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第十三届大选，工人党夺下两个集选区、一个单选区，共10个国会议席，这是新加坡自独立以来首次出现双位数民选反对党议员。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已接受成为国会反对党领袖。

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显龙总理在大选成绩出炉后，昨天（7月11日）亲自致电毕丹星，祝贺他和工人党在本届大选的出色表现，并提出将正式指定他为国会反对党领袖，会提供适当的人员支持与资源，以便他履行职责。

毕丹星（互联网资料照片）

毕丹星已欣然接受这个职衔。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昨天在面簿发文，形容这是“意义重大的一步”。“我们的反对党议员和非选区议员下来必须扮演超越制衡的角色。他们可以提出替代的政策和解决方案，这样国人就会知道政府方案以外的其他选项。”

新加坡的议会民主沿袭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体系（Westminster system）。采用该体系的许多国家，都会将国会最大反对党的领导人，指定为国会反对党领袖。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由于没有先例，我国将为反对党领袖提供哪些具体支持与资源还有待确定。他预料接下来需要立法，以正式认可这个国会职衔和决定公共资金的分配。

新加坡宪法对国会反对党领袖并无相关条文。新加坡独立后，有连续四届大选没有反对党进入国会。直到1984年的一次“政治分水岭”大选，才由时任工人党秘书长惹耶勒南，为反对党夺下国会第一个议席。

詹时中（互联网资料照片）

在1991年大选中，由詹时中领导的新加坡民主党一举夺下三个议席。时任国会领袖人民行动党的黄根成，提议詹时中为非正式的反对党领袖，“给予詹先生应有的礼遇和优先权”。

但不是所有反对党议员都愿意成为非正式的反对党领袖。工人党自1991年由刘程强夺下后港单选区后，近20年在国会内仅维持一席。直到2011年“政治分水岭”大选，工人党首次夺下集选区，一举将6名议员送入国会。

时任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拒绝接受国会反对党领袖头衔。他指，非正式的反对党领袖头衔对他而言，有如“活在别人的影子里暗无天日”，是贬低了反对党，因此他不会接受。

刘程强两年前交棒，由毕丹星担任工人党秘书长。这次大选是毕丹星任党魁后首次领军，并在刘程强等三名工人党前议员隐退的情况下，率领工人党赢得10个国会议席。

有分析人士指，执政党愿意指定国会反对党领袖，工人党秘书长也愿意接受这个职衔，是新加坡议会民主制度中的一件大事。因为国会已拥有一定数量的反对党议员，指定反对党领袖是有必要的。

在其他国家，反对党领袖会有一组专属工作人员协助他为国会辩论作做研究和准备。这些国家会为反对党领袖在议员津贴外，额外发放一笔津贴；反对党领袖在国会也拥有专属的办公空间。

另外在英、澳等国，反对党领袖会组建“影子内阁”，来监督每个政府部门的工作和制定特定领域的政策，被认为是在野党为准备上台执政而设立的“预备内阁”。

那么执政党这次指定毕丹星为国会反对党领袖，是有意为新加坡日后迈向两党制做准备吗？

受访的分析人士对此不以为然。他指，新加坡以前能够进入国会的反对党人数非常少，因此反对党领袖“可有可无”。如今修订宪法后，规定国会内要有不少于12名反对党议员，如果不能在任何选区胜选，也可以非选区议员身份进入国会。非选区议员与民选议员拥有同样投票权。

在这一修订后，国会将有稳定的2位数反对党议席。因此需要以某种方式指定反对党领袖，并给予相应待遇和资源，这是符合威斯敏斯特体系的。

这是在为两党制做准备吗？分析人士指，执政党无意压缩小党派生存。有多少个反对党能进入国会，不是执政党应该关注的。他们关注的是在反对党拥有一定议员人数后，指定国会反对党领袖，有助于完善议会民主制。

至于未来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并非由执政党说了算。就算工人党党魁接受反对党领袖职衔，甚至组织“影子内阁”，新加坡能否走向两党制，实现政党轮替，最终将取决于未来几届大选，选民的决定。

无论国会有没有反对党领袖的职衔，都不会促使或阻碍未来选民作出这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