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后天（2月18日）将在国会发表2020年财政预算案。突如其来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为原本已经不明朗的经济前景增添阴霾。政府应如何在推出短期援助配套的同时，兼顾本地中长期的发展？协助年长者应付退休需求、提升员工技能，以及本地竞争力等方方面面的措施会否退居次位？《联合早报》采访多名学者、议员和来自不同领域的业者，了解他们对这份备受瞩目的预算案有哪些期盼。

聚焦短期援助 推动中长期发展

冠病疫情可能在几个月内消退，但若不及时处理疫情带来的短期经济问题，可能掀起大规模裁员的连锁反应，加剧本地面对的中长期挑战。受访议员和学者认为，政府应采取果断的止血措施，并趁旅游淡季加速提升员工的技能，以助业者在疫情消退后能迅速回弹。

政府在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暴发前曾多次暗示，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将侧重经济转型和协助国人应对经济增长放缓。

不过冠状病毒在短短两周内扩散至全球，严重冲击本地旅游、交通和服务业，短期的援助振兴措施瞬间成为众人焦点，财政预算案料得调整重心。

此次疫情暴发正逢我国经济进入周期性的衰退和结构转型，给新加坡带来巨大挑战，对本地的影响将比2003年的沙斯疫情更深远。政府预计会加大援助力度，援助配套的拨款或比沙斯期间的2亿3000万元高。

马来亚银行经济师早前预测，针对此次疫情的援助配套将至少达7亿元。前议员殷吉星甚至认为，配套应该媲美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危机援助配套。当时政府先后推出了29亿元和205亿元的配套，帮助员工保住工作和振兴经济。

从政近20年的殷吉星，任内曾经历沙斯疫情和金融危机。他受访时说，本地经济如今和中国更紧密连接，而且疫情影响广泛，不单是直接受冲击的旅游业，多个领域的供应链也都受波及，所以新加坡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振兴整体经济。

疫情暴发后，旅游业首当其冲，陷入低潮。政府国会财政及贸工委员会主席连荣华担心，情况若不好转，业者可能会缩短工时，或是要求员工请无薪假，甚至裁员。“这次的财政预算案必须做到直接、果断、有魄力，才能协助企业渡过难关。”

不过除了为企业提供直接援助，受访学者和议员认为，培训津贴也应是此次预算案的重点之一。因为只要拿捏有度，政府可借此协助业者重振旗鼓，加速企业转型，这同时符合我国的中长期需求。

2003年沙斯期间，政府推出的援助措施除了有税务和执照费回扣、过渡性贷款计划等，也包括了培训津贴。

借此机会加速经济转型　

连荣华指出，旅游业的工作量如今锐减，但这也不失为加速培训的好时机。要业务遭受冲击的雇主送员工去接受培训并不容易，须要政府大力支持，而2009年推出的雇主补贴计划是个可行的方案。

殷吉星也说：“我相信政府会借此机会加速经济转型，并着重建立新加坡未来经济需要的组件。若做得好，对新加坡的长远发展有利。若实施不当，则可能扼杀许多原本通过创新和重组能为新加坡未来经济做出贡献的企业。要确保不走错一步，政府须更深入了解企业和国人面对的问题。”

既要强有力的短期援助配套，又要推行有利中长期发展的措施，自然是不小的财务负担。但连荣华说，本届政府累积了191亿元的盈余，上个财政年也谨慎拨款，有能力在不牺牲中长期发展的情况下，额外拨款推出短期援助计划。因此提升员工技能、提供退休保障、提高我国竞争力依然会是预算案的重点。

新加坡管理学院全球教育高级讲师陈启文博士也指出，政府早前已表明要加强技能创前程计划，而在当下，培训变得格外重要。“聚焦短期援助配套，不代表得调动其他方面的资源。不过政府可能得面对更大的财政赤字。”

家中有年长病患期待更多援助

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体系造成压力，医疗费上涨持续受关注。尤其是家中有年长病患的看护者，被生活和看护责任两面夹攻，希望政府能提供更多援助。

为了照顾失智母亲于九年前辞去全职工作的薛碧霞（61岁，学前教育讲师）便是其中一名被医药开销压得喘不过气的看护者。

薛碧霞的87岁母亲原本活跃于义工活动，但2011年，就在丈夫患上第四期前列腺癌后，她也被诊断患有失智症，连回家的路也不认得。

为了照顾双亲，薛碧霞只好转任部分时间讲师，收入也大大减少。她说：“我的收入取决于教课次数，平均月入约3000元，但有些月份完全没有收入，只能靠储蓄。”

她透露，母亲每半年要到医院复诊一次，治疗失智症，每次800元。母亲同时患有罕见慢性肠道炎症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常常痛得吃不下、睡不着，每两个月要复诊一次，每次3000元；加上每三个月到综合诊疗所做体检200元，每月医药开销平均达1700元。

薛碧霞感叹，过去几年医药费不断上涨，本身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的她，每两个月到综合诊疗所验血也要500多元。“看诊费和药价都增加了，还好母亲平时由女佣照顾，不需要日间护理服务，不然我肯定应付不来。”

