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的冲击情况恶化，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将在必要时寻求哈莉玛总统批准，动用国家储备金。

王瑞杰在总结新财年财政预算案辩论时指出，政府在新财年财政预算案无需动用过往累积的国家储备金，是因为政府坚守前人谨慎的精神，才能在现届任期累积足够盈余，推出财政措施提振经济和协助国人。　

王瑞杰说：“多数发达国家的人民都在支付上一代人的花费。新加坡情况正好相反，这要感谢建国一代领袖的远见及政策，国人如今才能享受到先辈节约所带来的好处。”

工人党非选区议员贝理安在参与辩论时询问，政府是否能减缓国家储备金的增长，释出更多资金来投资在国人和企业身上。

王瑞杰昨天回应说，2019财年的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贡献（Net Investment Returns Contribution，简称NIRC）总额170亿元，是政府最大笔的收入来源，几乎足以支付教育部和贸工部的开支预算。

如果没有这笔贡献，就算把个人所得税及消费税率调高一倍，都将入不敷出。

上一次动用储备金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政府上一次动用储备金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当时，全球金融市场陷入动荡，多国政府急于保护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时任总统纳丹批准时任政府动用1500亿元储备金，在2008年10月至2010年12月间为新加坡银行体系的存款提供担保，稳住国人信心。最终，这笔钱分文未动。

2009年，纳丹前总统批准政府从国家储备金提取49亿元用来资助部分振兴配套（Resilience Package）。一年后，经济强力回弹，政府也将钱还给储备金。

王瑞杰说，对毫无天然资源的新加坡来说，国家储备金是支持国人应对世界局势动荡起伏的定心丸。“政府今天可以不做艰难而痛苦的抉择，不调高消费税，转而动用国家储备金，但未来世代很快也将因此失去我们今天享有的好处。”

他回忆起国会在2001年立法允许政府动用国家储备金投资回报时，时任内阁资政李光耀说过“任何政府须向谁负最大责任？不是这一代，也肯定不是上一代，而是未来世代。”

王瑞杰以华语总结演讲时形容这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如果政府动用储备金或过度依赖它的投资回报来应付经常性的支出，就等如破坏，甚至砍伐了这棵树。

我国通过储备金赚取的净投资回报过去10多年大致呈现上扬走势，在2019财年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3％。相反地，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数据显示，OECD成员国在同一期间必须为政府债务偿还的利息，相当于GDP的约2％。

另一方面，胡美霞（西海岸集选区）询问政府是否应调高所得税及财富税，而非消费税。

对此，王瑞杰指出政府近年其实已这么做。例如在2010年及2013年上调估值较高的住宅房地产税（Property Tax），在2015年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20％上调至22％，以及在2018年上调估值100万元以上的住宅房地产买方印花税（Buyer’s Stamp Duty）。

王瑞杰透露，政府将继续调整所得税及财富税，以累进和公平的方式来提高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