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病疫情使得个人隐私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取舍来到一个分水岭，人们或得重新思考做为数码社会一分子，分享个人资料是否也属公民责任，政府在采集和使用个人资料上又能如何更透明。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昨天通过面簿直播举办题为“私人数据与公共利益”（Private Data, Public Good？）的网络论坛。受邀学者在论坛上促请社会认真思考上述议题。

论坛由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孙婉婷博士主持，讨论围绕冠病肆虐期间，越来越多国家通过采集位置数据和其他个人信息，来追踪接触病患者和控制病毒传播，但这也引发人们对隐私、数据安全和政府监视的担忧。

我国早前推出合力追踪（TraceTogether）应用，截至上个月20日仅约两成的人口采用，与当局设下的四分之三目标相去甚远。

对此，论坛嘉宾、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卓越国家安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赵仪玲指出，尽管合力追踪的官网已清楚解释如何保护隐私，但人们的担忧更多源于他们将隐私视为难以界定的权利。“我国没有宪法规定的隐私权，人们因此不确定隐私权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可涵盖的范围。”

赵仪玲形容这是个分水岭时刻，个体作为数据来源，或须调整与国家所订立的社会契约，重新思考或以不同方式思考，作为数码社会的一分子意味着什么。

另一名论坛嘉宾、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国安则支持将某些私人数据视为公共物品，如个人但非机密的信息，前提是通过匿名化处理等方式保护数据。

他指出，城市人口日益密集带来负面效应，如交通拥挤、环境恶化，以及更大的疾病传播风险。将私人和公共数据集合在一起，可让城市更有效地规划基础设施和分配资源，克服这些负面效应，这正是智慧国的概念。

余国安也指出，目前都是科技公司或政府决定数码服务的使用条款，个体只能接受，因此关系不对称。他认为，人们应主动界定自己对数据共享的接受度，而想要获取更多数据的一方则必须说服另一方。

三名受邀嘉宾也同意，政府在采集和使用个人资料上必须更透明，才能取信于民。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建筑学院副教授孙政远博士就认为，应明确列出政府在哪些情况下可以或不可以使用个人数据。

他也从韩国的抗疫经验出发，认为过度保护个人数据亦存在弊端。

韩国2015年暴发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时，政府选择不公开病例信息，包括他们入住的医院。这导致医院即使有MERS病例，也因担心流失顾客，而避免大张旗鼓采取防疫措施，最终医院成为病毒传播热点。

孙政远认为，一个折中做法是，只公布确诊病患曾到过的场所，无须说明是哪个病患去过哪个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