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部长杨莉明昨天参与政府施政方针辩论时，谈及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导致全球金融危机，人们在事后不到12个月已见到复苏的“绿芽”。

但这次与冠病的斗争持续了八个月，我们却仍处在风暴中，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绿芽。

有园艺经验的人都知道，将种子埋进土壤后，它能不能生存下来，取决于绿芽可否破土而出，而这个过程充满不确定性，也往往最令园丁焦虑。

但在播种前还有一个重要程序，能提高种子存活的概率。这便是给院子翻土，使土质更疏松透气，以便植物的根系能更好地在土壤延伸和吸收养分。

代议士在第二天的政府施政方针辩论中，围绕我国如何在疫情后时代越战越勇各抒己见，并为“复苏绿芽”彻彻底底地翻了一遍土，在种族、住屋、基础建设等课题上，抛出比过往更大胆尖锐的观点。

朝野议员一致指出，尽管我国政策多年来行之有效，但国内外环境已发生巨变，因此必须大刀阔斧地改革。　　

工人党议员林瑞莲（阿裕尼集选区）就指出，有关种族的讨论在她童年时期是不被鼓励的，但人们的种族意识如今提高。她因此大胆提出宰杀三只“圣牛”，即传统的CMIO（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其他）族群四分法、保障少数种族代表性的选举制度，以及政府组屋种族比例政策。

以族群四分法为例，林瑞莲说，该分类法最早用于殖民时期，距今已有近200年，随着我国有越来越多跨族婚姻，她质疑CMIO能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如果说人口结构的变化还算是相对缓慢的，有足够时间去作调适，那真正迫在眉睫的就是人们就业观念的改变，因为这连带影响他们的经济水平，而这可能使一些政策在无意间脱离民众的实际需求。

以“居者有其屋”这个基石政策为例，其本意是建造国人可负担得起的高质量房屋。但如议员锺奇雄（碧山—大巴窑集选区）指出，计算组屋可负担性的方程式须改变，不能假定人们会选择25年的房贷偿还期，因为年轻一代转换工作的频率更高，也有越来越多人在零工经济中谋生，这使购屋者倾向以较短的房贷偿还期来思考可负担性。

即使是我国向来坚定发展的基础设施，在冠病疫情下，也受到代议士的重新审视。议员连荣华（荷兰—武吉知马集选区）就提出是否有必要以动员大批客工为代价，兴建樟宜机场第五航站楼。

他抛出的疑问包括，政府当初的假设与规划参数在新格局中是否仍成立，以及现有的四个航站楼可否进一步优化以达至同个目的。

从这些发言摘录中可见，朝野议员不约而同地对一些成规提出改革意见，并呼吁就各类课题在国人之间建立新共识。但他们对于具体怎么做，却有不同见解。

以外来人才为例，两边同意应加强劳动队伍的新加坡核心，但工人党议员和新加坡前进党非选区议员普遍倾向呼吁政府公开更详细的人口数据，以便人民开展知情的讨论，人民行动党这边则警惕不应把本地人和外籍人士之间的界限划得过于清楚，因为两者的关系不是零和游戏。

“君子和而不同”，用这句话来形容国会的理想状态，大概不为过。朝野议员大可对政策大方向持有基本一致的意见，但在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如此一来，才能把每一寸土都翻耕起，让新长出来的绿芽更茁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