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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丽云

pohlh@sph.com.sg

说到法学教授，一般人会以为，他们是与世隔绝的书虫——要不关在四面书墙的室内，架着厚厚的老花眼镜、驼着背改卷子或找资料，要不就在课堂上神情肃穆，对着法律学生一板一眼的授课。其实，法学教授的生活并非你想象中的悠闲或沉闷无聊。

他们的生活节奏忙碌，讲课之余还得参与多项“课外活动”，有时还出现在最高法院打官司。

本报日前专访三名有识、有才，有魄力的法学教授，谈谈他们为何不甘寂寞，不时到法院去“活动筋骨”，以及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案件。

陈清汉教授：

用最好的方式教学生

我热爱法律，一方面因为父亲是律师，我很早就接触法律，但最大原因是我从小就觉得，法律是助人的工具。通过法律服务帮助他人，给了我最大的满足。

我教书近30年，事前的备课时间远远超过授课的时长。用最好的方式教学生是我的首要任务。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开始在最高法院打官司。因为出庭时间可以预先安排好，所以跟教学并没有冲突。

教学或打官司，哪个比较具挑战性？我得说，是打终审法院的案件，因为竞争对手很强，上诉庭法官也会问各种尖锐问题，非常考脑力。

我觉得，把真实个案注入教学中非常有用。真实个案使法律活灵活现，让学生真实感受到他们所学的法律原则，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

这么多年来，最让我难忘的官司，是一起亲生父母与养父母争男婴的官司。

亲生父母在领养手续还没办好前反悔，要向领养的夫妇索回男婴。可是，与男婴有了感情的养父母拒绝归还。

我代表养父母，以男婴与养父母建立了关系为由，应该留在养父母身边，成功说服法官，赢了官司。但与此同时，我也为亲生父母感到难过。这是少有的案件——没有错的一方。但法律总得决定，哪一个解决方案比较好。

官司完结后的好多年里，我仍不时在想：男婴留在亲生父母身边会不会更好？直到七八年前，我跟那名养母偶遇，她向我道谢后，还让一个17岁的小伙子向我问好。他看起来有教养，而且和‘母亲’关系密切。他，就是那个在庭上被争夺的男婴。

看到他们，我很高兴。虽然还是永远不知道，到底哪个方式对男婴比较好。

另一起是女子的股票交易户头被丈夫用来交易，损失惨重，证券行要没收这对夫妇联名的的婚姻资产。

我代表受到牵连的女子，为她抗辩成功。这判决对他们十分重要，让他们保住了一个家。

这些年来，学生读我打过的案件，有输有赢。只要全力以赴，不作愚蠢的辩论，即使输掉官司，在学生面前，我也不会觉得尴尬。

我两次受委为法庭之友，处理的都是与孩子利益有关的家事案件。作为法庭之友，你不是代表有争议的一方，而是设法给法庭一个客观和独立的见解。

（注：法庭有时会委任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针对一些重要课题提供独立的法律见解。）

教授简介

■陈清汉教授

■52岁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大法律与商务研究中心主席、2001年至2011年担任法学院院长

■高级律师、义正律师事务所（TSMP Law）顾问

■专长：合约、刑事与家事、企业金融、机构与合伙公司

■其他职责：新加坡交易所监管公司主席、职总优儿学府董事部主席、公共会计师监管委员会主席、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制局董事会成员、新加坡跆拳道总会顾问、军事上诉庭成员等

吴亦涵副教授：希望看到

学术和法律实践鸿沟消失

我父母都是华校生，家里多数讲华语。我是上了幼儿园，很迟才学讲英语的。海星小学毕业后，就进入华侨中学。

我个性内向，华中鼓励我放胆尝试，不怕失败。

华中的华文课常有演示，学生得下围棋、学书法，给予我多方面的熏陶。我也参加英文辩论，收获良多。

当年在国大念法律时，我花了好些时间才适应。

当我发现需要从大局考虑法律课题时，这成了读法律的一大转折点。

读法律最关键的是了解法律的目的，以及法律如何帮助别人，其次是明白每个法律原则背后的合理性，而不被理论细节或棘手的论点干扰。

我喜欢教书和做研究。如果全身投入诉讼，就没时间教书，所以选择了学术道路，深入研究一些法律课题。

三年前，从国大过档到新大，我根本没想到会当法学院的院长。我心存感激，也明白其中的挑战。我常腾出时间找教职员和学生聊天，了解他们的期望和期待。为了与学生保持沟通，我当院长后还要继续教书。

