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员余国安指出，为重新雇佣年龄设定上限“已逐渐构成问题”，因为国人有能力且愿意工作更多年，即使在67岁之后。

随着国人越来越长寿和健康，而且可在职场工作更多年，因此将重新雇佣年龄顶限设定在67岁，已逐渐对年长员工形成局限。

学者建议，与其由政府出面规定，倒不如将重新雇佣年龄顶限，直接与国人平均预期健康寿命挂钩，以更准确反映年长员工的潜在生产力。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国安和助理研究员黄锐洲上个星期六在《海峡时报》言论版中发表文章，提出上述建议。

我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2岁，重新雇佣年龄顶限是67岁。

余国安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为重新雇佣年龄设定上限“已逐渐构成问题”，因为国人有能力且愿意工作更多年，即使在67岁之后。

他因此建议，重新雇佣年龄顶限应与国人平均预期健康寿命（health-adjusted life expectancy，简称HALE）挂钩，因为HALE代表了人们能够保持健康和生产力的年数，确保雇主和雇员在商讨重新雇佣事宜时，参照的是能更准确反映员工潜在生产力的数据。

根据卫生部2016年的数据，新加坡公民的平均预期健康寿命为男性72岁、女性75.2岁。

余国安强调，HALE并不容易计算，也不会每年公布，因此建议只需每三年检讨一次法定退休年龄和重新雇佣年龄顶限，以跟上HALE的改变。

人力部目前规定重新雇佣合约应为期至少一年。但余国安指出，倘若重新雇佣年龄顶限与HALE挂钩，则会调高至男性72岁、女性75.2岁。

这意味着，员工达到62岁法定退休年龄后，仍可继续为公司服务至少10年。

余国安说：“年长员工必然希望工作前景更确定，因此当局也应鼓励雇主与员工签署更长期的重新雇佣合约。”

余国安和黄锐洲在文章中提出的另一项建议是，提高年长员工的公积金缴交率，以改善他们的退休保障。

目前，年长员工即使继续受雇，雇主的公积金缴交率在员工年满56岁时，会从17％锐减至13％，员工的公积金缴交率同时从20％降至13％。

不过，余国安认为，这对年长员工不利，因为他们继续工作或许是为了给退休生活积攒足够的钱，却反而因公积金缴交率下调，影响其公积金储蓄的增长。

人力部去年5月成立年长员工劳资政工作小组，其职权范围包括检讨公积金缴交率，以及“是否还有必要设定法定退休年龄和规定重新雇佣年龄顶限”等课题。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也将在明天举行“年长员工论坛”，余国安是其中一场分享会的讲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