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信息法令会否抑制学术研究成了国会辩论打假新法案的其中一个主要课题。有学者担忧若所持意见与政府不同，或研究结果有违官方立场，就会抵触新法令。
官委议员特斯拉副教授昨天参与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二读辩论时，分享他研究了政府在2015年至2019年，如何应对一些网络信息的方式。
他说，政府这段期间共采取了170次行动，其中110次只是澄清政策，而其余60次有53次明确指出哪些信息有问题，以及信息的出处。
其中10例是政府不认同某些根据事实得出的结论，例如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前年发布的数据显示，获社区关怀计划援助的人数在2012年至2015年间激增，有网络媒体指这是“新加坡史上最糟糕的贫困情况”，遭该部门指这说法“不正确”，并解释人数增加是因为政府有更慷慨的社会福利政策。
在大学任教的议员殷丹博士（宏茂桥集选区）指出，学者极为重视学术研究自由，而以往曾出现学术研究报告的“事实”可能被认作虚假的，或与政府部门或机构的数据相抵触。
“例如教育部或人力部资料可能显示本地学府和工作场所没有太多歧视事件，但这些是根据受害者通报所得的资料，一定会有人没有通报，所以数据未必是反映实况的”。
她希望政府澄清新法令会如何影响学术研究自由，而学者若能证明自己在研究时秉持诚信，即便研究结论可能抵触甚至有违官方说法，都不必提出上诉。
工人党非选区议员贝理安则担忧新法律会否导致媒体和学者在行事时过于谨慎，甚至在研究与政府立场相抵触时，选择自我审查或削弱研究成果，以免抵触新法律。
工人党主席、议员林瑞莲（阿裕尼集选区）则以一起在15年前涉及两名经济学者的事件为例说，掌握大量资料数据的政府若没有完全释出资料，会导致学术界因信息不足而散播假信息。
2003年，南洋理工大学学者陈企业副教授和陈抗副教授发表本地和外地就业研究报告时，结论是“过去五年，四分之三的新工作由外地人获得”。
人力部当时驳斥说数据显示“每10个新就业机会，有九个由新加坡人担任”。
两位过后澄清，他们低估了人力部报告资料的局限，而时任人力部代部长的黄永宏医生指出，这不是政府资料不够透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