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庭三司认为，法院准许男同性恋医生领养在美国找代孕生下的亲生男童，虽然会抵触我国反对同性婚姻家庭的公共政策，但三司相信，男医生并非蓄意公然挑战这政策。
一名新加坡籍同性恋男医生在2014年向家事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在领养儿童法令下，正式领养他在美国请代理孕母所生下的亲生儿子，成为男童的合法父亲。由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所委任的领养监护人反对这申请。理由是这项申请违反本地对同性婚姻、代孕和组织家庭的公共政策。
家事法院法官去年底驳回这项申请，并斥责男子在美国做了在本地不被接受的事，过后又以孩子的福利为由，要求法庭裁定此事为合法，“这好比走后门拿到自己要的，再名正言顺地从前门进来。”男子提出上诉。
高庭三司在昨天发表的上诉判词中详细阐明，如何在三思领养裁决时，衡量对本地公共政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三司设立了一个分析框架，作为日后同类案件的参考指标。首先是审案法官必须评断案件所涉及的公共政策是否真的存在，第二步则是权衡不同因素的利弊轻重。
三司分析后认为，在反对代孕的政策立场上，领养监护人并未充分说明本地是否有这样的公共政策。三司说：“由于政府未对这一复杂课题表明明确立场，我们认为法庭不可以也不应该在本案中对代孕政策表态。”三司相信，政府已在仔细研究代孕课题，假以时日将确认其政策立场，以及采取必要的立法与执法行动。
至于组织家庭的政策，三司指出，无论是法律条规或总理和部长的发言，都明显指向本地存在的是支持异性婚姻家庭结构的公共政策，对同性婚姻家庭则普遍持反对立场。法庭倘若准许男医生领养男童，等于是认同男医生企图组织同性婚姻家庭的做法，换句话说，是违反现有的公共政策。
但三司相信，男医生并非蓄意违法或挑战这公共政策。由于各方证据显示领养令将显著提升男童的福利，三司最终决定批准男医生的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