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莉明之前，从没有女性担任过内政部的政治职务。被询及她如何被“相中”，出任内政部第二部长，杨莉明笑说：“这个问得好，下次你见到总理可帮我问问他。开始时我其实没有意识到内政部从未有过女性担任部长、政务部长和次长等，直到正式宣布时，有人恭喜我，我才意识到。”

访问前一天适逢杨莉明出任内政部第二部长一个月，但她半个月前已在国会通过基础设施保护法案。她在新工作岗位上仍属摸索阶段，却已“发现自己还是蛮喜欢的”。

“为什么呢？因为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关系到人们能不能安心过日常生活。我还是蛮喜欢的。”

说着说着，杨莉明猛然想起与内政部的唯一渊源——她的母亲曾是一名女警，那还是母亲人生里的唯一一份工作。

同时兼任三个政治职务，杨莉明表示科技帮上大忙，让她不需要分身乏术，到不同办事处。“比较困难的是脑袋一直在转，这一刻在想内安有关的问题时，必须抽出足够时间，更深入了解然后提出可行方案；下一刻又要转过来思考跟培训有关的问题。”

近两小时的访问全程都使用流利华语的杨莉明，形容内政部的工作“比较刚性”，而人力部的工作“就很柔”。

“确保基础设施保护法案妥当是很刚性的，而专业人士转业计划（PCP）的设计要适当，这关系到个人如何能够适应新工作、新行业。如果PCP门槛设得太高的话，那是不是能帮助人们成功跨过去？如果不能，就是做得不够好。而总理公署的工作需要不同的态度——鼓励生育、结婚，不是定个法律、设个课程就能解决的，这关系到个人对人生的态度，我们要怎样影响和鼓励他呢？这三份工作都很有趣。”

2006年从政前，杨莉明曾在经济发展局服务10年，也曾在全国职工总会工作五年。“人力部的工作有一种紧迫感。我们要编织就业安全网，如果能够尽快把这样的安全网建立起来，受惠的是你的同胞。我未必认识每个受惠于PCP的人，但可以想象受到经济和科技冲击的人，他们原本得担忧要怎么面对家人，这关系到尊严问题。”

说到此处，杨莉明眼眶泛泪、鼻头泛红，但她没因此停下来，显然不想让情绪干扰思绪。“经过PCP的人，可以想象他们松了一口气，周末跟孩子一起时没有压力，过年过节（对家人）可以有更好的交代。所以你说这工作是否很有意义？”

“帮助企业起到的作用可能更大，企业聘用五六十、一两百人，能转型的话，帮助到人的范围更大。”

“人力部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很抢眼，但是必须做。一步一脚印争取到5000个企业加入精益企业发展计划，要多努力才能达到这成效？”

《2017年人口简报》显示，我国整体生育率持续下滑，从前年的1.24跌至去年的1.20。尽管如此，协助管理人口及人才署的杨莉明强调不会感到消极，而是“以左脑尝试理解问题”。

她说，奖励生育初期起了一定作用，但政府后来发现许多年轻夫妇也重视住房、教育，乃至学前教育。“所以在过去两三年里，总理公署最重要的是协调工作，找国家发展部讨论住房方面能不能再加速（兴建）；学前教育方面，找社会及家庭发展部要求加大力度；瓶颈既然是师资，就找教育部，因而设立学前教育学院。”

“我们还非常关注职场氛围……劳资政伙伴定了灵活工作的标准，打造亲家庭的环境不只是愿景，也要通过务实的办法推动，不是所有工作都能靠法律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