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曼 ngwaimun@sph.com.sg

“要谈刘程强立下的标杆，应聚焦事实，身为工人党党魁，刘程强带领该党，成功让国会同一时候有六名当选的工人党代议士；这相对于惹耶勒南时代，是一大跃进。”

——政治观察家德里克·库尼亚博士

如果说惹耶勒南时代的工人党曾因“为反对而反对”走进死胡同，刘程强则凭着他对温和及理性政治的坚持，留给新加坡的反对党一个可以仿效的竞争模式，开辟了一条新的活路。

不过，受访学者也指出，与其这时候去问“刘式”作风对本地反对党政治有何整体影响，更关键的是，任何反对党下来都要意识到，它们所采用的“竞争模式”最终仍必须获得选民认可；刘程强正是认识到这点，才能在有限的政治发展空间里，找到突破口。

工人党这个本地老牌政党上星期天顺利完成领导层交接。关注该党的人马上就注意到，与刘程强早年鲜明的“愤怒青年”形象相比，刚当上秘书长的41岁律师毕丹星更多给人一种新时代白领阶层的感觉。

一些人也因此不禁会问：这个铁锤党的新一批领导班子里，还能否看到刘程强的影子？刘程强担任秘书长17年，又如何影响本地政治景观？

长期研究工人党发展进程的政治观察家德里克·库尼亚博士（Derek da Cunha）说，刘程强掌舵的这段期间，凸显的更多是一个政党如何去适应选民的要求。例如，在刘程强的领导下，工人党被摆在政治地心引力最强的地方，也因此争取到中间路线选民。

他说：“政党本来就不能要求选民去适应它的作风。这也是刘程强成功的地方，而他也能吸引到一批与他持相同看法的人，加入工人党。”

库尼亚认为，选民的政治诉求短期内不会改变，只有少数国人希望看到政党走极端路线，完全取代人民行动党执政。

2011年全国大选，工人党攻下阿裕尼集选区，被视为是新加坡反对党的重要里程碑。库尼亚分析说，要谈刘程强立下的标杆，应聚焦事实，身为工人党党魁，刘程强带领该党，成功让国会同一时候有六名当选的工人党代议士；这相对于惹耶勒南时代，是一大跃进。

一名曾与刘程强共事的工人党年轻党员受访时也认为，2011年大选工人党采取的战略是“刘式理性政治”各层面的最大体现。那次大选也让选民看到工人党是个有组织、重视领导更新的反对党。

反对党不一定要“很街头”

这名不愿具名的党员指出，在国会，刘程强的作风是“对事不对人”，党员多少感染了刘程强理性辩论的风格；在党内，刘程强则重视共识的建立，也尊重党内民主议事程序。

“这一套思维的成功相信对新加坡的反对党文化有所影响，至少改变人们对于反对党一定要‘很街头’的刻板印象。”

然而，刘程强本身却似乎对工人党打下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会形塑新加坡政党政治方向的说法有所保留。《新加坡通鉴》（Singapore Chronicles）曾引述他的话说，本地政治的发展方向仍要多一两届选举后才能确立下来。

前官委议员楚其菲（Zulkifli Baharudin）认为，工人党仍在发展初期，市镇会管理能力有待观察，再加上暂没有成为替代政府的抱负，现在来衡量刘程强对我国反对党生态的影响，还言之过早。

更何况工人党理念与其他在野党不同。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博士接受本报询问时说，我国目前处在发展与政治改革的关键阶段，“旧时代的政治不可持续”，国家必须更果敢地朝政治开放与民主问责的目标迈进。

新加坡人民党秘书长詹时中，过去在国会也是理性论政，获得朝野认可。詹时中夫人、人民党主席罗文丽代詹时中答复《联合早报》关于我国反对党文化和景观时指出，詹时中在1985年于国会发表言论时，就强调反对党不论政治理念，必须忠于国家，并推动建设性政治。

她说：“不论新加坡未来政治景观如何，这些都是每个政党应坚守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