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新加坡大选结果已经揭晓。选民和相关政党可以从选举数据中了解到什么？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杰出教授方博亮(Ivan Png)通过统计方法，对本届大选的选举结果进行了分析回顾。
教授简介
Ivan PNG | 方博亮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及经济系杰出教授
新加坡国会官委议员（2005-2006）
史丹福大学企业管理博士
研究领域：经济创新与生产力
在大选之前，选举范围检讨委员会已经放弃了由六名成员组成的大型集选区(GRCs)，转而采取由四名或五名成员组成的小型集选区。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集选区规模的缩小，可供竞选的选区数量从2006年的16个稳步增加到2020年的31个。在2020年新加坡大选中，新加坡分为17个集选区和14个单选区 。
在2020年大选时，普选结果显示对于人民行动党执政的支持有所下降：人民行动党的支持率从2015年的69.9%降至61.2%，但仍高于2011年的60.1%。工人党夺取了第二个集选区——盛港，并以超过19%的优势保住了阿裕尼集选区。
就选举地图而言，另一个明显的变化在于人民行动党在偏远西部地区的支持率的下降。这是由于该地区前人民行动党议员陈清木(Tan Cheng Bock)医生新组建了新加坡前进党。
除了对政策的情绪和满意度，其他因素如反对党的实力、地理位置、选区规模和时机，都会影响到选举结果。所以对选举结果的科学分析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
多元回归是一种能精确做到这些的统计方法。重要的是，多元回归能够保持所有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专注每个因素的贡献。
我对过去四次大选(2006年、2011年、2015年和2020年)中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进行了多元回归估计。在最近两次大选中出现了三种明显的模式(确切地说，是具有统计意义的结果)。
首先，人民行动党在单选区的表现相对好于集选区。在2015年新加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在六人集选区中的得票率比在单选区低8.8%。对于政府来说，解散大型集选区无疑是一项好措施。
但是，现在的重点在于五人集选区。人民行动党在五人集选区的得票率比单选区低10.9%。从人民行动党的立场来看，并非越大越好。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人民行动党可能在单选区派出了实力更强的候选人，或是保留了长期受欢迎的议员(例如，傅海燕部长第四次当选裕华集选区议员，得票率超过70.5%，林谋泉第三次当选蒙巴登集选区会议员，得票率为73.8%)，并指派实力较弱的候选人去与集选区中的知名部长进行角逐。
因此，在集选区中表现明显较弱可能只是人民行动党竞选策略的结果。
其次，在集选区，人民行动党往往在人口较多的地区表现更好。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控制集选区成员人数的情况下)，选区人口每多1%，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就能高出6%以上。
在人口较多的集选区，如宏茂桥(71.9%，178,039票)和三巴旺(67.3%，142,742票)，人民行动党赢得了61.2%的全国选票。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相关性并非因果关系。多元回归揭示的是相关性，而不是因果关系。人民行动党在人口较多的选区获得更大的支持可能只是选区划分的结果。
第三，工人党已经成为反对党。2015年在与工人党的竞争中，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下降了7.9%。
在2020的大选中，这一差距扩大到15%。然而，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出现了人民行动党向反对党转变的普遍趋势。
相关性不是因果关系。工人党表现之所以有进步，可能是因为工人党将有限的人才集中在较少的竞选上(从2015年大选的10场下降到2020年大选的6场)。
通过将2020年大选的结果与人口统计数据结合，研究人员和政党策略师可以做更多的研究来了解潜在的模式和趋势。例如，可以调查是否有必要维持少数族裔在议会中的席位，以及人民行动党在年长人士和富裕群体中的支持率是否更高。
文章英文版首发于新加坡海峡时报，点击阅读原文查看
原题为The small constituency effect and WP factor: What statistical analysis says about PAP performance at GE2020
作者：方博亮，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及经济系杰出教授
翻译：庄冰冰
*本文观点不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机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