从事与法律业有关的工作，有助我的教学。首先，明白了律师面对的课题，我就能量身订做课程，让课程贴近现实。

其次，参与诉讼工作，让我明白未来的律师应掌握什么样的技能。我们在法学院培训律师，磨练他们的分析能力，这无疑是很重要的，但律师也需要其他技能，才能发展得好。

法律对人有深远和真实的影响。所以，法律研究不该与法律的实践和目的脱节。唯有正确地结合学术思想和实践经验，才能期望为法律专业作出最大贡献。

我希望看到学术和法律实践的鸿沟消失进而接轨。学术人员和律师可以互相学习，学者可以从律师身上，掌握到一些及时和实用的前沿课题，而律师可以借助学者的专长，把更具说服力的陈词，提呈法庭或仲裁庭。

唯有沟通和相互学习，这两组人才可以一起为法律的发展和进步作出贡献。

针对目前律师过剩的情况，这是一个不容易或可以即刻解决的问题。

法学院的新生和应届毕业生对这个课题非常关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也印证了重要的一点，也就是法学生必须是为了正确的理由——渴望助人、帮人伸张正义才选择法律的。

新大历来最年轻院长

吴亦涵副教授今年7月1日将出任新大法学院院长，任期五年。年仅35岁的他，成了新大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院长。

他三次受终审法院和高庭委任为“法庭之友”，就一些不寻常或新颖的法律论点，或关系到公共政策的重要课题，提供独立的专业见解，结果三次都赢得最高法院的至高赞赏。

吴教授为人谦虚，什么都能谈，就不谈他代表过的案件，包括康生医疗私人有限公司因错配精子造错胎的上诉案。

由大法官梅达顺领导的五司在这起上诉案中感激吴教授协助，“我们虽没接受他所有陈词，但他纯熟、高超地结合学术和法律实践，展现一个杰出法学家应有的所有特征，我们赞赏他卓越的辩护技巧。

“这并非吴教授首次受委协助而得到最高赞扬，他也曾协助另两起案件，其清晰和简洁的书面和口头陈词皆为典范。”

最高法院发言人说，从2014年至2016年，共10人受委“法庭之友”协助终审法院，其中八人为法学学者。

教授简介

■吴亦涵副教授

■35岁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候任院长（今年7月1日上任）

■立杰律师事务所（Rajah & Tann）客卿学者

■专长：合约、侵权、新加坡法律系统

■其他职责：担任新加坡法律学会多个委员会的职务，包括法律教育、推广新加坡法律、专业事务的成员，以及法律教育学院检讨法律培训架构工委会成员等。

陈汉吾教授：教学和执业

是讲故事的一种操练

我爱听故事。小时候每晚都缠着父亲讲故事。

教学和执业其实是讲故事的一种操练。身为法学讲师，我必须在课堂上把看过的案件判决过程，用有趣的方式，把这些故事呈现出来。

研究、教学和执业这三方面，都让我着迷，使我在充满不同观点的世界中，也能继续沉醉于我所喜爱的故事世界里。

不过，论教学和打官司，是难以比较哪个较有挑战性的，因为两者需要不同的技能。

教学时，你要激发和推动学生。一个好的讲师，必须能够教导他们把复杂的事实和法律原理组织成条理分明的架构。

在法院为案件辩护时，身为律师，你不是想要把该课题的整套法律合理化，而是设法解决手上的某个问题。

我在辩护时的一个信念是提供一个清楚和具说服力的叙述，游说法官赞同。

从这点来说，我的工作是提供第三只眼，看出案件的强弱点。我设法简化案件，突出论据的优势。

自2012年，我到终审法院七次、高庭一次。今年，将代表两起终审法院的案件。我近期也到美国华盛顿法庭，以专家证人身份就新加坡法律提供看法。

去年一起上诉案，最让我有满足感。银行指女子为丈夫的公司贷款签保，要拿走她的房子，但女子通过专家证据，称签名造假，而丈夫伪签，目的是要诋毁她的诚信。

银行则指女子自己蓄意伪签，以便将来可以否认。女子输掉高庭的官司，我帮她上诉时告诉终审法院，本案有复杂婚姻关系的背景，高庭审讯时没有细致考虑这些证据。

我援引了英国的案例及个人银行业务守则，指银行有责任确保担保人获得独立的专业意见。

既然涉案银行没履行义务，有关签名真伪的疑点利益，都应归予女子。

终审法院最终推翻高庭判决，判女子可继续拥有房子，而大法官梅达顺也就妻子为丈夫的生意作担保时，发表银行须遵守的标准作业方式。

女子非常满意和感激，说判决改变了她的一生。

我和清汉一样，打官司时竭尽全力，所以即使输了，在学生面前也不会难堪。我在课堂上所援引的案例，也包括自己输掉的官司。我不会在举例时试图改变什么以肯定自己，学生都明白这点。

教授简介

■陈汉吾教授

■45岁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教授、新大亚洲跨国界商业法律研究中心学术主任

■义正律师事务所顾问兼信托与私人财富部共同主管

■专长：房地产、资本与信托、偿还法

■其他职责：特需信托机构（SNTC）董事、新加坡法律援助局义务助理董事、分层地契局成员、房地产代理理事会执照和执业委员会成员、公共监护人办公室小组成员等。