社会各界的精英担任，他们可进一步促使社会力量在社区管理中充分发挥作用。
这些组织之间合作频繁，信息沟通顺畅。因此，良性的政社、社社协作长期存在，危机发生时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以人民协会（People’s Association）为例，在疫情期间，这些基层组织协助新加坡政府进行了3次口罩发放工作。新加坡国土面积虽小，但若没有基层组织协助，政府要在新冠疫情下快速给家庭发放口罩，难度依旧很大。而且，新加坡政府的科技部门专门研发了一款应用程序，民众只需输入住址和邮政编码，即可到人民协会授权的网点领取口罩。同时人民协会也在社区张贴宣传单张，让民众可以方便“按图索骥”找到发放点。
新冠疫情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呆在家中。人民协会也与一些媒体机构合作，比如人民协会的一些工作人员推出的“乐学数码”系列活动。这些活动给民众提供“无现金支付”和“使用智能交通应用系统”的在线教程。对年轻人来说，他们可以轻易在网上找到这些教程。但对一些老年人来说，数码领域的操作会让他们相当头疼。
另外，对许多居家办公、居家隔离的人来说，每日三餐也变得愈发重要。“疫起过生活”栏目也曾提供过相关资讯，教民众如何改善烹饪技巧。人民协会也与政府部门合作，帮助这些人解决三餐和购买生活用品的问题。
有些居家隔离的民众得不到亲友的帮忙，因此需要基层组织介入。有趣的是，人民协会长期以来就有这样一项基本服务：若老年人在家无法外出用餐或需自己准备三餐，人民协会可提供膳食派送服务。当然，这也可由私人公司介入，不过一些收入较低或没有收入的民众，居家隔离时就会受影响。因此，社区组织的介入当为不二之选。
新冠疫情下，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封城等物理空间阻隔的方法。居家办公和居家学习很容易让民众产生情绪方面的问题。比如新加坡实行阻断措施期间，家庭暴力现象增长了30%。因此，新加坡心理学协会积极发动心理医生给民众提供帮助。有些心理咨询师愿以较低的价格或免费服务帮助受新冠疫情的民众度过难关。
政府-社区-公民模式：多向沟通，信息公开透明
疫情发生时，新加坡政府通过卫生部网站、WhatsApp等社交媒体和平台及时向民众通报实情，通过多渠道听取民众反馈，增强政府与民众间的沟通。民众可第一时间掌握确诊病例涉及的活动范围，从而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降低感染几率。
这种频繁的政府-社区-公民的多向沟通，可促进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同质交往。在整个社会网络中，各方既可获取资源，也可达成情感共鸣。
新加坡政府关于疫情的信息经常深夜发送，有些民众认为这是由于政府工作人员认真细致，事务繁忙所引起的；也有一些民众认为他们可能是对信息拿捏不准，需要层层请示，所以发送时间较迟。不过，从疫情开始至今，每天一至两条政府资讯成为许多新加坡人每日必读的内容。
有趣的是，不仅是新加坡政府，专业团队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比如医院和传染病医生也为疫情期间的沟通工作做出了贡献。新加坡传染病专家与一些媒体的合作成果，特别是卡通画，被世界卫生组织广泛引用。
社区作为疫情防控的主要阵地，自上要紧跟政府政策、自下要及时获取民意。既是政府有效行为能力的“承载者”，也是人民对政府表示信任的“传播者”。作为政府与公民的“中间人”，自身是否具有完善的社区治理和沟通体系，对预防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方面，政府-社区-公民的互动也在疫情管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比如疫情期间，一些小道消息也在新加坡境内广泛传播。对此，政府必须透过社区组织，收集民众的焦虑来源，随后对这些信息做出及时回应。
今年4月，“阻断器”措施实施不久，便有谣研开始扩散，称新加坡政府会划区而治，民众不允许跨区活动。政府收集到信息后，及时发布澄清新闻。
另外，新加坡开始推行强制佩戴口罩的政策时，许多人也因此产生焦虑情绪。
比如，运动时是否可以不佩戴口罩？新加坡地处热带，若运动时佩戴口罩，可能会导致其他问题。也有一些民众自行指责和检举跑步中暂时停下来且未戴口罩的民众。
为此，新加坡政府官员表示，有些民众以维护秩序为由扮演起“道德卫士”的角色；若真有民众违法，应当使用官方渠道向政府反馈，而不是上传到社交平台进行批斗。
这些看似非常细微的政府-社区-公民的互动，对新加坡这个城市型国家非常重要。虽然新冠疫情仍处于严峻时期，但在这种政府-社区-公民的互动之下，新加坡民众的焦虑感却相对较低。
笔者参与的一项跨地区民意调查显示，相比韩国、日本、台湾和香港等地区，新加坡的民众焦虑感相对较低。这项调查在今年五月进行，而当时新加坡平均感染人数是最高的。
在良好的政社互动、政府和民众之间互联互通的情况下，新加坡民众的焦虑感相对较低，也是一个值得深挖的公共管理研究课题。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2020年8月26日，星期三
作者：李音、吴木銮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本文内容来自于作者，不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或其他机构组织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