单身的薛碧霞指出，身边有许多像她这样五六十岁的单身女看护者，她们最需要的是经济上的援助，以及更多与护理相关的信息。

薛碧霞说：“希望政府可以降低护理费用，让更多人享有津贴，并鼓励企业为看护者提供更灵活的工作安排。老人家生病一般无法快速康复，看护者需要更多有薪看护假。”

常到失智症协会和老人院当义工的薛碧霞也观察到有很多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拄着拐杖，乘搭公交到医院复诊，举步维艰。她建议政府考虑提供更多交通津贴，为这些年长者安排往返住家和医院的接驳服务。

冠病疫情推高医疗成本　

冠病疫情的暴发，也令一些业内人士担心医疗成本会被进一步推高。

曾任新加坡医药协会会长的公共卫生专科医生黄长彦指出，医疗机构如今须安排额外人手检测体温，清洁工得加班清理大楼，一些基本的防护配备，如口罩价格也上涨了五六倍。他因此建议政府为私人业者提供津贴，以避免把这些额外成本转嫁给病患。

黄长彦在沙斯期间，是新加坡中央医院首席运营总监。他认为，突如其来的疫情，凸显了确保个人防护配备供应充足的重要性。他建议政府通过减免税收和奖励措施吸引相关业者进驻，生产口罩、防护衣等基本医疗配备，强化我国对抗大型流行性疾病的能力。

投入更多资源提高人力素质

冠状病毒疾病蔓延令不少企业和员工忧心忡忡，雇主担心业务难以为继，雇员则对能否保住饭碗感到忧虑，政府对人力部的拨款因此备受关注。

全国职工总会助理秘书长、政府国会人力委员会主席郑德源重申员工提升技能的重要。他期待预算案能“进一步加强员工缺勤补贴和课程费用资助”，确保企业获得更多支援以投入资源于员工身上，而员工也能继续受雇。

由于裁员和失业数据显示，中年专业人员、经理、执行员与技师（PMET）是最脆弱的群体，郑德源说：“我希望能够看到更具针对性的措施，协助他们找到新工作。”

除了雇主支持的培训之外，他也希望个人培训能够得到更多扶持。“我希望预算案能够为所有新加坡人填补技能创前程培训补助（skillsfuture credits）。”

我国政府四年前开始提供技能创前程培训补助，每一名年逾25岁的新加坡公民能够获得500元补助，以进行个人技能培训。

但新跃社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官委议员特斯拉博士不认为技能提升能解决我国雇主对外籍员工，尤其是低技能客工的依赖。

3万名持有我国工作准证的中国公民已离境，至今还未返新，人力部星期四透露两家公司申请过去14天曾到中国大陆的外籍员工入境，虽不获批准却仍让员工返新；还有外籍员工因违反缺席假规定，导致雇主和雇员都受惩罚。

特斯拉说：“技能创前程等培训能协助新加坡人争取到条件较好的工作，但无助解决低技能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我们得向日本看齐，想象市镇清洁工、医护人员都是新加坡人，这意味着薪金和工作条件都得调高。”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经济与商务学高级研究员菲瑟尔（Faizal Yahya）则提出，包括PMET在内的求职者往往会忽视本地中小企业，预算案应为中小企业提供资助，加强它们的品牌或营销能力。

慈善信托The Majurity Trust执行董事陈明宗则希望，预算案鼓励公司以不同方式聘用员工，给有才能但没有学历的求职者一个机会。“这能推动雇佣模式更与时俱进。”

助低收入家庭找到合适住处

政府近年来推出不同措施来协助不少低收入家庭解决住房需求。但本地学者建议，政府下来可考虑透过将租赁组屋房型扩大至三房式和发放租金礼券等措施，协助家庭成员较多的低收入家庭找到合适住处。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黄国和说，协助低收入家庭时首要考量应是住房保障。他建议政府允许家庭成员较多的低收入家庭租住较大组屋。

目前，能赚取收入、家庭至少有三个成员，而且符合各项条件的家庭可向政府申请一房式或两房式租赁组屋。

赞成扩大租赁组屋房型的国大社会学系陈恩赐副教授解释，住在堆满东西的小单位里意味着家庭成员没有隐私，也没有安静学习或休息的地方。

“家庭成员之间也可能为了争用空间或厕所等导致关系紧绷。这些都可能影响家庭成员的社交和心理素质。”　

国大城市与房地产研究院主任程天富则建议，政府可依据低收入家庭成员的多寡向他们发放租金礼券。

他说：“与其租下租金获政府津贴的一房式和二房式租赁组屋，这些家庭可决定是否要用礼券租下市场上的三房式单位。当然，政府应该设家庭收入标准，以决定礼券金额。”

