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预算案的系列措施有助减缓社会不平等问题，但受访学者认为，政府仍须在意识形态上做出改变，才能进一步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实际援助。

社会不平等课题近年来引起学界关注，不少学者吁请政府检讨现有体制，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援助。

去年，南大人文与社科学院副教授和社会学系主任张优远的著作“This Is What Inequality Looks Like”（《原来不平等长这个样子》）出版，进一步推动了舆论界的相关讨论。提升与支援弱势群体的措施，因此成为今年财政预算案的一大重点。

教育部、人力部、国家发展部和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的代表部长，本月5日在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教育部预算开支时，针对社会不平等的提问发表了近一小时的联合回应，阐述教育、住屋、就业，以及社会援助方面的系列援助措施。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兼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李智陞总结时强调：“与其着重于意识形态，政府必须务实地应对不平等问题。”

受访学者认为，政府响应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诉求。然而，若要全面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政府仍得进一步研究症结，并作出意识形态上的改变。

政府回应了不平等和贫穷课题

张优远认为：“政府回应了新加坡人对不平等和贫穷课题的密切关注，我们可以正面看待这一点……要了解这些新措施能否显著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或是成功缓解目前收入和贫富差距的问题，政府和学界还必须追踪、测量并检讨这些措施。”

她建议政府保持开放心态，定期和民众交流，除了讨论个别政策的细节，民众也应该有权共同决定政策所秉持的基本价值观和原则。

“政府必须愿意适时改变策略，并定期检讨政策。应该有适当的机制，让政府听取多元的观点。如此一来，若政策出现反效果或无法有效实行，政府才能及时应对。”

政府正视援助服务碎片化问题

官委议员、新跃社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特斯拉博士（Walter Theseira）指出，学界和社会福利组织都十分关注援助服务碎片化的问题。政府宣布设立社区联系站和试行社区合作联系网，协调不同部门提供的援助，这相信有助简化低收入家庭寻求援助的程序。政府这一方面的努力，值得肯定。

然而，在一些课题上，意识形态和务实方针之间的冲突仍然存在，这也导致一些群体无法进一步获得援助。其中一个例子，便是单亲家庭。

特斯拉解释说，政府目前对“理想家庭”的定义，就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因此只要有家庭不符合“传统家庭结构”，往往就无法获得某些援助。他认为，或许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就是所谓的务实，但对关注这课题的学者来说，这也是拘泥于一种意识形态，“因为目前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可证明，减少对单亲家庭的援助，对鼓励新加坡人组织‘传统定义上的家庭’有显著的效果。”

因此，他吁请政府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并深入地改善体制。

政府有必要明确定义某些概念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黄国和则指出，随着新加坡投入更多资源应对社会不平等，政府也必须为一些概念作出明确的定义。例如，什么才算是“贫穷”和“不平等”、一个人的基本需求是什么，以及政府希望国人达到怎样的“基本生活水平”。

他说：“如果政府把‘为人人创造机会’视为重要目标，那我们就必须设下一套标准，以衡量个别政策是否成功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