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抗疫最前线的勇者，未必都是冲锋陷阵的人。在指挥中心运筹帷幄者，更是必须随时拧紧发条，步步为营冲在病毒前方。
在新加坡中央医院，有这一位巾帼将领，她深思熟虑步履飞快，在幕后随时做好准备，协调多方对抗冠病，与诡异病毒打一场长期硬仗。
同新加坡中央医院传染病学高级顾问医生丽敏·薇贾娅（Limin Wijaya，43岁）约了早上7时在她的公寓单位见面，以为从这里就能记录她一天的开始。
谁知，记者抵达停车场时，她已经下楼取车。原来她凌晨4时就已经起床念书。
现在是与冠病病毒打仗期间，她却还能抽出时间，远程修读一个美国的硕士学位。7时30分，办公室没有人，她正在准备稍后例会将会用到的资料，电脑屏幕上显示着《2019冠状病毒局势汇报》。
身为传染病科的负责人之一，丽敏医生不必每天查房看病，但她得和主管配合，确保部门内外的部署得当，能应对急速变幻的情况。
她得到指挥中心开会、视察院内多个病房、与医疗团队碰面并商量当天病患的情况。她也得跟各部门同事了解探讨，什么时候要把普通病房转换成供急性呼吸道感染病患使用的病房，如何处理公众捐给客工病患的物资……
无论是短期或是中长期规划，仿佛早已存放在她的脑海，应着实际疫情的需求，而在现实的情境中一页一页地展开。
跟她接触12小时，丽敏医生已把中央医院走了好几遍，虽然步履不至于小跑，但是她的步伐确实相当快，仿佛每一步都得抢在病毒前面。
“丽敏医生一天有48小时”
一天的工作，下来几个月的战略，背后是将近20年经验的累积。她的同事笑说：“丽敏医生一天有48小时。”
丽敏医生今年1月就估计冠病疫情很有可能恶化，她的团队从那个时候就启动应对策略。
她说：“早在我国第一起病例出现前，我们已经很谨慎对待每一个可疑病患，设下比卫生部更为广泛的可疑病例定义，确保不会有漏网之鱼。这也是为什么中央医院很快察觉首几起本地传染病例。”
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之前的操练必不可少。
“我们原本预备要在今年进行大规模的流感演习，去年第三季时，我们也演练将停车场改为检查发烧症状区的演习。这让我们的团队在疫情来袭时，熟悉如何运作。”
中央医院原本有35个单人隔离病房，随着更多病患须要住院，团队也增加应对的能力，在达到最大容量之前，他们尽量确保有至少二至三天的缓冲。
“这些准备让我们在资源上比较松动，有一次我还从另一家医院接过多名病患，因为我这里有些空位。”
4月初，疫情开始在客工宿舍蔓延，病例在短短的一星期内增加数千起。丽敏医生直言，当时几乎所有程序，从检测、隔离已经没有出现临床症状的患者，以及照顾加护病房病患，都在医院进行，这无疑会分散资源。
当社区护理设施、社区康复设施，以及拭子测试隔离设施逐一落实后，医院就能专注于照顾真正有需要的病患，比如风险较大的年长病患或有其它潜在健康状况的人。
她指出，一家医院在抗疫过程中属于下游，院内有都多少床位，其实跟上游程序有很大的关系。
预测未来各类状况 拟定不同应对方案
丽敏医生说，她最大挑战的就是必须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一样的情况，所以她都会尽量计划拟出不同的方案和拟定明确程序，以便让团队在遇上新情况时能应对。
“我目前在和上司讨论，医院内有哪些使用率不高的手术室能转换成让可疑病例或高风险的人进行紧急手术。”
这能将病毒在院内传播的风险进一步减低，因为如果有可疑病例确诊，追踪接触者将会容易很多。
记者跟访的这天，丽敏医生就和急诊部门主任探讨如何把部分急诊室隔间转换成隔离区，一旦有可疑病例须急救，也是在隔离的状态下进行。
视察了多个病房，参加了几个会议后，她笑着说：“我的生活是不是很无聊？我常常都在用手机。”
“生杀大权”不应交年轻医生决定
“我看到意大利那些年轻医生必须决定哪个冠病病患应该优先获得呼吸器，这种‘生杀大权’不应该交给他们。他们一辈子都要背负做这种决定的内疚感。”
丽敏医生认为，自己的工作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确保临床团队能心无旁骛地执行任务，依照程序处理，因为医院的制度会保护他们。
她说：“你看我走来走去，好像只是到处看看。其实我是在观察所有医疗人员的程序、步骤，以及他们的习惯。这是确保我们能把医院防疫工作做到尽善尽美，将传播风险降到最低。”
比如，当一个在客工宿舍工作的人来挂急诊，医疗团队就应该将他列为高风险病例，立刻隔离。
在设立好程序后，下一步就是让团队相信目前在院内的防疫措施是足够保护他们的。
“在沙斯时期，病毒大多都是在院内传播，所以当时很多医护人员感到害怕。国人也不敢来医院。但现在我们除了有更好的人防护设备和隔离病房，我们也有更严谨的程序，保障他们的安全。”
丽敏医生坦言，即便遵守了所有步骤，也可能会有不足之处，比如一个在急性呼吸道感染病房的人确诊患上冠病，她会觉得，如果能一早就隔离在单人房会更好。
她反省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一开始能更仔细地询问病患一些问题，一旦确定他是属于高风险群，就直接让他们住进单人房？”
避免传染家人 暂时独自租房
“我是传染病专家，当我告诉父母疫情会恶化时，他们竟然不相信我。”
丽敏医生已入籍新加坡，她的父母还在印尼。早在农历新年期间，她打算把父母接过来方便照顾，可是就连她也须花一番功夫劝说。
当她父母和两名侄女搬来新加坡后，为了安全起见，她另外租了一个公寓单位，自己搬出来住。
她说，疫情不会很快过去，所以签了一年租约，但暂住的地方很靠近医院，方便她上下班。
“基本上我从1月开始就已经没有社交生活，就连团圆饭，我都是飞回印尼一天，当晚就返回新加坡。”
丽敏从医学院毕业后就在中央医院工作。在冠病之前，她经历了两波疫情——2003年的沙斯和2009年至2010年的H1N1流感。
诊断医治传染病 有点像侦探工作
沙斯时期，丽敏是一名初级医生，当时的人心惶惶情境她还历历在目。她说：“我感到很庆幸，新加坡在那之后做了准备，设立隔离病房和加强医疗团队应付传染病的能力。”
H1N1时期，她正在英国进修，也被召回国帮忙抗疫。虽然H1N1最终没有沙斯那么严重，但当时的经验还是帮助她为目前的情况做准备。她会选择传染病学为专科，是因为她认为诊断和医治传染病有点像侦探工作。
“传染病会影响人体的任何器官，因此我须对患者进行整体的评估。从病患的习惯和生活中试图全面了解。
虽然工作繁忙，可是她仍为教育下一代的医学生而努力。她所报读的美国网上课程是教育学硕士学位，因为时差的关系，她必须一早起来上课。
“我希望能帮助一些成绩不佳的医学生，帮他们找出进步的方法。如果我们不教导下一代，以后还会有谁能应付新的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