黄国和也建议，租赁住户家中最小的孩子有能力工作赚钱之前，例如大学毕业或已21岁以前，政府可考虑不调高租金，同时确保这户家庭能继续租屋。

让弱势家庭拥屋　　

此外，学者也针对如何协助弱势家庭拥屋提出建议。

程天富说：“允许单亲家长和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或其他近亲一起购房，或对他们更有利，让他们在解决住所问题的同时，在育儿方面获得家人协助。这样他们才能重返职场赚取稳定收入，养家糊口。”

他也说，另一选项是让低收入家庭的祖孙组成核心家庭申购非成熟区的二房式灵活单位，让孙子有动力继续努力工作，改善家人生活。

为了协助曾拥有组屋的租赁组屋住户再拥屋，政府于2016年推出重新拥屋计划（Fresh Start Housing Scheme），让育有孩子的租赁组屋家庭，购买屋契较短的二房式灵活单位预购组屋。

尽管已婚、离异或丧偶者都可申请，但必须有至少一名申请者是年龄介于35岁至54岁的新加坡公民，且育有18岁及以下的公民子女。

保障就业 全方位照顾退休生活

今年1月，有好些上了年纪、已经开始从退休存款计划领取每月入息的公积金会员，发现他们的入息增加了。原来，计划的最高发放年限从95岁缩短到90岁，具体实行后，入息增加的会员也从原本预计的6万人增加到8万人，入息增幅的中位数是95元。

不过，单靠微调现有制度来提高退休保障恐怕并不足够，受访学者和分析师认为，核心还是要保障就业，从全方位照顾国人的退休生活。

人力部长杨莉明去年11月就公积金（修正）法案提出二读时，透露已完成对公积金退休存款计划的检讨，并决定就公众反馈把发放年限缩短，会员的存款最迟到90岁就会发放完毕，而不是之前的95岁。

人力部当时估计，已经开始领取入息的约16万会员中，超过6万人的入息会增加。公积金局日前告诉《联合早报》，实行调整后，入息增加的会员有将近8万人，增幅中位数是95元。

李显龙总理去年也在国庆群众大会宣布，我国将在10年里分阶段调高退休年龄和重新雇佣年龄。第一轮调整是在2022年7月1日，退休年龄届时将从62岁调高至63岁，重新雇佣年龄则从67岁调高至68岁。

公共服务部门和全国职工总会将先行一步。

除了帮助年长员工，与退休还有一段距离的中年人，相信也是这次预算案的重点。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上个月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举办的新加坡透视论坛2020研讨会上致辞时就透露，年龄介于40多至50多岁的员工将成为预算案关注的群体之一。

官委议员、新跃社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特斯拉博士受访时指出，国人的退休保障之所以会不足，主要还是无法全职受雇或工作，因此提高退休保障核心还是就业，而不是靠打零工。

“冠病疫情对于某些自雇行业的冲击恐怕会很大，比如德士和私召车司机、导游甚至是得当面服务顾客的行业，这些行业的人，公积金存款本来就少。”

财务规划公司星融（SingCapital）执行总裁谢诏全则提议从全方位着手：提倡退休规划、增加聘请年长员工雇主的津贴、调高年长员工的技能创前程培训补助（SkillsFuture Credit），甚至在他们参加培训时补贴工资成本、提高医药费补贴和孩子住靠近父母的补贴，还有增加对疗养院补贴，以及发展退休村。

消费税援助配套应考量疫情冲击 

政府原定在来临的财政预算案公布消费税援助配套细节，但冠状病毒疫情令原本就不甚乐观的经济前景再添阴影。有学者吁请政府延迟提高消费税，并待明年才公布援助细节，以便全面评估疫情对经济和国人生计的影响。

政府2018年宣布，将在2021年至2025年间，把消费税从目前的7％调高至9％。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随后透露，会在今年的预算案中公布消费税援助配套详情，提早减缓人们对消费税率调高的担忧。

政府国会财政及贸工委员会主席连荣华就希望政府能通过消费税补助券、服务与杂费回扣和提高教育与医疗津贴等方式，直接为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援助。

他强调：“提高消费税是为了应付不断攀升的医疗和社会开支……冠状病毒疫情也凸显了我们必须有能力在必要时拨出更多款项应对疫情，并且得在每个财政年中积累盈余。”

不过，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学教授郑宝莲则吁请政府延迟调高消费税，最好在2022年才开始提高税率。她也建议政府重新评估国人的需求，不必急于在今年公布援助配套细节。

她解释，消费税是最直接影响国人日常生活的税收，国人目前已经因冠病疫情而对前景感到担忧，若政府能明确说明不会在2022年以前提高消费税，相信能减轻人们的忧虑。保持低消费税也有助于在疫情消退后，吸引旅客回潮。

郑宝莲说：“2020年将是充满挑战的一年，让我们在2021年专注于复苏经济和推动旅游业，到了2022年才开始调高消费税。”

郑宝莲也认为，消费税援助配套必须考虑到疫情对国人带来的长远影响，若疫情持续恶化，本地甚至可能出现“新穷人”。由于目前难以全面评估疫情的冲击，因此要制定有效的援助配套仍为时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