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党●创党60周年

工人党配合创党60周年庆祝活动，推出新书《与新加坡同行》，讲述工人党1957年创党至今的发展历程，当中也收录了秘书长刘程强、主席林瑞莲与多名党员的访谈内容。

工人党11月10日起至明年2月9日的每个星期五，在位于芽笼路的新总部举办开放日，公众可以在开放日活动上购买这本新书。多家书局即日起也有售卖，售价是30元。

以下是新书节选：

刘程强“忍无可忍”加入工人党

“我加入工人党时是一名老师。我是接受华文教育的，O水准和A水的准英文都考到F9。在那个年代，如果你不会讲英语，你就是受华文教育的。由于英文是行政语言，人们以为受华文教育的人不聪明，因为他们不能用流利的英语沟通。我很清楚许多同龄的人不是不聪明，只是刚好他们读的是华校。就是这样的背景令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们在自己的国家会被视为二等公民？

我是南洋大学最后一批学生。政府当时决定关闭南大，让南大和新加坡大学合并。在那之前的一两年，当时的总理李光耀应历史学会的邀请给本科生发表演讲。我还记得他当时说‘一等大学都在英国，例如剑桥和牛津。新加坡大学是二等，南洋大学是三等’。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被羞辱了。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三等的，只是因为接受华文教育，而无法用流利的英语表达我们的想法……

我成为老师时，（时任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制定分流制度的报告出来了。分流政策令我忍无可忍了。我不忍心到课室里对我的学生说‘你得更用功’，但我知道这个制度将害死他们。以学业成绩来作为衡量学生能力的标准，但许多学生的经济条件不佳，他们没有上补习班，或者他们得打兼职工帮补家用。这太荒唐了……那时真的忍无可忍，就决定加入工人党。”

原本只想当义工

“我只想当义工帮忙。但他们的《铁锤报》华文水平太差了！我是受华文教育的，英语可能不达标，但至少我了解这个语言，知道它的恰当表达和翻译方式。于是我认为自己或许可以在这方面做出一点贡献，把《铁锤报》做得让华文读者更容易阅读。我也在惹耶勒南的接见选民活动上帮忙。他们需要人帮忙翻译，还有处理一些基层事务。”

到后港非因特定选择

“我本来要去樟宜区，对阵（行动党议员）张宗治。为什么？那时候的樟宜区包括四美，当时的四美交通非常不方便，它在新加坡一角，但公共交通很差。张宗治是那里的议员，而且并不受欢迎。我了解居民的想法，我知道这是合适的选区，我对那里并不陌生。樟宜是我的首选，但当时党主席陈民生也要去那里，因为他就住在勿洛蓄水池一带。那怎么办呢？我到处看，然后决定就后港吧！这就是我来到后港的经过，不是出于什么特定的选择。”

下一步是进入可组成潜在替代政府阶段

“我们已成功建立一个人才基础，让党采取下一步，进入下一个组成潜在替代政府的阶段。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党若要成立一个替代政府，首先必须拥有组织能力。你必须拥有以团队为基础的运作模式，一个人们可以运作的体系。这就是基础，而我认为我们具有这样的组织基础，让人们了解运作。我们有扩大规模的潜力，但这也取决于人民的支持程度。除非人民行动党变得腐败，否则我不认为选民要一个替代政府。所以我们最终是否会成为一个替代政府，我不敢肯定。”

林瑞莲写信鼓励刘程强

“2001年大选后，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觉得，如果我们袖手旁观，新加坡反对党的声音将走到尽头……我写了一封信给（刘程强），说些鼓励的话，并附上一张支票。10天后，我们约了见面。虽然我们事先没有讨论（加入工人党），但我见他前还是做了准备，把履历和两张照片放进包包里。”

我们经常意见不合

“我们之间常常意见不合，但这无所谓，因为我们从根本上还是信任对方的，共事也有16年之久了。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曲折起伏……我们会讨论很多很多课题，我从根本上是信任他的。在党内所有人当中，我可以坦诚向他吐露心里最深处、最隐秘的秘密，因为我相信他会守口如瓶。我也相信他从未怀疑我是否对党忠诚。当然，我们有时对一些课题还是有不同的想法，我们会讨论，有时甚至是争辩。但我们的工作关系根本上是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